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海权

（三）世界军事变革与中国海军跨越式发展战略

海军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权必须依托的军种，这正如sea right必须以 sea power为依托一样，但它却不是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全部。战略力量，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是对敌方具有总体打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因此中国的海上战略力量就不应当是海军单一兵种的事，它应当是随世界军事技术变革而发展的国家防务力量的总体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军更多地只是陆军的配合军种，陆军是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已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家战略力量更多地通过海军表现。航空母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最具海上作战力的战舰，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首次明确地打破兵种界限，将战船变革为集陆海空战斗力为一体的立体作战平台。这时表现于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已不再只是海军舰艇的单一战斗力，而是一种集陆、海、空、电子通讯等军种为一体，并通过航空母舰这一巨型作战平台在海上机动发挥的新型战略力量。航空母舰及其航空母舰作战体系所表现出的战争力量已不再仅是海军的，而是国家的战略力量。[17]

“海军一向是最新技术成就的集中点，对技术的发展和变化非常敏感。”[18]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卫星技术及由此带动的空中预警技术、导弹定点精确打击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技术含量及其有机合成水平大大提升：它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由飞机、潜艇、海上航空母舰火力打击力量共同担负的小立体战争提升到由外层空间的卫星侦察技术、低层空间预警技术、到深海[19]的潜艇、声纳技术配合陆海定点精确导弹打击的大纵深和大立体战争；这时海上作战已远非海军一个兵种得以完成的事，而是国家核心技术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总体作战力量的综合表现。[20]随外空卫星信息技术的出现及深海技术的进步，大立体作战模式日渐替代集中于航空母舰平台上的小立体作战模式，以至如没有外空信息技术和深海潜艇配合，航空母舰，不管其技术含量如何，充其量也“只不过能起到浮动棺材的作用”[21]，而不能形成有效的作战力量。目前，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出航，除外空卫星定位、空中预警和海面其他舰群护卫之外，还有庞大的水下潜艇群护航。而与此相比，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尽管“辽宁”号航空母舰已投入使用，在外空卫星技术和深海探测技术方面也有相当的发展——还有较大的距离。从这个意义上看，近期中国海上安全风险大，未来中国海军建设任务将更加繁重。正因此，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于海军建设就是中国海权理论和实践应当考虑的课题。

地区格局与国际格局一样，没有大国间的军事较劲则不能确立；而打破大国力量均衡的往往不在于军事量的竞赛，而在于质的突破。

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上述军事革命，也使各国的国防军事力量配置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重要特点在于，大立体战争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家军事力量由分布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以陆军为主体的军团作战力量，组合转变为分布于海外针对不同对手的作战力量的有机合成。国家作战力量的配置已不再基于地区，而是基于任务。任务决定作战力量的使用与组合，这是开始于20世纪末并必将主导21世纪的大国国防结构调整方向的重要特点。21世纪的国防力量将不再是一块块横摆在平面并需最高首长亲自拼接的板材，而是一个根椐不同作战任务而任意组合的“作战魔方”，而构成这个“作战魔方”的材料已不是传统的陆海空三军军种的简单合并，而是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的体系合成。国家的国防体系将由原来的若干相互独立军团转变为几个可根据任务变化而随时自我调整的大型“作战魔方”，这时最高首长不再担负调动和组织军团的任务，而只负责国家“作战魔方”启动时机、数量和战略方向；而“作战魔方”只负责完成战役任务。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世界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四场战争的特点都是美国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有机合成的“作战魔方”体系，用以对付传统的板块分割式的军团地区防御作战体系，结果是前者无一例外地打败了后者。而在伊拉克战场上，军团地区防御作战在美英军队一体化“作战魔方”面前几乎无所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旦由最高首脑确定，美军就会调动从外空卫星侦察到海上导弹的大立体精确打击力量，配合陆空强力突入的小立体打击力量，在伊拉克军团中强行撕开裂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不同，伊拉克方面的失败并不在于伊拉克军团的整体毁灭，而在于其各防御军团被美军“作战魔方”的一次次突入和分割。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在南斯拉夫联盟、伊拉克方面，任务的执行是按军团和兵种分配的，而在美方，每次任务的执行则都是由一体化合成“作战魔方”实现的。现在我们在研究发生在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这几场战争时，更多地强调美军先进的军事技术及其一般构成，然而在笔者看来，我们更应看到美军先进技术的有机合成与使用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将由高技术集合而成的“作战魔方”及时、准确、整体性地推进到作战地点并迅速释放出有效战斗作用，是现代战争成败的关键，也是未来军事变革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同时也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开始：在原子弹将热兵器推上顶峰的同时也意味着建立在传统的热兵器之上的世界性的大规模战争形式的结束；在低空飞机、浅海潜艇配合陆上坦克集团军大纵深作战的小立体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极限的同时，也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大立体的作战样式即将到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由美国主导的传统小立体战争样式的回光返照。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使彻底消除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的能力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美国专家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此后，美国外空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在海湾战争成功运用中初战告捷。继而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了在传统的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而积极主导和推进这场军事革命并由此确立其主导地位的就是美国。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以下简称《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可以肯定的是，随外层空间的绝对优势确立，开发深海战略优势将是美国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中国海军建设起步早但发展慢，这既是中国海军历史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如中国国防没有力量参与美苏“确保相互摧毁”核战略的竞争，中国也就省去后来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负担的道理一样，中国海军由于其相对落后却使它拥有开发新领域的后发优势。对中国国防安全而言，现在的问题是由美国推进和主导的依托外空信息技术的新的战争样式不仅拉大了中美之间的军事技术的距离，并由此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海区主权的安全。为此中国必须急起直追，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于海军建设，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我们是否还需要沿着美国人制定的“路径”从外空起步与美国开展全面的外空竞赛呢？根据历史经验，如果我们利用后发优势反其道而行之，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可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中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

（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近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

（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

（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

（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

（5）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近期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中国东北是国家装备制造业的重心，如果中国东北海上军事重工业能随西部航天工业在新世纪之初再度崛起并东西呼应，这将为中国大立体国家防务体系，特别是海上防务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中国海权扩展原则

海军是国家海权扩展的重要手段。鉴于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惨痛教训，有的同志提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海军，也有的同志则从与大国争霸的角度强调发展中国海军的重要性。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中国海权扩展有其特定的原则，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务于中国海权（sea right）的内容和范围。

那么，中国海权包含哪些内容和范围呢？

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收复主权岛屿的严峻任务，这既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又是中国捍卫国家海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统一台湾及周围属于中国主权岛屿的问题上，中国加快海军建设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未来中国海军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将与俾斯麦统一德意志、林肯统一美国南方的行动一样，无论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只要达到目的，其意义都是极其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仅在主权范围内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

同时在维护海外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这是由于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中多边协商解决，中国海军目标只是确保这些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之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

“不称霸”，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是中国政治家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中总结出的成熟的强国经验。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德、意、日及苏联的无限军事扩张导致其国家衰落，也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跟不上世界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而被肢解或被打败。鉴于这些历史经验，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这对中国的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意见。我们当持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海权问题，并使中国海军建设行稳致远，在辩证的思路中获得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大发展。

注 释：

[1]参见［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张炜、郑宏：《影响历史的海权论——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浅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1897年，马汉在给伦敦出版商马斯顿的信中说，“我可以说，我经过深思熟虑所选用的，现在已这样流行的‘seapower’这个名词，我是希望它能迫使人们注意并得到流行”。“我故意不用‘maritime’这个形容词，是这个词太通俗，不能引起人们注意或是不能使人们把它放在心上。Seapower，至少其英语意义，看来已保留了我所使用的意义”。参见，张炜、郑宏：《影响历史的海权论——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浅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3]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曾为美国海权提出过这种思想，但遗憾的是这种思想却没有被19世纪末的马汉所发掘和继承。杰斐逊在“致纽约市坦慕尼协会或美国兄弟会（1808年2月29日于华盛顿）”和“致约翰·杰伊（1785年8月23日于巴黎）”两封信中说：“海洋和空气一样，是人类共同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却被任意从我们这里剥夺了，一些被时间、惯例以及是非感奉为神圣的行为准则被优势的兵力踩在脚下”；“我们在海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必须以经常的战争为代价。我们自己所具有的最公正的品质并不能保证我们免于战争。……软弱只会招致攻击和伤害，而有了惩罚力量就能防止。为此我们必须拥有海军；海军是我们迎击敌人的惟一武器”。参见朱曾文译：《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8、358页。

[4]［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页。

[5]［法］让·雅克·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10页。

[6]［法］让·雅克·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页。

[7]power，在中世纪的英文中写作pouer， 源于古法语poeir，均指有做某事的能力（ability to ）的意思，后伸展为某国对他国的影响力和统治力（a nation ，esp. one having influence or domination over other nations.）（见Websters，Second College Eddition p.1116）。这种“影响力和统治力”已与原主权国家天然具有的正当合法的“海洋权利”相分离，转而异化为海洋霸权的范畴。（hegemony，leadership or domination， esp. that of one state or nation over others ，Websters，Second College Eddition. p.649 ）

[8]张序三主编的《海军大辞典》对此的解释较慎重。辞典没有就“海权”专列词条，而对“海权论”却做了两种解释，说：“海权论（sea  power  theory），亦译‘海上实力论’”。笔者认为，后一种解释即“海上实力”应是sea  power 的准确译文之一。参见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9]［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1048页。

[11]中国海区，特指与中国大陆东、南部相连的海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台湾东侧部分海域。1840年至1949年间，日、英、法、俄、德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0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84次，较为著名的有中英鸦片战争、中法甲申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等。见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5页。

[12]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是“中国威胁”观点的较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新著《大国政治的悲剧》最后得出结论：“显然，在21世纪早期，美国可能面临的最危险的前景，是中国成为东北亚潜在的霸权国。当然，中国成为潜在霸权国的前景，主要有赖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如果是这样，中国不仅能成为尖端科技的最主要的发明者，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国。它几乎肯定会用经济实力建立起强大的军事机器，而且出于合理的战略原因，它一定会寻求地区霸权，就像19世纪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Morton & Company，Inc.2001，New York， p.401。

[13]［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418页。

[14]2009年3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说，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发展较快，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521.5亿美元，同比增长96.7%。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66亿美元，同比增长39.4%，新签合同额10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8%。“我国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支持企业走出去”，来源：200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8971166.html。

[15]参阅胡锦涛：坚持改革开放　推进合作共赢——在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7112657.html。

[16]转引自刘新华、秦仪：“中国的石油安全及其战略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第37页。

[17]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1910-1988年）用“国家的海上威力”的概念来概括海军问题。他在《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中将国家的海上威力看作是一个体系，但“构成海上威力的各组成部分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然而，海军的主导作用却是贯彻始终的”。谢·格·戈尔什科夫著：《国家的海上威力》，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页。

[18]谢·格·戈尔什科夫著：《国家的海上威力》，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99页。

[19]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 · 海洋科学 · 水文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623、11、664页)划分海洋沉积物的深度标准，笔者将“深海”的概念定义在200米以下。

[20]鉴于此，笔者在行文中所使用的“海军”的概念，已脱离其传统的“兵种”含义，而是“国家海上战略力量”概念的转述。

[21]［美］T.S.伯恩斯著，王新民、辛华译：《大洋深处的秘密战争》，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主要内容曾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收录于张文木著作《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此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