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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无法躲避的精神狙击战 —— 再续被策划的中国文艺

2019-4-9 01:2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457| 评论: 1|原作者: 边芹|来自: 四月网

摘要: “策划”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由“世界舆论”的漩涡中心(西方几大通讯社、出名报刊等)推出概念(概念的设计并不一定直接来自西媒而时常有更深的幕后策划者),让人看起来只是西方记者的“无心”点拨,实则用意用心极深,然后由里里外外的传媒接力放大,使之成为“话语框架”,而被策划者看上去一切都像自然生成。 ...

(三)

当年国被破,“丹心”还可以留取照“汗青”;当“汗青”都被偷走了,“丹心”何处照耀?

我们可能已阻止不了这场打赢了过半程的精神狙击战,但至少应知历史是如何发生的。

仔细看马悦然的履历,其出身背景是遍寻不着的,他是瑞典裔还是有着瑞典国籍的“国际人”,都无处查询。关于他的身世,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资料里,居然千篇一律只字不见,只有他出生于某地的记录,直接上国外网站查询也是如此,信息控制得很严密。这样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及至政治历史影响甚大的人,中国人居然甘愿囚于这个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信息口袋而无人去探究。

汉学家这营生在西方是一碗颇为特殊的“学术饭”,以中国一百多年在西方被维持的卑贱地位,纯搞汉学的人难有发迹的土壤,要么偏安一隅、籍籍无名,要么就是被“集团”供养,而“供养”是要干活的,说白了就是在文化活掩护下干政治活。这种“供养”关系并不是直接发号施令,而是由研究经费(或别种形式的津贴)——利和媒体推举(或其他形式的奖)——名,这副双夹板暗中指引方向,这条唯一通往名利的路(没有第二条,任何来自非西方范围的奖励都是被排斥的)自会发号施令。的确有一支隐而不露的国际(非局限于本国)势力时刻“关注”(密切监视)着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我在法认识一位英译法文学翻译,她告诉我她的美国之旅让她至今心有余悸。她在那次旅行中护照被偷,补办时FBI找她谈话,说我们知道你参加过某某组织。她听了先是愣住,千追万忆想起来,惊呆了,她很年轻时加入过一个法国共青团外围组织,时过境迁不光自己忘得一干二净,连身边亲人也毫不知情,不想远隔大西洋被调查记录得一清二楚。要不是护照失窃,她可能永远不知秘密档案的存在。而她只是个居家搞搞文字译介也并不出名的文人,更无半点公职在身,也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她从此再未踏足美国。想想看,不过一个共青团外围组织!那些把子女得意洋洋送去的共产党大员,还不知某天会遭遇什么呢。

这种“关注”不到关键时候从不显山露水,其不能越的底线和主线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国家利益和拥戴政府”,这两条线并不是必须的,尤其后一条(全部的迷惑力即来自这里!);而国家利益只在不与“集团”大方向冲突时才得以维护。是悄悄圈划的“大方向”决定暗中分派的名利,且工作做得极其细致隐蔽。比如挑选记者意识形态是头道关,但从不明文规定,而是从平时言行和文字中暗查;挑选重要记者(传媒核心人物)则除此之外还有隐匿的族群、血统关,这些严密控制从来都是秘不外露,不光外部一无所知,就是内部核心圈之外的从业人员也不知情。除了入门关卡,一个记者若半道思想变了不按“大方向”行事(思想不变时是自觉的),极少就事论事地处罚(但对因语言而被选入的外族裔尤其从敌对国招募的从业人员则不讲这份“客气”),而是事后找另外一个理由(人皆有弱点,一但不听话,弱点便会被揭)开掉或令其主动辞职,并以补偿金做封口费,补偿金视名声地位数额不等,电视名主持可以拿到上百万欧元,编辑部主任一级的,一般也能拿到一笔可观金额。由于金额足以保证当事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没有人有勇气拒绝,故失宠者几乎无人自揭内幕。这也拜赐于西方人普遍内忠,分得清个人与大局,得过好处,一般不往喝过的汤里吐口水。何况自揭形同背叛,那就真的断了后路了。发现这一点,非常惊心,他们一直在做教导别人匆做的事,只不过轻柔而隐秘。

分析马悦然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其师高本汉的生涯都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勾联。洛克菲勒基金会钱多得没处去要“慷慨”到遥远的北欧小国资助年轻的马悦然到中国四川研究方言?!不觉得这弯有点绕大了?观察国内媒体不带一丝疑义地热炒这个“生涯起点”,好似这是马-华关系史上的盛事、一桩“伟大”“情事”的开始,我只能仰面问苍天:这到底是天真得可爱还是昏到丢了起码的常识?你看到这种事,才明白当年有人相信亩产过万斤一点不“荒唐”,历史在继续,且本性难移,只不过换了个痴心投射的主子。

“情事”之后,五十年代马悦然成了瑞典官方的驻华官员,也就是说在那个西方联手封堵中国的年代,他是他们“关注”中国文坛艺界最“近”的眼睛。他也真有眼力,在那个一片红、几乎难以找到裂隙的时代,从他如何挑人这一细节,可以略知“集团”翻找裂隙或可能的裂隙有多么精细,长好的缝隙,都能抓到手备用,耐心等待切开的时机。离开中国后,他的生涯很“国际”,这是一般汉学家做不到的。1978年他获“国王奖”,1984年再获“国王奖”,一个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尤其译介红色中国文学的人,在“铁幕”的那边得到那么多来自官方的奖赏,甚为不同寻常,至少我在法国既没见过这么幸运的“汉译者”,也没见过这么国际化的“汉学家”。

我在上文及以前的诸多文章中写过,这类操控没有可能找到白纸黑字的内部文件,局外人一般只能靠推理追寻其轨迹(网线接应的轨迹)和目的地。我们从“国王奖”颁发的时间节点上看,会发现一个“巧合”,不早不晚与中国改开的时间表是同步的——1978年。你要去翻找,这类“巧合”并不是第一桩,也不是最后一桩。戛纳电影节现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这个时间节点登台的,上台即做了一件“大事”:改变电影节的性质,将原本各国自主选片(审美权、道义权在各国自己手中),换成由电影节进入各国挑人选片(一举夺走审美权、道义权)!并且将原来这个重点在欧洲的电影节,转变为一头为好莱坞打擂台、另一头为“帝国”培养“文化叛逆者”的“国际”电影节,其中策动重点移至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1978年之后,先是台湾,后是大陆,最后是香港(安排在97前后,英据时代则从不碰这块殖民地),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将这一地区政权主导或亲中势力主导的原电影业打得七零八落:台湾原国民党政权主导下的电影工业在精密的挑人选点的凿洞之后如大船迅速沉落,审美权悉数落入亲日-亲西势力手中;香港则是美国好莱坞、西方电影节一劫(人才)一捧,两面夹击,分裂切割,百花凋零,还成功将罪名推之于“97”;大陆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学院实际成了他们的人才培养基地和影片生产加工基地,因为人人争先恐后想挤上这辆名利快车,而自己原有的电影奖全都失去影响力。怎么能不失去呢?那边拿个奖一夜之间便成“大师”,这边给个奖至多是个优秀电影工作者。最高荣誉在谁的手里,审美权和道义权就在谁的手里,而审美权和道义权在谁的手里,文人和艺术家就在谁的手里。我们的致命错误就是分不清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科学)不是体育,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足够公正、权威能代替我们自己行使最高评判权。上层建筑脑袋被拧掉,由此可见一斑。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陆角角落落,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更像是意识形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前线”,在中国他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和不知打脸的文化官员拥簇着,像拜祖宗似的。他谈起酒足饭饱(个个想套近乎)的中国之行,眼里透出难以遮掩的轻蔑。又怎么能不让人家产生这样的情绪呢?在他们眼里中国人用“傻”字来形容都嫌太轻。

从这个他们心中有数、我们则没几人看懂的起跑线(1978年)开始,我们沉浸在“冷战”结束的“蜜月”温柔里,他们调兵遣将吹响了“软冷战”的号角。

对马悦然来说,从秘而不宣的号角开始,荣誉纷至踏来,非常像奔向“战场”前的荣誉招募,又似将“战士”送上战车(1985年登诺奖评委宝座)之前的造势。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非常“官方”。我就不懂,我们一心要与官方保持距离的文人们,为什么追捧着这样一个官方人物倒也不亦乐乎?

以我多年观察,“反华”或“对华有使命”的汉学家多有好“命”,财多名大,在世界各地有落脚点(走出一国国界而国际化),受西媒热荐,改开后在中国呼风唤雨,因为他们手中有各种来路可疑的资金或可支配各种奖金(文学、文化奖或奖学金);而做学问不问政事的汉学家很少反华,手上也鲜少诸“金”,他们中多数只有一口薄饭可吃,越对中国友善越被排除于主流舆论之外(这意味着没有发财的机会),如果中国方面不给名给利,那头又拿不到研究经费,有些人连来华旅费都未必轻松拿得出。所以那些飞来飞去,财大气粗、能够决定中国文人在西方的生死、还能为中国“叛逆者”提供饭票的汉学家,会是什么背景,就无须我赘言了。

马悦然掐时正点恰好在1985年获任诺奖评委,难道是北欧小国突然想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已有两千多年文学史的中国有没有够“炸弹奖”资格的文学家?为什么在长达一百多年的颁奖历史上“炸弹文学奖”视我如无物——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钻研到四川方言那么细了吗,偏偏就在中国文学最上不得台面的时候,它却觉得“火候”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到了火候”让这帮《诗经》存在时还在作海盗的维京人觉得时机成熟了?时机也选得太巧了,恰逢中国上层建筑分崩离析(近代以来第一次如此彻底!)、完全失去思想文化坐标之时,那件评委的荣誉战袍堪比一支军团,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中国文坛翻了个底朝天,旧有道德优越感的阶梯一夜崩溃。四年之后就爆发了那起震惊中外的“颜色革命”,而他挑中的人纷纷卷入其中。

(四)

当年国被破,“丹心”还可以留取照“汗青”;当“汗青”都被偷走了,“丹心”何处照耀?

我曾读到美国某基金会的大人物说的一句话,大意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历史之所以然,另外一群人数略多一点的人是奉命执行“之所以然”的任务的,而绝大多数人完全不知所由何来。马悦然是在第一团队还是第二团队?从他扮演的角色看,至少在第二团队。我们这几十年为第二团队的执行者们摆了盛大筵席。

反正中国文坛艺界全都在最后那一大群人里,两眼一抹黑,我就是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已无真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真正的上层建筑不应只是凭着本能趋势逐利的一群,而应知道自己在宏大历史中的角色。我有时看到那群在上层建筑占据要位的大腕为儿女在美国谋得哪怕区区小职员的位置而弹冠相庆(平民百姓因中美汇率之别和生活水平之差为此欣慰我是理解的),便感叹豆腐终归是扶不起的,只须一代他们自己就又落回去了。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也就只配呆在最后那一大群人里,世界正在也将这么为人分等划界,在“集团”的视界里,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就是为他们做工的种族。

同理那些能在西方大学或某些机构以诗名谋得饭票的人,又是什么背景,也无须多说。因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诗人的桂冠已被流行歌星摘走(资本趋利使然),单凭版税,没有活路,除非另谋职业,否则没人会给你发工资。而有一些“集团”相中的能皆负政治使命的诗人却会被爆炒起来——爆炒的手已伸到中国,时常给予响亮的“名声”,甚至“国际名声”。在法国,不被“集团”认可的文学作品,再有才,都不可能走红,更无可能走向“国际”。自“东方阵营”垮台后,为各国文人戏子提供“国际名声”的通道已被“集团”全盘垄断,没有偶然的“彩票”。除了古典音乐、芭蕾这些硬碰硬的技艺,其余被高调相中的人(国与国之间不能提供“长期饭票”的民间文化交流和普通文学译介不在此范围)皆侍政大于侍文,自觉或不自觉地作着“集团隐形卒子”的角色。我们这些局外人识别“集团卒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文化人中识别那些凭几首诗可以吃遍世界的人。简而言之,凡遇到“名声大噪、飞黄腾达的反叛斗士”,你就得打一个问号了。仔细想想,这在逻辑上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事实上在西方真正反“体制”的文化人惨得滴血,时常不光外国人就是本国人都不知他们的存在。对文化人最残酷的惩罚莫过于死后都不让他们存在。

外国人进入西方的上层建筑是见不到真叛逆者的(与西方人一进入中国上层建筑就撞个满怀正相反),这些人早就被暗夺名与利边缘化了。我旅西多年,完全没有语言障碍后,才一点点发现这群人的存在。此处的语言障碍不是日常说、听、读,而是能够深解、进入第二层语义和语境。很多中国人脑瓜灵,攻下语言关后能说会道,但终其一生攻不破我说的第二层语义和语境,因而看起来半个洋人似的,实则自始至终读不透他们,而浮于表面的那个西方。隶属于这一群的作者在中国没有任何译介,中国哪怕是一流翻译家都不知其存在,因为他们在西方普通人的视界里就不存在。大众因为不知其存在,也就不疑其不存在。这类书借或买均暗障重重,一般书店是没有的,没有知情者引路,无处购买。图书馆也自觉不把他们的书放出来,必须事先知其名才能调阅(有人说调阅者会进入某个名单,但我无从证实),说起来是自由的,并没有禁。这种自上而下的自觉一律中国只在毛泽东时代出现过!不过人家是自觉的,我们是压出来的。近代以来,中国也只在毛泽东时代能跟他们叫板,不是偶然的。不转这么一大圈,又看破这一层,又怎能明白这个道理!

有段时间我正在读十九世纪作家雷昂·布鲁瓦的日记(书都又黄又脆不再版了),去看病时便与我那位颇有文学修养的医生聊起该作者(应该承认他们普遍阅读水平高,不似中国有文凭的人多半是技能型的,严格意义上算不上读书人),他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而此作家非等闲之辈在十九世纪曾经相当出名。“体制”能将不利于他们的文人悄无声息地抹去!只须跳掉一代人,后面的人就不知其存在了。所以我说“汗青”若被偷走,“丹心”何处照耀,并不是无根无据的杞人忧天,历史正在发生!

此处的“体制”可不是“官方”,在西方,“官方”是个贬义词,特指民选政府,这个“官方”是被摆在前台的,承担“体制”运转所有的负面不光彩成本,以维护体制本身的稳定、长久。在西方呆久了,脑袋又没被灌满迷魂汤,就会看到所有正面、褒义的词都是给体制的,负面、贬义的词则是留给官方的,越是文化精英越乐此不疲,以显示自己的“独立自由”,其中有人真相信,有人则是心知肚明地表演,就像如今拿着欧美的津贴(以教职、版税或奖金等形式兑现)在中国展示“骨气”的文化人。能赚钞票甚至外币的“骨气”,恐怕需要重新定义。我佩服不怕坐牢、不怕死的思想者(古典时代的英雄),更敬佩那些深知思想恐怕会与身体一块消失的人(当今真正的反叛者),与后者相比,“反一反”就能在西方出书成名坐享荣华的人,不是“戏子”又是什么呢?追随世界最大主子的人,倒说自己多么勇敢,好像老天不长眼似的。世上有这等逆情悖理而又便宜的事吗?!索尔仁尼琴死前曾预言真正的政治异见者已不在“东方”而在西方。

这个“双簧游戏”的目的是掩护躲在民选政府后面真正控制体制的“集团”,所以饭票真实的施主是“集团”。中国文人在西方“偶”遇(只有人家找到你而你是遇不见人家的)的那些以“反叛”“官方”为光环又能名利双收的诗人作家,实则是幕后“集团”的忠实马前卒,尤其那些举着“诗人”招牌,有闲时闲钱到世界各国(有选择的)“搞人权”的“反抗斗士”。那二百多位联名抵制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各国作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再清晰不过的“集团”效力棋子的名单,经营他们的“国际名声”甚至直接供养,就是在这类时刻用在刀刃上的。只有你认识到这类“国际名声”一钱不值,那只打劫他国上层建筑的手就被斩断了。

这四步棋,一步比一步目标明确,从一开始试探地找伤口,到第三、第四步棋已是找准穴点下刀了。第三步挑中的是余华和高行健,第四步是莫言。这后两步我已不想多言,因为离现今更近,信息散布和曝光的也多,有目共睹,且我已在《荒唐的文学“世界奖”》、《伸进文明心脏的手》和《被策划的中国文艺》诸文中论及。何况棋子与棋子也不尽相同,有不知内情被利用的,有追名逐利赶时髦的,有揣摩到意图暗中效力的,有的时候闹翻“流亡”的人未必比里外逢源的人危及根本,这些都留待历史去追讨吧,如果我们还能“保住历史”的话。

余华的《活着》,最早是被西方人抬为“永恒”“杰作”的,西方主流媒体(各国接力)对这部作品的“颂歌”之异口同声,让我想到了“集团”近卫军最擅长的联合围猎,因为他们只有“围猎”时,才会众口一词。我甚至在这些赞词下面,听到那从不说出口的窃喜:这就是所有敢于不顺从我们的国家国民之下场。这支负责为“集团”搭建“虚拟沙龙”的嫡系“军团”传递的“道德优越感”,果然精确地左右了中国上层建筑的好恶。当西媒热捧一位中国作家(不被相中的中国作家从无此“殊荣”,我在哪儿那么久,凤毛麟角的几个被宠幸者都是派什么用场的,一目了然)时,百分百是藏着别的目的的主动策划行为,绝无可能被动地受该作者在中国国内的名声或其文学水平影响。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

这步若在国际象棋上堪比吃掉王后的“七寸”棋,不光正式揭开了“伤痕文学”之第二幕“泛苦痛”,也一举夺取了文艺的最高审美权,并完全彻底地拿走了已经所剩不多的道义权。道义权全盘失手的标志就是“泛苦痛”。什么样的权势能一句话就为他国文学作品设立“永恒”与否的标准?!那是昔日皇帝都办不到的。先不论该作在文学上究竟有多大价值,就看事实本身:一个粗通文字的人,就凭编了个“人活不出人样”的故事便从西方得到滚滚财源和赞誉,你如果不人云亦云而是动动自己生锈的脑子,难道不会从内心深处发出一个疑问:何来如此“彩票”?近代以来多少文人墨客、文采风骚面对如此“赌局”尽为“输家”,这是谁家的“轮盘大赌”?那个至今暗中资助屠杀我们的恐怖分子、挑动所有与我们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推助所有分裂这个国家的势力、联手对中国技术封锁、买我们的廉价商品赚了大头还要忿忿然的西方为什么一反常态这么“慷慨”?我们可以缺心少眼,但至少别忘了常识和逻辑。至于写出“永恒”作品的余为什么倒让第三步棋的另一枚棋子高行健捷足先登得了“炸弹奖”,马悦然绝不会吐出真正的缘由。

这世界哪一国的统治阶级会傻到让一群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以如此规模和荣耀直入文坛(一如直入统治阶层)?任何一个社会集中到这样一群人的笔下,情景都不堪设想,因为太容易被暗势力操纵了。这种“丑陋”与过往文学传递的精神苦痛有一本质差别,就是没有尊严底线。民国时的作家,即便刻薄如鲁迅,笔下也构画不出如此卑劣的世界!事实上是“宠儿”们阳奉阴违背弃得比谁都快,因为缺乏自我意识和尊严。西方社会深明此一点,故在自家坚决不做或尽量少做的事,在中国却故意反着说反着做,拚命提升这类作者和作品的道德优越感。我们在前面说过,“话语框架”与“道德优越感”结合起来,就等于文艺创作的灵魂。而这外推内接的“灵魂”掀动了多少趋炎附势的模仿者。我们从第一步棋再去看后几步棋,怎样的自我意识和尊严的下坠!

从前三十年不切实际的歌颂底层到如今同样不切实际的“窥陋癖”,弯子不可谓不大,能这么转弯的文人若有一天风向变了,再变回去也同样麻利,总是最赶时髦的人丢弃得最快。其实从另一角度看,前后又是一脉相承的。从必要的反思历史的“伤痕”作品滑到丑与恶的竞赛(以其全面性和极端性而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自我批评和解剖),恐怕任何一个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点怜惜、对这个文明还有一点点责任感、对身为中国人还有一点点尊严感的文化人,都应感到惊心和揪心。

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很不幸的国家,因为她从没有摆脱被外部强权欺凌、颠覆、肢解、分裂的危险,且这个噩运还远远没有完结。从国之命运的角度,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是苦痛的,他既要经受长期的战乱和匮乏,又要忍受反抗到最后自身内部为净化躯体而陷入的疯狂,因为悲剧的原点是上层建筑从一开始就处于分裂状态,再也找不回统一意识形态。旧的统一意识形态被泼脏水泼掉了,新的外来的主义又打得不可开交,这是外强一定要尽力维持和经营下去的,各路人马都在寻找和制造着裂隙,他们只允许“上等国”(世上一小撮)拥有统一上层建筑。由此我们天然就没有“上等国之上等国民”的洒脱,没法随心所欲地里外逢源,而总是被推到必须选择的历史悬崖上。改开三十年,似乎扭转了霉运,由于来自外强的欺辱、颠覆、肢解、分裂由明转暗,上层建筑便以为可以放心里外通吃了。不幸的是,像中国这样肩担自有文明的大国,在外强虎视眈眈的世界,只有一种情况下上层建筑可以放心里外通吃,那就是卖了这个国家的时候。一百多年来此一大方向和其逻辑并没有根本改变,变掉的只是包裹其外的花絮。世界上没有一国,哪怕是人们以为“自由”无比的西方,会允许其上层建筑如斯背离还沉浸在被暗中构陷她的人接纳的荣耀中。

近来常作梦,我梦见在这场不见硝烟的精神大战中,这国抓住万分之一的契机转败为胜,收复“河山”——“待重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阕”。由于北方没有地理的天然屏障护卫,我们在历史上一再陷于异族征服、多次落入亡国逆境,每一次大变故,死掉的都是忠诚无私的人,混凝土都被掺了大量沙子,这就是这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之由来。几番数次地逆向淘汰,这国没有因此消亡,说明华夏文明的基因里过个几百年又浮出了他的创世者的优质血统。由此,这三十年的精神败亡,在华夏悠远的历史上,不过是又一次大浪淘沙,卷走浮沙草屑。在这无国界的精神战场上,“河山”的意义是将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让文天祥的丹心不再付诸东流。

【本文原载“四月网”,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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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去伪存真 2019-4-9 06:40
边芹犀利!中帝论在美国原产地的最早悄然出笼,而后在中国左翼思想圈的被炒热,何尝不是大布局中的一个小布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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