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萧绍良

　　现代化是全世界都在不断追寻和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而农业现代化当数现代化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现代化。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快速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国政府一直将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追求和奋斗的理想。毛泽东是我国农业集体化现代化进程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因此在我国研究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认真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系统地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可以延展和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也有利于把握我国近现代农业的发展史，更能为建设具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现代化拓宽思路。

一、农业现代化理论形成的紧迫性

　　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新中国来说，一直是非常紧迫的历史任务。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均发源于西方国家，并由他们所创新和主导。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1760-1840年)，标志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电气时代”(1840-1950年)，使得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成为新能源，并促使海陆空交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往来交流更为频繁，并逐渐形成了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更是开创了“信息时代”(1950-至今)，全球信息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确立，人类科学技术文明的发达程度也达到空前的水平。第三次信息革命方兴未艾，正在全球扩展和传播，成为世界竞争和发展的主流。

　　前三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生态成本，急剧地扩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空前的全球能源与资源危机、全球生态与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等多重挑战，由此引发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一系列生产函数发生从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到以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大跃进，并势将广泛普及。21世纪创新发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过去200多年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上，我国曾经先后失去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在前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中国都是边缘化者、落伍者，急剧地衰落，由于错失工业革命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不足1/20。此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一穷二白”极低的发展起点，实行社会主义“赶超”战略，发动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中，我国也仅仅是侥幸赶上了末班车，是个“后来者”。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成功追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ICT以及最新的5G(信息通信技术)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正在成为领先者。我国的量子通讯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头，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如果不是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的前三十年的大跃进，做梦想也不敢想。

　　进入21世纪，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一次与美国、欧盟、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加速信息工业革命的同时，正式发动和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一场全新的绿色革命，它的实质和特征，就是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以历史的视角和工业化的角度观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革命即将来临。中国能赶上这次绿色革命的黎明期、发动期，是不容易的、也是万幸的。2014年4月7日至11日德国举行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厂商参展。中国以近600家参展商规模成为东道主德国以外的最大参展国。在为期五天的展会中，“工业4.0”概念深受到关注。舆论认为，作为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展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对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负责人柯克勒认为，“工业4.0”在本届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已成为核心题目，在未来10年至15年，制造业的综合整合将对全球产业产生巨大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已经为时不远。中国必将一展身手，再做新贡献。

　　工业革命催生现代化，并且由英国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国际现代化竞争日趋激烈。其中，农业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物质基础与文明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承载着人类追求更高理想的希望。毛泽东深知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随后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入研究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正是在国际农业现代化浪潮、前苏联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当时小农经济十分落后的状况等严峻形势下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一)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形成面临的形势

　　从国内来看：政治方面，20 世纪初期，我国主权的完整统一性和内政独立性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威胁，城乡百姓都一直处于多重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状态。无论是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还是我国的内战，都未能给予我国农业现代化成长所需的和平环境，农民自始至终都无法安心务农。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唱响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旋律，确保了工农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其中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行，解放了土地，更解放了生产力。

　　经济方面，1920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仅为 218.9 亿元，其中现代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为 4.87%.到了 1952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也只有 810 亿元，其中现代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到了 26.6%。而在此期间，传统手工业和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还达 80%以上，这些为数不多的工业区域分配还存在着地域上的不均衡。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经济建设的进程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不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毛泽东概括我国当时的状况时就用了“一穷二白”这个词语，表述我国生产力水平不但落后，而且像白纸一张，没有任何基础，很多方面的人均占有量都达不到普通标准。像是汽车、轮船、飞机、工业机械、精密仪器以及国防工业等，基本等于零，呈现我国当时经济建设极为落后的景象。

　　文化方面，我国人口总数在 1949 年时达到了 5.4 亿，其中农村人口为 4.8 亿，工业职工所占比重仅为 0.5%.当时我国农村人口大部分是文盲，城市和乡镇人口的文化素质也极低，学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不足 20%.泱泱文明古国的封建传统和小农意识，禁锢着我国人民的思想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加之新中国成立不久，被帝国主义封锁，缺少与外界的沟通渠道，能够学习并可以借鉴的国家也就当数前苏联一个，我国在文化科技领域显现出无奈的一面。

　　从国际上来看，18 世纪的英国率先吹响了工业革命的号角，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卓越变革，开启了机器替代手工的新时代，大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推动了整个英国的城市化进程。英国随后便开始了势力扩张，不仅向落后国家倾销产品，而且还发动战争掠夺原材料和殖民地，并最终取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从半机械化到主要田间作业机械化，最后实现全盘机械化，繁重的人力劳作逐渐被机械化取而代之。有关经济数据显示，1910 年，美国的农作物收获面积为 19.24 亿亩，拖拉机数量为 0.1 万台，到了 1950 年，美国的农作物收获面积为 20.94 亿亩，拖拉机数量猛增至 154.5万台，农业机械化已达相当高的程度。

　　比邻我国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在美国的扶植下，着力加强经济建设，狠抓农业现代化发展。主要凭借农业科学技技，以改良土壤、精耕细作、选育良种、加大施肥等方法来提高农业品产量。从 1950 至 1970 年，播种面积亩产量已达到700 斤以上，净增量高达 290斤，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前苏联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最好的“盟友”,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便由列宁领导进行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20 世纪 20 年代，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促进社会主义工业的快速发展，前苏联一度牺牲农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1926 年，前苏联突发了极为严重的粮食危机，政府的执政前景被重重阴云所笼罩。1927 年年底，在斯大林领导下，前苏联政府作出决议，尽快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领导地位也因此确立。此后，前苏联的农业发展收获喜人，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机械化劳作，并最终站在了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前沿。

　　毛泽东面对我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积极主张我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效仿前苏联经验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的原则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完全照搬照抄他人的模式，在我国的国情下是行不通的。可以说这一当时的苏联“老大哥”,给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树立了榜样，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给予了失误的教训。

　　(二)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形成的前提

　　1、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的根基

　　毛泽东早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制度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更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其中，农业现代化对我国尤为重要，再考虑到我国近现代的基本国情，想要追赶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并视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创造辉煌的必由之路。虽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将会是艰难曲折的，但为了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理想，他强调必须实行土地改革，进而改革生产关系，逐步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还要改革上层建筑，扫除文盲，教育农民，改造小农意识，代之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才能逐步解放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

　　我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彰显了毛泽东的魄力，更体现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决心。至此，广大农民吃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定心丸，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年代一去不返，合作社取代了零零散散的小生产经营方式，从此我国农村走向富裕的前景一片宽阔。

　　2、相信和依靠人民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动力

　　在革命斗争与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毛泽东坚信人民的力量，认为伟大历史使命的实现，只能相信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工农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政党最为看重和依赖的胜利之本。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毛泽东曾经论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而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之后，毛泽东依旧坚定不移地视人民群众为一切事业取得最终胜利的有力依靠，还强调群众路线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大力发扬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着眼点，深入探究群众运动的发展动力，提出要广泛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点燃群众的政治热情，进而提升群众的政治水平。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次要秉承群众的内心自愿，经过细致深入的工作，人民群众的真切心声才能被感知。想要让人民心悦诚服，自觉提高觉悟，从而迸发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惊人能量，相关方针路线的制定就必须与实际情况以及人民意愿相符。毛泽东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软件基础，不仅包括政治因素，还涵盖思想观念以及文化科学技术等。在指导我国进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不单重视政治因素，而且还极为关注农业科技。为了提升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以及道德意识层次，使我国的科技水平符合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毛泽东提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并且积极进行扫盲。具备相应条件的农村迅速建立起同农业技术有关的学校以及技术站，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的热浪席卷了神州大地。但与此同时，农业科技遭遇瓶颈和领导队伍缺乏管理常识以及经验积累等问题也显现出来。毛泽东及时发现异常并做出调整，倡导将工作重点转向技术革命，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学习科学技术和实际应用，还进一步指出要把相应专业人才充实到农业科研单位，进而实现农业科研水平的全面提升。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广大农民的力量，并且认为扎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先进政治思想以及科学技术的农民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强劲主力军。

　　(三)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借鉴

　　对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以及科学技术，毛泽东一直保持着积极且合理吸纳的态度。他曾说：“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②]由于历史以及地理等各类因素，前苏联是我国建国初期最好的“盟友”与“老大哥”,前苏联的发展方式也自然成为了我国当时的榜样。反观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它是一种以农业增加积累，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进而全力发展工业的模式。全盘集体化是前苏联发展农业的主要策略，为前苏联的工业发展积蓄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好景不长，这种体制的弊端也在苏共二十大后接踵而至，其中我国效仿前苏联模式的不良后果也在“一五计划”的执行期间显露出来。

　　问题的产生是在思想层面对共产党人的一番洗礼，毛泽东在紧要关头极为清醒地认识到，“照搬照抄”是我国建设与发展的死胡同，只有既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又合理整合并找到适合我国发展的策略方法，才是国家自力更生的根本。

二、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毛泽东农业现代化理论，是毛泽东农业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的产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

　　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理论，根源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及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重视农业的理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领导中国革命、领导革命根据地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就一直对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十分关注。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关于“我们的经济政策”的讲话中，就把“发展农业生产”列为“我们经济建设的中心”的第一项。后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的命题。他说：“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③]

　　但在建国初始阶段，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学习了苏联的模式，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到发展重工业方面，结果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失凋，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较快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毛泽东果断地作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决定，要求优先发展农业。

　　在确定如何发展农业以及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认为在中国要进行工业化，是不能抛开农业的社会化的。“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的社会化。”[④]因为发展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城市发展所需要的粮、棉等都要农村提供，工业品也不能无视广阔的农业市场。另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实行的是计划体制，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农业如果仍维持个体所有制的散漫状况，必然会在各个方面产生许多矛盾。因此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向社会化方向迈进。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⑤]在这里，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作为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这种理论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我们面临的是“汪洋大海般”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这种经济规模小、生产水平低，带有很大的脆弱性和自发性，若不及时地加以组织并引导它们走集体化道路，不但农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也会极大地阻碍农业现代化，而且还会产生新的两极分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最近的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天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成富农，许多贫农则因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⑥]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我国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较为普遍。根据河北省11个县的统计，农村买卖土地的情况，1949年是43 850亩，1950年增加到54 494亩，1951年又增加到115 180亩。针对农村中这种两极分化的事实，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⑦]并指出：“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⑧]可以说，在农业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能否实行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其实质是关系到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就其可能性而言，从理论上讲，协作本身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劳动生产力，而农业的现代化也的确需要农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且苏联又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贵经验;从实际来看，当时我国合作化的试点工作也表明，在没有现代化的条件下搞合作化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农业部对华北、东北地区40个县的统计，1951年各社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超过当地互助组的16.4%，超过单干户的39.2%，最多的甚至超过单干户的一倍。客观事实本身证明了“农业合作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合作化也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⑨]。这也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提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把“工业化”的目标逐渐改提为“现代化”。与此相适应，毛泽东也把农业发展的“社会化”目标进一步升华为“现代化”。早在1953年12月，在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已经提出了“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的范畴。正是在此基础上，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口号。毛泽东本人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也正式论述了农业现代化的范畴，并把它列为“四个现代化”中的一个。毛泽东认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⑩]在这里，他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同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应不断地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要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农业应施以科学的管理等等。这些闪烁着真理光芒的新理论，体现了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新路子的可贵探索。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合作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认识历程。这一历程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的规划是相适应的。在20世纪50年代规划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同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等目标，并以合作化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初始步骤。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确立，建设现代化农业的任务便提到议事日程，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也逐步形成。这一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整体理论体系上的战略方针，对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