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曹禺先生的《雷雨》成为热搜词,很多读者在中学课本上就认识了周朴园一家,却发现最新的剧本里少了一个重要人物:

​工人领袖鲁大海缺席《雷雨》 原作者曹禺授权开除?-激流网

简单查了一下,诸多订票网站都有新剧的详细介绍,倒也不讳言修改原因:

目前这一版本 ,则是导演刘兵先生根据当今的时代精神和审美需求重新改编后的崭新呈现。

让老一代戏剧观众在重温经典的同时, 发现原著作中穿越时代的情感与意蕴。

在戏份取舍上,刘兵导演的新版《雷雨》对原剧结构进行了大胆而巧妙的调整,将原著中的鲁大海这条人物线索以及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斗争情节全部删除,化繁为简使整个剧目显得更加轻巧、集中,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

导演把剧中两个最为纯粹、干净、圣洁、善良的理想化人物四凤和周冲,作为全剧的首尾呼应,平衡了原剧中无处不在的闭闷与绝望气息,就像沉闷的雷雨之夜偶然吹过的一缕清风,让观众透一口气领悟到对纯真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憧憬 ,是我们挣脱"狭之笼" 的可能途径。

​工人领袖鲁大海缺席《雷雨》 原作者曹禺授权开除?-激流网

里面最亮的一句是:“凸显了曹禺先生的整体立意”。可是曹老先生逝世于1996年,修改者如何揣度原作者的心思?

1事出有因

对于“原作者授权”问题,修改方的确有一番说辞,这次引发争议的《雷雨》版本也不是第一次上演。早在2006年,这部《雷雨》已经将鲁大海这条人物线索全部删掉。当时的报道中对此做过解释——这让年轻的观众更易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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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修改的原因,有人翻出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回忆:

最让我为难的是要就删掉鲁大海这个人物征得曹禺先生的同意,这关系到我对未来演出的整体解释和整体处理,但这毕竟是在大师的传世名篇上动土,而且动得还不小。当我吞吞吐吐地说出我的想法时,曹禺先生竟然没有意外之感:“我在《雷雨》里写一个鲁大海就是为了要进步一点,要革命一点,其实我哪里知道什么工人啊!所以在整个戏里这个人物最嫩,最不成熟,删掉他很好,很大胆,我赞同。不过有些人的脑袋瓜子可不像你我这么想,将来有批评骂你,你要沉得住气,就说当时你和作家商量好的,作家同意的,就拿我来当挡箭牌。”

……

此时曹禺谈兴正浓,就像在课堂上一样对我娓娓道来:“删掉鲁大海,罢工这条线就没有了,这很好,道理就是罢工这个内容跟整个戏是不大谐调的,你细想一想他就不那么谐调,其他的冲突都和这个没什么大关系,把这条线抽掉,对剧本没有伤筋动骨的影响。这样我觉得有味道点了,你说要有诗意,这也就容易出了。我由此有一个想法就是年轻人还是行啊,年轻人就是这点好,有新路子,敢于创新。”

自述者是现中国剧协副主席、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博的王晓鹰,同行的还有他的博士生导师徐晓钟、时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石维坚等人。

徐晓钟甚至还在人民日报上做过旁证:

1993年2月我带着博士生王晓鹰去看曹禺同志,晓鹰正在准备排演《雷雨》,他打算删去鲁大海这个人物,忐忑不安地想征求曹禺同志的意见。晓鹰结结巴巴不无紧张地说:“我有一个斗胆的想法,想把鲁大海删掉……”曹禺同志先是一愣,然后兴奋地说:“删掉,好,赞同!”他大笑地说:“我告诉你,有些人的脑袋瓜子可不像你我这么想,你删掉后会有人批评你、骂你,你要沉住气。你可以说‘当时我和作家商量过,作家同意了’,你可拿我做挡箭牌。好,我同意了!”(《人民日报》1997年3月19日第12版  )

曹禺女儿万方的回忆没有那么丰富,但至少说明曹禺是赞同的:

及至曹禺的晚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王晓鹰在人的引见下找到了北京医院,提出想要重排《雷雨》。这个年轻人有个大胆的设想,要把鲁大海这个角色拿掉。“我爸爸一听,马上说‘好呀’。我当时在场,想这多少实现了他未了却的夙愿,有种自我否定的快感。”(《我的父亲曹禺》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26期)

这个删掉鲁大海的版本1993年就上演了,曹禺还亲自观看过首演,给出了赞许的评价。

所以,最近为新版雷雨辩解的文章敢于声称这才是作者本意,字里行间还总要暗示曹禺当年增加罢工情节是被时代“裹挟”的结果,当代的修改则被赋予“拨乱反正”的意义。

2让曹禺多说几句

然而,曹禺活了86岁,留下的言论不少,抓住他老人家去世前3年的一句“好呀”当凭据,就说这是作者本意,证据链还是太弱了一点,最好还是看看曹禺这一生对自己的代表作都说过什么话。

《雷雨》剧本首次发表于在1934年第1卷第3期的《文学季刊》,首次演出则由中华话剧同好会1935年4月在东京完成。演出前,导演吴天、杜宜等人写信给曹禺,说因为太长把序幕和尾声删去了。曹禺为此回信,信件后以《< 雷雨> 的写作》为题发表在《杂文》月刊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谈《雷雨》创作。

​工人领袖鲁大海缺席《雷雨》 原作者曹禺授权开除?-激流网

曹禺说: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 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 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因为几时曾有人说“我要写一首问题诗”,因为这是诗,我可以随便应用我的幻想, 因为同时又是剧的形式, 所以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把这件事推翻, 到非常辽远的时候, 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 听故事似的, 来看我这个剧, 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

曹禺认为《雷雨》虽然涉及到了像工人罢工之类的社会问题, 但并非社会问题剧。从另一个角度看,“罢工”情节被特意拿出来说,似乎也不是想删就删的枝节内容。

1936年1月《雷雨》单行本出版, 曹禺写了序言。明确指出剧本的总色调是表达全社会(阶层)的绝望:

《雷雨》所显示的, 并不是因果, 并不是报应, 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篇戏…… 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

在《雷雨》里, 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 落在里面, 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但《雷雨》一登舞台,客观效果与作者的主观意图出现了偏差。观众、导演、演员、评论家几乎都把它当作社会问题剧。《杂文》在刊登《< 雷雨> 的写作》时,编者按说“就这回东京演出情形上看,观众的印象却似乎完全与作者的本意相距太远了。我们从演出上所感觉到的,是对于现实的一个极好的暴露,对于没落者一个极好的讽刺。”

之后,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文都把《雷雨》定义为社会剧,鲁迅把曹禺列为左翼作家,并因此对曹禺及《雷雨》给予较高评价。

面对一片赞扬,曹禺老老实实地说:

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雄自己的见地, 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慈,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而当许多人认为《雷雨》的主题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时,曹禺表示对这种观点可以追认——文学界当着原作者的面做阅读理解,被认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