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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如何全面地否定与修正马克思主义

2019-4-8 21:4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1522| 评论: 0|原作者: 陈学明|来自: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摘要: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提出了全面的修正。这一修正绝非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考察了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系统的否定和修正。 ...

二、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与修正

伯恩施坦看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支点,但要理解剩余价值,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价值。基于这一看法,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人手。

伯恩施坦毫不含糊地指出,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概念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他说道:

【“据马克思说,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的价值在于花费在商品上的按时间衡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在运用这一价值尺度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23]】

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在运用价值尺度时进行了“抽象和还原”:其一,马克思展示出纯粹的交换价值,就是要把个别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抽象掉;其二,马克思在形成一般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概念时,必须把各个劳动种类的特性抽象掉;其三,马克思为了得到作为劳动价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把个别工人在勤勉、能力和装备方面的差别抽象掉;其四,一旦问题涉及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或价格时,马克思还必须把各个商品单位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抽象掉;其五,由此所得到的劳动价值马克思还要求进行一次新抽象。伯恩施坦在列举这一系列的“抽象”之后,就“义正辞严”地指出:

【“这样一来,只要所考察的是个别的商品或商品范畴,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24]】

在伯恩施坦看来,既然在马克思那里价值的概念是一个“纯粹思维的构想”,那么作为直接导源于价值概念的剩余价值概念同样也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他这样提出询问:在价值概念是一个“纯粹思维的构想”的情况下,剩余价值概念成了什么样子呢?他自己回答说: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25]】

我们知道,价值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理论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那里确实是一种“纯粹思维的构想”,但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些概念则成了有着实在内容的科学的概念。但伯恩施坦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这些概念“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也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在论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时,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个现成的答案”,马克思完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那种抽象地论述价值以及劳动价值的做法。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个别商品或商品种类的价值现在成了完全次要的东西,因为商品是按照自己的生产费用——生产成本加利润率——出售的。突出在首位的是社会总生产的价值和这一价值超出工人阶级工资总额的余额,也就是说不是个别的,而是全部的社会剩余价值。”[26]

伯恩施坦着重分析了专门论述利润率的《资本论》第三卷。在他看来,经过恩格斯整理过的《资本论》第三卷,尽管“如此出色地例解了利润率的发生和发展”,但在论述价值问题时,则充分表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却恰恰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明力”[27]。在他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犯的一个原则性错误就是忽视了非生产领域的人对创造利润和剩余价值所做出的贡献。“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形成完全属于生产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生产剩余价值的是工业的雇佣工人”,可实际上,“从事现代经济生活的一切其他分子都是生产辅助人员,举例说,他们作为商品商人、货币商人等等或者作为他们的人员承担起本来属于工业企业的劳动,从而减少了企业的费用,他们就相应地间接促成了剩余价值的提高”。关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人员的限制是没有道理的。伯恩施坦说道:

【“由这些阐述可以明白,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界限是多么狭小。得到阐述的以及其他在这里未作进一步讨论的职能就其本性来说,对于近代的社会制度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的形式能够改变并且无疑将要改变,但是只要人类不分解成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这些职能本身将依旧存在下去。”[28]】

伯恩施坦在这里强调的是,只要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仍然需要这些非直接的生产职能,那么这些非直接的生产人员,包括那些商品商人和货币商人,就会对剩余价值的形成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果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剩余价值的形成完全归结为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就是站不住脚的,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也值得怀疑。

伯恩施坦进而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注重生产领域的劳动者和无视非生产领域的劳动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在理论上所得出的一系列错误结论在某种意义上都导源于此。他这样说道:

【“在这里的对于职能的评价中存在着某种武断,所设想的不再是现存的社会,而是构想出来的一个共同经营的社会。这是价值理论的一切模糊之处的钥匙。价值理论只能根据这一图式来理解。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作为可衡量的量,只有在假定存在着总经济的情况下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没有能做到为他的学说完成十分重要的关于阶级的一章。否则在这一章中就会极其清楚地表明,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不过是同有灵魂的原子一样的思想印象。这一钥匙经马克思的巨匠之手使用,就导致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揭示和说明,而过去从来没有做过与它同样深人、同样合乎逻辑和透辟的揭示和说明。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29]】

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但批评了马克思由于存在着“对于职能评价的武断”,从而所构想出来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而且揭示出这一错误竟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可实际上这一钥匙“从某一点开始”就“失灵了”,更说明了这一错误对马克思的所有学说来说都是致命的错误,也就是说,只要马克思的学生坚持信奉马克思所使用的这把钥匙,那么必将进入死胡同。伯恩施坦还强调,“劳动价值学说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而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价值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正如原子学说不能为一件造型艺术品的美和丑提供规范一样”[30]。伯恩施坦在这里明确地揭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特别是劳动价值学说的最大的要害是马克思竟然运用这一理论作为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竟然把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相提并论。他强调这一学说“不能为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和不正当性提供规范”。这是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的赤裸裸的否定与攻击。

伯恩施坦之所以致力于否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一个直接动机是为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否定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他指出,根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宿命。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必须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只能从活的劳动中抽取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剩余价值只能是依赖剥削劳动者获得的,全部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他要人们做出思考: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吗?他的回答是:“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31]之所以说是“正确的”,主要在于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来看,从总的趋势来看,资本家的利润主要依靠的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之所以又说是“不正确的”,主要理由是即使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马克思严重地忽视了产生利润的其他因素,而这些其他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突出。伯恩施坦指出,那些除劳动力之外产生利润的其他因素,“在马克思那里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虽然偶尔也得到讨论,但是后来在对被确认的事实进行概括和对比时被抛弃了,以致敌对关系的社会影响显得比它的实际情况更为强大和直接”[32]。伯恩施坦在这里强调的是,正是由于马克思忽视了产生利润的除了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因素,从而导致马克思夸大了隐含在利润产生过程中的剥削成分,也夸大了阶级对立。

伯恩施坦在这里要人们注意到股份公司的形成对产生利润的作用。股份公司的形式一方面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又造成有产者人数的增加。这与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完全相反,马克思设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且社会财富也会相对减少。这样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似乎取决于财产的积聚,取决于剩余价值被一个日益缩小的超级资本家集团所吸取,当财富日益集中于人数很少的资本家手中之时,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来到了。可现实情况是,随着股份制这种形式的出现,资本家的人数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也增加了。股份制的出现,仅仅表明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形式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显然与资本家是否继续剥削劳动者没有关系,但利润却显著增加了。这促使人们思考:股份制这种形式本身对创造财富究竟有没有作用。这更促使人们思考:随着股份制的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究竟还有没有前途。

伯恩施坦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存在与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危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伯恩施坦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能消除自身的危机,能不断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事实上恩格斯本人到了晚年也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产生了怀疑。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两个注。他要人们注意,在这两个注中,恩格斯把自从马克思写作的时期以来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由于这一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不断的新的工业国家出来同英国竞争、过剩的欧洲资本投放地区的无限扩展等变化,说成使“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33]的因素。他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已明确地把世界市场的形成等因素视为已经消除或削弱了以前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的策源地。与此同时,伯恩施坦又提出,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问题上立场是模糊的,观点是不彻底的。他抱怨恩格斯在把卡特尔和托拉斯描述成限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的手段并且把保护关税描述成“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34]以后,最后又说:“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因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35]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尽管否定了马克思原来所说的危机,但又提出了会出现新的危机,问题在于,这些新的危机也没有爆发的迹象。他说,在恩格斯做出上述判断以来,“既没有能确认出空前激烈的经济性世界恐慌的征兆,也不能把在这期间出现的营业好转说成是特别短暂的”[36]。

对资本主义危机究竟能否出现问题,伯恩施坦用婉转的语言表述了含义明确的结论:

【“世界市场的巨大的地域扩展同消息传递和运输交通所需时间的异常缩短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抵消各种扰乱的可能性如此增加,欧洲工业国家的大力增加的财富同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以及工业卡特尔的兴起并在一起,是否已经使地方性或局部性扰乱对于一般营业情况的反作用力如此减少,以致至少在较长时期内可以把像从前那种类型的普遍营业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37]】

伯恩施坦在这里不但做出结论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发生普遍性的危机,而且归纳导致资本主义避免遭致危机的主要因素。

伯恩施坦关于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再出现危机的观点遭到了许多左派人士的批评,特别是罗莎•卢森堡更是严厉驳斥了伯恩施坦用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来论证资本主义危机的消除的做法。伯恩施坦则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斥。他认为,罗莎•卢森堡的基本立论是:现代信用制度远不能抵制危机,而恰好是把危机推向绝顶的手段。在他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献略知一二的人看来,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并不是特别新鲜的”,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地表达了今天的情况,或者说这一图景是否也有另外的一面”[38]。他指责罗莎•卢森堡“依靠辩证法的焰火把信用制度作为适应手段的能力说成‘昙花一现’”,只注意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破坏的一面,而无视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力。他分析说,信用制度使投机容易进行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与信用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商业投机“最疯狂的滋长是同资本主义的破晓时期一致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投机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个生产部门作为现代工业的年代愈久,投机的要素就愈加停止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39]。

伯恩施坦还批评罗莎•卢森堡笼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的危机扯在一起。他强调:

【“在一定程度内,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个别工业中的生产过剩还不意味着普遍的危机。”[40]】

他认为,要使个别企业的生产过剩导致普遍的危机,有关的工业就必须是这样:或者是它们作为其他工业的制造品的消费者具有如此的重要意义,以致它们的停顿使其他工业也停顿下来;或者是它们通过货币市场的媒介或通过使一般信用麻痹而夺去其他工业继续生产的资金。当今明摆着的事实是,当资本主义成为富裕的资本主义之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机构愈来愈发达,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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