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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还是自残?—— 十几年前那场外资收购中国骨干企业风潮 ...

2019-3-26 22:0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2015| 评论: 4|原作者: 郭丽岩 路风|来自: 国际经济评论

摘要: 当这场风潮最近成为社会话题时,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出来为此开脱,理由无非是“企业并购是市场行为”、“外商投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外资进入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外资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陈词滥调。
当这场风潮最近成为社会话题时,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出来为此开脱,理由无非是“企业并购是市场行为”、“外商投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外资进入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外资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陈词滥调。但如果稍微观察和分析一下实际发生的案例,就会发现它们处处违反市场规律,个个都是以攫取中国企业的品牌、技术诀窍和市场份额为动机,甚至几乎没有一桩交易是经过中国企业管理层同意的。

十几年前,外资掀起了一个收购中国装备工业排头兵企业的暗流,并在2005年达到高潮。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中国政府从2005年末开始做出反应。据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正在制订对外资收购中国企业的新规定,以加大监管力度。

但是,这股浪潮对其意义的认识仍然存在争议。本文在简单介绍这股浪潮的基础上,指出它所表现出来的几个特点:外资已经收购或企图收购的中国企业大多是近年来业绩良好或充满潜力的骨干企业,而借口国企改制出卖这些企业的主谋是地方政府,同时交易双方所采取的作价方式普遍违反市场规律。

这些特点反映出几个深层次的问题: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开放,外资进入的目的已经从分享市场转向控制市场,并因此而明显改变了技术引进的条件;第二,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存在缺陷,不但二十多年前就确定的“政企分开”的目标仍然没有达到,而且行政干预在产权明晰(政府变成“老板”)的条件下有增无减;

第三,外资获得装备工业骨干国企的管理控制权,这破坏了本土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并将危及国防工业独立自主的研发制造体系;第四,在各地“招商引资”的狂热躁动中,中央政府规划工业发展的执政能力受到严重侵蚀。

从本质上说,这场风潮的发生再次触及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是可以依靠外资来实现,还是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本文的结论是,无论开放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多么重要,实现发展都只能依靠自身能力(包括企业和政府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高,所以任由这股风潮继续下去将严重损害中国的长远利益。

一、收购风潮的基本情况

工程机械是此轮收购风潮的焦点。2004年,山东省与美国卡特比勒公司(简称卡特)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随后将年销售额10亿元的山工机械40%股份以2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卡特。

自强还是自残?——十几年前那场外资收购中国骨干企业风潮

山工机械变成了caterpillar旗下品牌

2005年,在卡特的诱惑下,厦门市政府意图将中国第二大装载机企业厦工拱手出让,但谈判后来在政治风向改变后无果而终。同年,当卡特再次邀约徐州市出让徐工时,徐工吸取前车之鉴、拒绝与其合资,它最终的改制选择是报请出售85%股权给凯雷。凿岩机、农机、化机、煤机等设备行业在2005年前后也相继落难。

2003年,在辽宁省推进国企改革“、靓女先嫁”的政策背景下,沈阳市政府促成沈凿与世界最大凿岩机械商瑞典阿特拉斯公司合资,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凿岩机械和风动工具专业厂从此一分为三、前途叵测。2004年,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的合资使中国失去了惟一一家能够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由原机械部下放给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佳联农机厂)。

自强还是自残?——十几年前那场外资收购中国骨干企业风潮

令人痛心的佳联农机厂

2005年,锦西化机(从原化工部下放辽宁葫芦岛市)被西门子收购,中国失掉化机最核心的透平技术及整机制造和维修全部市场。2006年春,黑龙江省最终卖掉鸡西煤机和佳木斯煤机(原属煤炭部),将中国三分之一的采煤机市场和二分之一的掘进机市场拱手送给毫无开发和生产能力的美国国际煤机公司,直接后果是中国本土永远失去组建综合煤机制造集团的平台。

不仅主机、主设备厂纷纷陷落,关键零部件行业更是命悬一线,其中最棘手的是轴承行业。

2006年6月,世界第二大轴承制造商德国舍弗勒集团与洛阳市签订框架协议,它将以11亿人民币整体收购洛轴除军工等三个分厂外的所有资产(包括LYC品牌)。同时,与洛轴并称“哈瓦洛”的其它两家大型轴承企业哈轴和瓦轴也都在地方政府主持下进行合资磋商。此外,输变电行业的变压器企业也未能幸免。

自强还是自残?——十几年前那场外资收购中国骨干企业风潮

合变在下放给合肥市后,ABB公司终于如愿以偿与它合资并控股,2005年ABB卷资退出导致合变破产。同年,常州市为常变改制进行招标,政府青睐的TMT&D公司、东芝公司曾经是两个最有可能入主常变的卖家,但改制一波三折,国外买家未能如愿,常变由中国西电集团接收。

2005年的确是中国装备工业命运多舛的一年,外资收购的灾难还波及到刀具、齿轮、阀门等配套行业。该年,杭州市萧山区下令让原属机械部的杭齿与德国ZF公司谈判合资,幸亏中央及时叫停,否则中国接近30%的传动市场和东南亚75%的船齿市场连带巨型船用齿轮箱核心技术将被侵夺。

同年,改制中的长阀被长沙市送到德国沃茨公司手中,长阀先后垄断过中国液控阀门和金属弹性硬密封蝶阀市场,它被收购危及本土钢铁、发电、供热、给水企业关键阀门件的供应。同年,美国格里森公司吃掉占有复杂刀具国内市场36%的哈一工,从而,中国丧失了对本土最大精密刀具生产基地的控制权。

二、收购风潮的几个基本特点

这场收购浪潮与此前的外资进入有所不同。过去引进外资,对中国企业而言是想弥补技术和资金之缺;对外国企业而言,是找到进入中国市场之门——双方在中国政府的监护下存在各取所需的合作。中国加入WTO后,许多外国企业原准备在开放的中国市场上大展宏图,但数年下来却发现很难遂愿,主要原因是中国本土企业的顽强成长。于是,把合资变成独资或吞并中国骨干企业就成为目前外资进入的主旋律。恰逢此时,中国地方政府开始加速推进国企改制,跨国公司借此良机纷纷调整对华战略,于是2005年前后的收购风潮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外国企业的“猎物”大多是业绩良好、蒸蒸日上的骨干国企,它们大多是原来中央部属后被下放地方的企业。2005年前后跨国公司蓄谋收购的中国企业都是骨干国企,这些国企利润率逐年攀升、正处于强势增长期,比如锦西化机的透平机械合资前的利润率已经高达30-40%(机械行业利润率平均在5%左右)。

这些国企自主提升技术能力的意识都比较强,一般都是工业标准的参定者,对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负有重要责任。例如,杭齿下辖的船齿研究所制定的巨型船用齿轮箱标准就是全行业遵行的国家标准。

可见,此轮外资收购客观上已经替我们辨识出了中国装备工业的根基、命脉、优势和优良资产。跨国公司选择这类骨干国企作为它们入主中国制造业的踏脚石,完全是为了控制中国市场。以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为例,它作为全球工程机械巨头,对中国政府一直是“温情脉脉”,但对中国本土企业却一直作风强悍,与之“合作”过的中国企业无不对它恨之入骨。由于其产品不适合中国市场,2003年卡特在华业务收入仅为40亿元人民币,不足中国工程机械总产量的1/20,在它全球226.7亿美元销售总额中更显微不足道。

卡特在全球轮式装载机市场一直稳居第一,但在中国却根本没法发挥优势,而柳工、厦工、徐工等中国企业几乎占有装载机100%的市场份额。更令卡特胆寒的是,中国工程机械产品的出口正在迅速上升。

于是卡特开始修改过去的“战略失误”,于2003年开始将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中国市场宣称要投资100亿美元,在十年内“整合”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随后,卡特的中国区技术中心落户徐州,它开始按时间表推进大规模投资,一张连通生产、销售、设计、研发、租赁和品牌管理的业务网络全面铺展。2005年之前卡特在华投资的基本方式是参与国企改制、购买部分国有股,而之后则是全面出击进行收购,瞄准的正是中国工程机械的骨干国企:徐工、厦工、柳工、潍柴动力、上海柴油机厂等等。

第二个特点,卖掉这些中国装备工业排头兵企业的主谋几乎全部是地方政府。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地方政府都是在企业管理层根本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要让它们与跨国公司合资或干脆卖掉,甚至越俎代庖代替企业直接与跨国公司进行商务谈判。地方政府的公开理由是:国企有巨额负债、体制包袱沉重,无法参加技术和市场竞争,只有改制才是出路。

但为什么改制要一卖了之,而且几乎都是贱卖给外国公司?这些装备业骨干国企的确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办社会的辅业),但是作为行业的“脊梁”,它们承载了建国五十余年整整三代人励精图治潜心积累下来的装备研发和制造能力,这是国家、产业和地区发展的宝贵财富而不是什么“包袱”。

纵然是国企,也有能自主创新和不能自主创新之分,许多被贱卖的国企往往是前者,它们与某些“三无(”无技术、无产品、无绩效)的国企有本质的不同。让这些骨干国企的生存完全服从于某个地级市甚至是某个开发区招商引资的“大局”,这种荒诞的逻辑是在贬低国家资产的真实价值。

地方政府的真正动机有三

(1)获取招商引资的政绩。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五百强”进入中国这是招商引资的政绩、改变本地形象提高就业率这是是官员晋升的资本。跨国公司熟悉中国体制,往往通过说服地方政府来攫取利益,这期间官员进行钱权交易、中饱私囊的事件时有发生。

(2)卖掉国企,地方政府还可以推卸掉国企改革的责任。国企债务、身份置换金、主辅分离费用等可以利用外资解决,不用地方财政掏钱。

(3)地方政府还有额外的、连带的收益,它们手中握有许多政策资源,可以通过财税和投资审批权而获得更多实惠。

很多国企收购案都可以证明地方政府真正关心的是土地利益。合资谈判过程中,双方争议最大的往往是土地:跨国公司一般倾向于不用旧厂址,而由政府或中方新建厂房供合资公司租用。显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积极促成合资而获得不斐的地租收入,但是国家和国企就要为此支付代价,因为搬迁老国企优良资产、废弃原厂房和部分大型设备都会导致国有资产损耗。

第三个特点,外资收购骨干国企按照会计账面净值计价,被地方政府当作“贬值商品”廉价处理,这完全违反市场规律。即使硬把企业看作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它也是一件特殊的商品。在当代所谓“知识经济”的时代,一个企业最具价值的往往是无形资产,而不是有形资产,尤其是蒸蒸日上的企业。

近年来,跨国公司不断地在教育中国政府要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从来不尊重中方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方的无形资产。被收购的骨干国企都拥有市场业绩逐年攀升的自主品牌,跨国公司如果得不到或者无法消灭这些品牌就难以控制中国市场。

根据合同,一般合资企业可以在合资期限内免费使用中方的自主品牌,因为中方是“市场换技术”所以拿不到一分一毫的技术提成费。此外,在无形资产中,最宝贵的是包括技术能力在内的组织能力。这些骨干国企都保有积累了近五十年的技术能力,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吸走这些无形资产并未做出任何补偿。问题在于,无形资产是难以准确定价的,特别是因为能力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累,因此当期会计报表上的账面净资产只计算有形资产。

据某财务投资公司专业人士介绍,按照国际惯例的利润核算法是EBITDA估算,它是指息税前利润加上折旧、摊销之后的余额,是衡量一家公司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越大,说明企业业绩越好、价值越大。中外对等的收购和合资谈判应当按照这个估价模型进行以防止按照账面净资产作价的恶意收购。这个国际通行的最起码的市场定价规律,在此轮收购浪潮中被完全违反了,定价之前剥离“不良资产”不幸成为出卖中国企业的一个标准程序。

其实“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后者的生成离不开前者的存在,所以“不良资产”本来就是“精华资产”实际成本的构成部分。把“精华资产”从账面净资产总额中切出来单独定价,就会因为不计算这些资产的实际成本而低估其价值。所谓的“不良资产”其实包含着中国人民几十年的血汗和几代人的奉献,是为中国工业积累出“精华资产”的社会成本。把“精华资产”抽出来贱卖给外国企业,这个丧失了生产力的社会成本仍然要支付。谁来付?

跨国公司当然不付。如果政府支付,最终就是由全体人民来承担;如果政府不付,那么就是由只剩下“不良资产”的企业职工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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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龙翔五洲 2019-3-28 06:07
本文所阐述和揭露的问题,对特色中国的“中帝论”观点是一个冲击。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27 08:34
这种要求政企分开所表现出的离心倾向是对垄断剥削的落后性的反抗。总之,‘政治’的含义和性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完全不同的。顺便说一句,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社会生产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治条件之下。——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27 08:32
‘80年代的国企改革曾经以政企分开为重点,但目前贱卖国企的行为证明,现在制约国企改革的最大因素仍然是政企不分,’

From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8758&page=2>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社会的分配关系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根本。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指导,是确保生产利益的分配符合无产阶级要求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政企分开的。任何提出政企分开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摆脱经济利益的分配要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的限制,是资产阶级的企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政企分开就成了走资派们的利益要求。是剥削者摆脱社会主义分配关系限制的要求。他们提出政企分开就是要摆脱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经济的领导。就是为了全面地实施剥削政策。走资派们提出‘政企分开’就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提倡剥削的政治。可笑的是,到了现在,还存在政企分开的争论,已经不再是上述的原则上的分歧,而成了小资本家们不满和反对垄断的大资本家决定利益分配的口号。他们居然忘了没有这个大资本家哪里会有他们这些小资本家,他们居然忘了垄断剥削的权力正是他们这些小资本家的经营基础。这种要求政企分开所表现出的离心倾向是对垄断剥削 ...
引用 社会主义 2019-3-27 08:30
对于垄断剥削权力而言,利益是重要的,但利益的来源却并不重要——无论是来源于先进的生产方式还是落后的生产方式,无论是来源于手工生产还是机器生产,无论是对国家有利还是对国家不利,无论是所实现的利润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通过生产领域还是通过行政权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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