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

第六，零壁垒。

零壁垒我开始就讲了一个定义。壁垒，就是要讲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要讲市场的开放，要讲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开放。要讲我们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有便利性，不能跑到海外总是受到别的国家磕磕碰碰的阻拦，就是别的国家给我们很多的壁垒，如果我们签订了零壁垒，我对你没壁垒，你对我也没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方便。有四个方面。

首先，讲营商环境，主要是讲八个要素。

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有的说同等国民待遇，这讲的是你的企业，我的企业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成了。这两个生成了的企业一样的待遇。但如果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规矩，你的企业我就不让你诞生，不给你注册，不让你准入，那你说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就是废话一句，我都不让你准入，你就没资格参与公平竞争或者不公平竞争，你连竞争的门槛都不能入。所以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可以不可以到你这个地方开公司，国有企业可以，民营企业可以，外资企业也可以，同等的准入前的待遇。这个定义跟后面的同等国民待遇是两个概念。

第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我们有一句行话，叫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不能干的我定负面清单。我负面清单之外的你都可以干。前几年我们政府就在搞负面清单。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条。任何一个地方三百多条负面清单，搞得企业什么都不可以。这次人代会，李克强总理报告里讲，负面清单的条目要大大的约束减少，你减少到一定的量以后，法无禁止都可行，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对政府要有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政府别多动症，什么都想做。法无授权，你就不能乱管三七。也就是说不能多动症。这两句话是对称。负面清单管理里涉及到这两句话的法治性的意义。

第三个尊重知识产权。

第四个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

第五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环境制度。

第六个竞争中性。竞争中性就是企业产生之后的同等国民待遇。表现在招投标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观上、客观上的差异。这也是一条。

再有，就是政府要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就是我允许你企业成立，但不能让你做的事很有限。比如说我们对外资银行最近提出了三个开放，已经操作落实下去了。

以前，允许外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股权比例不能超过25%。银行的股权比例不能超过50%。汽车的外资企业比例不能超过50%等等。现在可以让你70%、80%，乃至独资。这也就是开放一些领域。

还有允许你开银行了，但你这个银行有了之后，要在三十个城市或者三十个省开分行，健全发展。但每开一个支行一个分行都要人民银行银监会去审批，两年三年，那就很麻烦。所以就是说通过备案制可以自由地设立子公司。

第三，同样登记以后营业活动的条款。五个方面还是八个方面还是八十个方面，经营领域里面的具体限制，这一块，怎么放开，也是一种管理方面的事情。所以营商环境，实际上是在讲这些事。这些事涉及到国际化、法治化和公开化。这是营商环境。

第二，就是要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禁区。这也是壁垒。主要是讲什么？我们国家四十年在房地产、在工业、在制造业或者基础设施领域，对外资基本上都开放的。这次人代会通过了《外资投资法》实际上把这些年在这个方面的开放政策法治化，形成一个新的法规。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以前视若禁区的，不怎么开放的，或者嘴上在说开放但操作的时候迈不开步的那些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金融、服务贸易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开放度是很低的。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想象开放度是很弱的。其实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营业额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量、营业量、业务量的百分之四点几。那个时候外资金融机构没开放，就是在上海浦东这些地方搞了一下。但是到2018年，十八年过去了，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量，资产量占整个中国金融机构业务量资产量1.6%。这个缩小，说明这十几年外资金融机构发展不快，另外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内自己的国有民营的金融机构成长得飞快。你分母变大了，分子不动，比例也会缩小。

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个领域还真不是担心人家来冲击我们。我们有太强大的壁垒和自卫意识。哪个文件规定的？真没有。稀里糊涂中，懵懵懂懂的，形成非常大的保护体系，玻璃门也好，铜墙铁壁也好。在这个意义上开放有助于我们竞争发展。

医院也是，外资办医院，一般很难的。世界上的一些好的医院，在中国来建生产效力都很低。外资办学校，也是很少或者很慢，他们不是没积极性。他们看到我们有巨大的市场，你就看浦东，那时候我们在浦东的时候，大家意识比较开放，也就是在九十年代的初期，中期的时候，上海浦东就允许外资办小学、初中、高中。包括中欧工商管理学院，都是那时候搞起来的。

浦东金桥有一个小学，进了这个小学可以读到初中，一直读到高中，十年连读的，读了以后，这是外国人办的一个外国学校，贵族学校，然后这个学校的人出来以后，可以有通道到美国常春藤大学里面去读书。结果整个上海，多少人都想到这个地方去，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在重庆，我根本不来管自己老家浦东的事，后来有一天碰到一个上海人跟我说，他的小孩想到这个学校去。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想想这个地方，读书这么难？后来我就问朱晓明——我的老朋友，我说你那个时候搞的学校现在是上海很有名的学校，他说是。这个学校，每年如果有一个名额出来，至少有一百多个人来竞争。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学校定了一条制度，不管上海什么人等，市级领导局级领导还是谁，批条子通通没用。我一听上海还有这样的好学校。我们重庆的学校，我一打听，好学校都如此。

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让更多的学校进来呢？我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在2014年的时候办了一个学校，这所学校是美国常青藤大学在新加坡办了一个分校，这个分校一年招生六七百人，几年下来，一共有几千人，95%是大陆的学生。孩子一去读，他的老爸老妈也跟着到那边生活工作，去移民或者什么。总而言之，里面的人，原则上新加坡人去读只占5%，95%是大陆的学生进去了。既然是这样，我问他们校长为什么不开到上海、北京去，而跑到这儿，让我们的学生走来走去？他说是你们不让我们办。我就懵掉了，后来我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从这个角度是要开放的。开放不在嘴上，而是很实质性的，把教育、医院、包括文化，文化里面有大量的创意产业，各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物流业。现在物流业，我们想想这里面也没什么复杂性，但外资来干也不大容易干好的。

总的意思就是服务业，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数字贸易里面，也有很多复杂性的壁垒。比如说你搞了一个研究所，你让外资把研究中心搬过来，他说可以，我们的人搬过来，不可能把美国的书、资料统统搬过来，主要是靠网，如果五十个人在你这儿工作，每天都要跟美国的互联网通，但你们这儿就要翻墙。这翻墙我们是不做的，因为我们的人不能违法。你们中国人自己翻墙是你们的事，我们遵守你们的法律，我们绝不翻墙，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来中国开研究所、研究中心。就这一个，数据通信的自由，这是FTA讨论里面数字经济的第一条。

第二，当然就是说数字经济里，还有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也是，我们的数字经济是鼓励它发展。在鼓励发展的时候，游戏规则定的比较少，像农村里的庄稼，在田野里杂草乱生，因为游戏规则很少。到了城里，同样这个土地上游戏规则各种交通规则都会比较多。在这个意义上，在美国、欧洲，互联网是他们发明的，但中国有很多的互联网的业态发展的好像很好，但为什么发展不到美国去？发展不到欧洲去？也发展不到日本去？这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投资问题，就是法治性的游戏规则不接轨。你到他那里，他那些事不许干，美国人的法律基本上有一个约定，互联网平台不得搞金融。Facebook，七八千亿美元的平台，它没有金融。亚马逊也没有金融的。Google跟我们百度差不多的搞搜索引擎的，他也没有金融的。它就为一切金融服务，为一切企业服务，为一切市场服务。他就做它的平台，不跨界。一跨界，这里面会乱套。而我们这儿几乎所有的互联网都搞金融了，是你搞金融？还是你乱搞金融？还是你帮助金融提高了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的P2P，一搞就搞了上万个。从2006年的第一个宜信到2012、2013年大规模推广，到处都是站台和宣传。报纸上长篇累牍的内容很多，一下子就刮了一阵风，最后这个东西都是什么？是农村里的高利贷在互联网的套路里，在新瓶装老酒。

农村里的高利贷都是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在几十人几百人的圈子里，互相乱借资，高吸揽储，借新债还老债。如果有最后崩盘了，了不得损失几十万、几百万，最多就损失个几个亿。但一跟互联网结合在一起，可以日行万里，穿透到全国各地。一个网站就把全国各地给覆盖了。几个月几年一过，几百亿的坏账就爆炸了，这里面就有很多游戏规则。数字贸易谈判，这方面游戏规则的谈判，有个判断理解的问题。数字通信，进出自由方面的游戏规则问题。还有就是对于一些数据产权跨界流动的时候，对国家利益各方面的判断，也是一块。

这一块，现在欧洲跟美国谈判也是焦点，日本跟欧洲谈判也是焦点，大家在这块还是很认真的。我讲这段壁垒这件事，内容其实很丰富，是当下，在零关税背景下，国门打开的背景下，壁垒成为各国之间认真计较谈判的重要内容。如果把这些事处理好了，壁垒的问题就解决好了。

第三就是补助。零补贴的问题。

零补贴，其实一可以使得国家一年加入本来要补贴几千亿，现在可以省掉一两千亿，财政可以节约开支，少补贴。这是一个宏观上的好处。第二，补贴的过程，经常会出现跑步前进、灰色交易。实际上少补贴，不搞这种补贴，这一类的不正之风、灰色的现象相对就会收缩减少。第三少搞这种补贴，可以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自身更加健康。第四，这种补贴，往往变成人多钱多干傻事。反补贴盛行的地方产业结构一定过剩过烂，大家骗钱骗保。

一个电动汽车在补贴的状况下，在2014到2016年三年里面，全国搞电动汽车的法人做的规划，到2020年，这个规划加起来，是多少辆？两千万辆。我生产多少辆，他生产多少辆，报给建设部工业部。规划2000万辆，实际上不会做到。但他就为了骗补奠定基础。这是一个。事实上，前两年大家发现，这个电动车除了骗补产生一个大量的产业以外，没有真正形成多少好的电动车。为什么？全世界的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没解决。电动车的基本问题是电池、能源，这个电池充一次电跑400公里。用了一年多的时候，充一次电只跑一百多公里、两百公里。到第三年，基本上充一次电只能跑一百公里不到了。而换一个电池等于半辆车的价格，买得起汽车换不起电池。再有电池下雨天水一进立刻短路，车就废掉了。还有电动车容易着火，一撞肯定触电。事实上全世界电动车的基础还没有奠定。美国人说美国的，欧洲人说欧洲的，特斯拉这么有名，电动车的电池根本没发明任何知识产权，就是把七千个我们说的五号电池串成一个大饼装了上去。就是把日本人的五号电池装起来。恰恰在这块没有任何发明，你搞什么知识创新。所以本人干过一个比较混的事。我当时作为市长，2014年我们科委工业经委写报告来，说我们重庆应该争取搞电动车。电动车的补助，要市政府补贴一万辆。因为一辆车我们补贴一万，中央有关部门也补一万，这样一辆车补两万。后来我就想着，刚刚说的这段话，我就在会上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2020年前不会有电动车的世界。这种事情不是说你创新，就先扑上去。扑上去创新，让实验室去创，别在市场上搞，东西出不来，害了老百姓。现在我们汽车牌照十万块一个，摇三年也不一定摇得到。摇到还出十万。电动车牌照随叫随到，买了电动车套牢了，这个车不行。所以我当时说，这个东西即使国家出一万，白送，我也不干。这个东西搞到后来会是一场灾难。

后来他们又说了很多，我说那弄一百辆吧。他们会开完后跟我做工作。几个委办主任和管工业的副市长跟我说要标一个姿态，要有积极性，重庆是一年生产几百万车的地方，电动车不搞，你就变成一个老古板，后来我同意一千辆，当然各个省里我们是最少的。所以说要看透，不能为了骗补就乱搞。还有光伏电池，等到补贴一取消马上行业就瘫痪。

补贴要补在哪儿？补在生态环保上。补在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下岗工人出现了，我补就业、补他下岗工人的生计。第三，补在研发环节上，研发环节里国家补进去了，企业自己也出钱了，科研人员也下了很大的精力，这样产生生产力跟市场竞争中的补贴是无关的。要把这个补贴补到刀口上。

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这三个点就是第五六七个要点。

最后一点，要讲一下，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我们国家在采取措施，中央也非常明确地积极的推进，今年很重要的任务，一边和中美贸易谈判之外，另一边积极的参与和推进双边的，和地区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在开放当中的引领作用。通过贸易谈判、通过国际贸易之间的这种合作，使得我们的国家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而且是共享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实现这个方面，实际上下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要以“三零”原则，为纲领的，为基础的，为前提的FTA的谈判。

因为现在说的FTA谈判，里面主要的就是讨论“三零”。所以实际上“三零”这件事、FTA这件事，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60条里，第七章第一段专门讲过中国进FTA怎么展开、怎么推进这方面的事。

国家其实想的很长远。下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也好，开放过程也好，是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的。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时候，有五个要点要把握好。第一个，“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三零”里比如说关税这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他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比如日本跟欧洲的贸易谈判，他的概念是什么？日本对欧洲的全部的货物贸易的品种，有86%，实施零关税，也就是日本对欧洲，86%的产品关税全部归零。但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15年为零。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15年以后，最终一万个商品里面，我可能会有9500个商品变成完全零关税，但还有那么500个，哪怕是一百年以后我也还是有5%、6%的关税。这也是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你争我夺、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我同意你这两点，你同意我那两点，最后贸易签订了，大家遵守贸易协定。但是“三零”不等于统统归零，这是很具体的概念，这是有关“三零”的灵活性、趋势性、阶段性谈判中，实际上要把握这个东西，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的可能在这方面要研究各个国家的案例了。

第二个概念，“三零”的确是要实验的。

为什么三中全会的报告在讲到FTA的时候，后面讲了推出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等等。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神圣任务就是对全球的FTA贸易协定中的“三零”原则进行先行试验。试验成功了，国家跟国外签订“三零”原则的贸易协定就有底了，就等于可移植可推广到全国。因为FTA只要一签，就不是国家一部分的签协议，而是整个国家的。这个有点像1990年浦东开发，当时中国的开放还是刚刚在货物贸易领域，在服务业金融业统统都没开放。但国家允许浦东开发，保税区里就干这些服务业开放的活。

比如90年外高桥保税区，国家规定的法规一共七条。第一条，允许保税区里面设置的任何企业都可以做进出口贸易。大家如果年纪大一点知道，90年中国任何企业都没有进出口权。外资、内资、民营、国有企业都没有，只有外贸部直属的外贸公司有进出口权。外高桥保税区允许只要在这里进驻的任何企业都有进出口权。

第二还可以做转口贸易、加工贸易、离岸贸易。这些概念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懂，但当时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了。

第三，允许外资在浦东设银行，允许外资在浦东搞百货商店，允许外资在浦东搞保险公司，允许外资在浦东的保税区里搞批发贸易。为什么把批发贸易单列一条呢？现在搞批发，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批发。但是大家知道90年的时候，中国的商品零售刚刚放开，一般批发都是政府管制，在保税区里搞国际批发，是很稀罕的。去年上海进博会里所有的摊位就是进出口的批发贸易，外高桥保税区90年就开始干了的，所以马上就把外高桥的保税区整个的做法移植到进博会里。大家想象一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90年这个机制下搞起来以后，整个中国现在有138个海关监管局，外高桥保税区是其中一个。但它一年做的进出口贸易是1600亿美元。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