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内部首先起来向马克思主义发难并随后成为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的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伯恩施坦尽管早年就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十分鲜明。例如，他曾经提出“合并就是一切”，要党放弃原则，向拉萨尔派妥协，并对杜林的思想表示赞赏。他还曾经和赫伯格、施拉姆组成所谓“苏黎世三人集团”，宣扬“走合作的即改良的道路”。当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到了“三人集团”的活动后，马上发表“公开信”对其提出了措辞极其激烈的批评。
但就是这样一个伯恩施坦，在党内的地位却不断上升，在由恩格斯直接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担任了长达10年之久的该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赢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声誉。他还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这样一个伯恩施坦，恩格斯刚逝世马上就跳出来，以最公开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伯恩施坦的这一段历史？伯恩施坦自己声明，他在恩格斯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突然发生变化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思想史文选：伯恩施坦卷》第109—110页，本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把伯恩施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马上跳出来向马克思主义发难与挑战看成是他的突然的冲动确实很难自圆其说，而伯恩施坦强调这并不是自己心血来潮而是讲了实话。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了伯恩施坦的这一说法，那么围绕着恩格斯与伯恩施坦的关系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搞清楚，即，既然伯恩施坦在事实上一直坚守自己的立场，那么恩格斯在去世前几年为什么如此的信任伯恩施坦？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里可供参考的答案只有两种。
其一，伯恩施坦的立场没有变化，但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观点在后期却有了改变，正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恩格斯在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从科学社会主义者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这就使得恩格斯的观点与伯恩施坦的立场一致起来。伯恩施坦本人曾经指责他人“无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于他们的前期著作所做的更正”(第22页)，在他看来，他与其他人的区别之处在于他正视了这种“更正”。如果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更正”，那么伯恩施坦追随对前期理论做出了“更正”以后的恩格斯以及“更正”以后的恩格斯信任伯恩施坦就变成了非常自然的事。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出于对新形势的判断，全面、公开地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替代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能说是对恩格斯的反叛，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这是在执行恩格斯的“遗嘱”。
其二，尽管伯恩施坦事实上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他一度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了，起码有所收敛。1880年，当“三人集团”的活动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以后，他在倍倍尔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伦敦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错，获得了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谅解，后来甚至得到了恩格斯的赏识。而当恩格斯逝世，伯恩施坦自认为从此可以不受这位导师的监督了，把自己的观点公开亮出来的机会来到了。
事实上，认为恩格斯后期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确实在后期曾对自己以前的理论做出了新的发展，乃至有所修正，但这绝不是从共产主义者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仍然坚守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导师、共产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他们从未“拿原则做交易”。恩格斯即使在晚年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写稿，也“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正因为如此，可以断定上述第一个答案是错误的。
而第二个答案，即认为是伯恩施坦采取了欺骗的手段才取得了恩格斯的信任，才使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地位得以不断上升，则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对伯恩施坦的认识和研究是否就可以停留在给他戴上“阴谋家”、“修正主义头子”的帽子，咒骂他几声就了事了呢？肯定不能如此。正如列宁所指出的，19世纪末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1]。千万不能把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指责与修正仅仅看成是伯恩施坦的个人行为，而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事实上，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与修正，是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相对繁荣密切相关的。这样，我们今天在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主题下研究伯恩施坦，应把重心放在探时当时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和相对繁荣的客观现实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什么样的挑战，伯恩施坦是如何对这种挑战做出回答的，他的这种回答为什么会走上从根本上否定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从中应当吸取怎样的教训。历史常常会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当今资本主义再度处于和平发展与相对繁荣的阶段，而当年伯恩施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情景又在我们面前不时地呈现。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正确的思路和方法重新研究伯恩施坦是多么具有现实意义！
人们往往把伯恩施坦于1899年3月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看做是他修正主义的代表作，从而研究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主要局限于研究这一著作。但实际上，在这一著作发表前几年，即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896年至1898年间，他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文章。正是在这些文章中，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质疑，也就是说，开始展开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因此，当今人们研究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路径，应当从探讨这些文章入手。
一
历史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确实呈相对稳定和不断发展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伯恩施坦要求人们正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无可非议；即使提出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这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于，他借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根本上否认资本主义矛盾的存在，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要去抵制资本主义统治者把这一制度推及全球的殖民企图。也就是说，不再与资本主义作对，而是完全“顺着资本主义”，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风马牛不相及了。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恩格斯逝世以后的第二年，即1896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描述：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可能不久就会发生危机。因此，大会要求各国工人学会管理生产，以便作为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能够为公共福利而接管生产。伯恩施坦对这次代表大会“一股脑儿”地通过这样的条款十分不满。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指“现代社会已经屡次遭遇的普通的营业危机”，而是指“真正的、巨大的世界性危机”，不是指“哪几家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全盘崩溃”。他这样说道：
【“按照这种看法，迟早将有一场来势猛烈、规模巨大的营业危机通过它所造成的贫困激起人们猛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感情，促使人民群众深信在这种制度统治下不可能为了公共福利来管理现存的生产力，因而针对着这个制度的运动就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它的压力下，这种制度本身将不可收拾地崩溃。换句话说，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经济危机将扩展成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结果将是无产阶级作为当时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而掌握政治统治，在这个阶级统治下将按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改造。”(第68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1896年的伦敦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对当时的形势所作的这种判断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巨大经济危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并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也并没有激发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感情，无产阶级更没有作为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治统治从而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既然如此，也就没有理由指责伯恩施坦对这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不满。
伯恩施坦认为，这一决议是那些“指望通过较大的总崩溃来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把这种总崩溃看成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基本先决条件的人”炮制出来的。他把这些人称为“教条的革命主义者”，并认为“教条的革命主义者”与“反动的极端派的教条主义者”一样保守，两者都同样地“死不肯承认违反他们的‘原理’的那些发展”。他强调，社会主义者在制定自己的战略与策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况：其一是考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势的实情；其二是充分考虑人们对这种社会状况的认识程度。他说：
【“这两种因素都在变化着，在讨论策略问题时对于这两方面的变化都要考虑。这话听起来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多半是老生常谈，但是实际上我们发觉人们常常无视这一规则。”】
伯恩施坦愤怒地把这些“教条的革命主义者”比喻为“迷恋革命的唐·吉诃德”，指责这些人“永远不敢承认在其前提上有任何重大改变”，“胆战心惊地回避一件事：实事求是地去探究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和连带关系”(第67页)。既然伦敦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这一决议是建立在无视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基础之上的，那么他对做出这一决议的人加以批评，甚至把他们称为“教条的革命主义者”、“迷恋革命的唐·吉诃德”也未尝不可。他在对这些人提出批评的基础上，进而要求人们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实事求是地去探讨这些事实本身”，“去寻求在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第66页)，这确实谈不上是大谬不然，逾规越矩。
关键在于，他在所谓“面对事实本身”时却背离了资本主义尽管在当下还在发展，甚至还出现繁荣，但资本主义自身仍然存在着矛盾，从而必然走向灭亡这一事实。他抓住资本主义表面繁荣、暂时发展这一点大做文章，把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说成是资本主义根本的内在矛盾的消除，把资本主义暂时的发展说成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的改变。他指出，在这些“教条的革命主义者”脑海里，当今的资本主义是这个样子的：企业在逐步集中；为工资而劳动的各阶级在增长；这些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对立在加剧；竞争的强制性在增强；经济变动对各党派的政治面貌乃至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在扩大。而实际上，上述所有这些现象都没有出现，这一些仅仅是存在于“教条的革命主义者”脑海中的虚假的幻想。伯恩施坦力图通过列举事实来说明这一点。他所看到的事实是：
【“第一，现代社会中营业种类不断地在增加；第二，今天的工业界的适应能力和活动性正在增长。”(第74页)】
他还提醒人们注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流行信用制度，以及交通在一天天扩展和便利起来。他强调，不能把所有这些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表面现象，它们与生产技术一样对当代资本主义具有重大的作用，是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因素”(第74页)。
那么，这种“根本意义”究竟何在呢？在伯恩施坦看来，就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变表明，原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辩护的纪念性作品”中对资本主义所做出的“预言”与现实“相去甚远”(第75页)。只有极个别的事例还能“用科学的方式”证明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就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而言，已证明不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还这样说道，本来自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会灭亡的预言“抱有一种异教徒式的敬畏”，但是，“在资本财富大幅度增长下的现代信用的灵活性、交通机构的各个部门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工业家组织的扩展”，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人们“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导的那种冥想”(第76页)。他提出，恩格斯曾说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卡特尔、托拉斯这些因素都包含着“未来的更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胚芽”[2]，但实际上这些因素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非但不包含着危机，反而已具有“适应能力”，从而不可能再遭遇“像以前的那种普遍危机”(第75页)。
伯恩施坦直言不讳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不要说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出现，就是在将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会产生。原因很简单，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这种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其自身的基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而既然这种矛盾永久地消失了，由这种矛盾所引起的危机也就永远不会再纠缠这个社会。他说：
【“可能有人回答说，我们说到当前社会的崩溃时，所指的不止是一次普遍的并且比以前更加猛烈的营业危机，也就是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溃。但是这个观念是彻头彻尾模糊不清的观念。”(第77—78页)】
伯恩施坦在这里提出的观点说明他确实是把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和崩溃的否定，与对整个资本主义矛盾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他所要否定的不仅是资本主义会面临崩溃这一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所做出的判断，而且还有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结论。
基于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认识，伯恩施坦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对这一制度的对立与反抗。他说：
【“社会民主党所应当做的，而且今后长期所应当做的，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第79—80页)】
具体地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充其量就是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范围内，训练工人阶级如何运用民主。伯恩施坦提出，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推行殖民沙文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能加以反对而应给予支持。他这样做时虽然是以“正视现实”为名，然而他实际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引上一条成为资本主义帮凶之路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了。他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反对殖民沙文主义这一问题上千万不可以“把任何民族权利的主张和珍视、任何民族意识都不加区别地当成沙文主义而加以摒弃”；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那些“未开化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之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给予支持而不应加以反抗，反抗是“不合宜的”(第80页)。他同样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任何企图都不能做出任何“原则性的反对”，反对是一种“空想”(第80页)。连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推行殖民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能加以反对而只能当帮凶，伯恩施坦究竟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引向何处去，这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伯恩施坦在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与斗争之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逻辑”：在当今的形势下，支持资本主义就是在实现社会主义。他知道面对他对资本主义只能支持而不能加以反抗的主张，人们一定会提出：既然资本主义如此美好，既然人们必须拥护资本主义，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或者说，是不是可以“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延期到世界的末日”？对此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严格执行共产主义的规则的社会，那么这种社会“相当遥远”，但假如把社会主义理解成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实现的”，那么就可以把现在所做的一切，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拥护和支持，都当作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第79页)。伯恩施坦在这里提出了这样一句至理名言：
【“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第80页)】
也就是说，在伯恩施坦看来，只要社会走向富裕，而不管这种富裕首先是哪些人富裕，不管在少数人富裕的同时多数人是不是仍然生活在相当贫困之中，不管这种富裕是怎么得来的和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不管这种富裕能不能持久和对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富裕就是社会主义。他自诩自己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这就是：
【“现在这一代人已经会看到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即使不是按照专利的形式，但是在实质上毕竟是实现了的。”(第79页)】
他的这种所谓的“信念”来自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特定的理解。他甚至提出社会主义不在于所有制的变化，即不在于实施“国有化”，只要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有一部好的“工厂法”就是社会主义。他说：
【“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第79页)】
他还提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社会义务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相应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的责任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权的扩展，市镇、县和省内的民主自治的建立以及这些团体的职能的扩大”(第79页)，就是在搞社会主义了，就是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我们在这里看到，伯恩施坦为了使他这种在“面对事实本身”的幌子下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反抗的要求更具有鼓动性和迷惑性，竟然公开曲解社会主义，混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