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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1990年的马宾方案 —— 中国怎样走好芯片产业自主研发之路 ...

2019-5-19 13:45|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31745| 评论: 2|原作者: 刘枫

摘要: 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中国保持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有的“两弹一星”精神和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应该比现在的状态要“厉害”得多 —— 这是公知及五毛们都极力否认的基本事实,他们都否认新自由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五、中国本来先进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为何八十年代开始日益落后,并被韩国反超

1、最直接原因就是完全开放国内市场后,放弃了对国内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市场保护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芯片技术只落后于美国六年,但是远远领先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作为渗透到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基础行业,门类、品种繁多,它的发展依赖于全社会的需求支持,但是我国却在这一国内市场领域采取完全开放的状态,由于开放之初没有在政策上的主动向国产自主产权的芯片倾斜,加上国际市场上的成熟芯片产品要么比我们的先进(当然在最开始,先进的芯片并不卖给我们,当我们自己的芯片开发出来后,他们就开始卖了,甚至廉价倾销,以击垮中国的产业),要么是和我们同等技术水平的进口芯片价格更加低廉(国际市场需求量大,生产量大,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里,成本自然就低),导致国产芯片市场需求骤降;更有甚者是甚至存在芯片领域的崇洋媚外现象,在同等水平进口芯片更贵情况下,国内厂家仍然首选进口芯片。

由于缺乏国家强有力的统一计划领导,80年代并没有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对于国外资源,马宾指出,

【对于国外资源未能很好利用,如重复引进外国落后的生产线,未能利用机会选择更好的技术,这就是例证。】

而在利用国内资源上,马宾痛心疾首地说,

【殊不知电子技术人才更为可情地荒废而未加以应用。本来凡国内能够供应的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整机,都应尽量采用,国内生产一时供应不上的元器件和零部件,可以从国外选购。在设计上要考虑选购通用的元、器件,货源不单一,同时要有采用国产元器件和零部件的替代方案,以免受制于人。对于一些关键的东西,当前我们生产不出来,可暂时从外面购买,但要下决心集中优势力量攻下技术关,力争早日在国内重点供应,凡此,说明在国内国外资源利用上,要有个自主发展,立足国内的重点,而不是两种资源都应用而无所区别。
(见马宾,《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78页,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这真是高瞻远瞩、黄钟大吕的建议。】

马宾在《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中指出:

【对我国而言,真正需要的设备和技术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应该说更需要包括对设备、工艺、支撑产业的多层次立体投资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快,一次投资购置的集成电路设备的技术寿命及更新周期缩短(在日本仅为2-3年)。为了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及时跨上新的技术台阶并不断完善各技术环节,适应激烈的竞争,必须不断地连续投资。为使巨额固定资产折旧入产品后产品价格还有竞争力,企业规模必须大于某一门限值才能生存;投资必须高于特定的门限值才有效。】(该书18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在这种情况之下,国产芯片和厂家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努力研发,自主创新的产品即使是质量不错,也在崇洋媚外的文化氛围及缺乏市场的经济环境下难以收回研发投入和生产成本,不得不在市场开放的头几轮与国际芯片的交锋中败下阵来。

美日芯片对垒的十年,美日政府各自建立其高昂的关税壁垒,从而为本国企业在巩固自己国内市场份额的道路上,不断注射强心针。马宾指出,

【日本政府对本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支持是全面的。日本政府为促进电子产业发展,除了像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一些一般性措施,如限制进口、关税壁垒、鼓励技术引进、限制外资渗入等以外,还专门制定了种种法律、制度和计划。其中主要有1957年的“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71年的“特定电子工业和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和1978年的“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在三项法律中,集成电路都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根据不同时期国内外市场环境、本国生产技术条件和企业竞争能力,对集成电路产业提出了明确的阶段发展性能要求和市场目标,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政策、财经手段、政府指导和组织措施予以促进。到了70年代末,日本在集成电路领域赶上了美国。】

日本、韩国的芯片产业都是通过保护国内市场才发展起来的,而80年代的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

尽管最终,美国通过采取比日本更强力度的市场保护、税收信贷优惠、政府资助组织企业研发等手段战胜了日本,但这并不代表政府扶植和保护本国产业是不合理的。恰恰证明了,离开了政府强有力的扶植和保护,本国的芯片产业是很容易被赶超甚至是击垮的。可以说,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及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发达国家对其他后进国家保持技术优势的重要筹码。

2、西方按照“巴统协议”战略对中国IC产品及产业进行封锁、冲击和摧毁

我们曾经花费巨资,从国际上引进集成电路的生产线。但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堤防,表面上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实际上高端核心技术对我们全面封锁和禁运。所谓自由贸易,只是对中国搞商品倾销,各帝国主义强国在技术上联合封锁中国。美日等发达国家,一方面试图通过成熟的生产线压低产品价格,来击垮中国企业;另一方面向中国兜售落后的以及不配套的设配,从而使中国政府本就不够的投资,浪费在无用的设备上,不仅不能配套生产,更延误和瓦解了自主设计研发能力,采取“围而不歼”的战略,使中国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

高梁在《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一书中指出,

【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我国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按每条线花费300-600万美元,推算共用汇1.5亿美元。但是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已经淘汰的,有的不配套,达不到设计能力,只有1/3可以开动。而且,(由于缺乏政策的引导和总体规划——引者注)企业急功近利,只讲生产不重消化,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也缺乏资金保障。由于引进前对企业实际承受能力、环境条件支撑能力分析不够,再加上管理不善,产品难找销路。结果,“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么弄,亏本了。弄到后来进不来人了。到后来,比起周围都落后了。”】

而一旦我们自己研发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或者技术上有突破,缩短了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西方就马上对我们进行芯片倾销。将与我国最新产品最新技术同级别的产品和技术卖给我们,并保证低价优势,有时甚至利用当时中国国内崇洋媚外的心理,以次充好,骗取高额利润。总之,就是有针对性的瓦解我们的生产能力。

马宾曾痛心地说:

【八九十年代,电子方面真正的新技术、新产品,外国人总是不愿意卖给我们的,这在巴统的封锁、禁运单子上是写的明明确确的。只有在我国自己已经研制出来以后,外国就会马上通知我们,这种产品和技术可以卖给我们了。他再不卖给我们,他就失去市场了。趁早卖给我们就夺去市场,把我们研制成功的新产品在未大批量生产之前,扼杀在襁褓之中。】

龙芯物理设计者黄令仪老师的回忆录里,写过这样一则往事,可以以小见大看到当时奸诈狡猾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芯片产业的封锁和挤压是多么的严重:

【有一家与日本人合资的厂家生产洗衣机,他们登门求教,希望帮助研制控制洗衣机的芯片,因为日本人什么都给,唯独洗衣机的芯片设计不给,只卖芯片,奇贵无比。我大胆地接下了这任务,开始全身心的用CAD方法设计了这块芯片,日日夜夜解决难题,有时晚上甚至跳铁门的墙回家,终于研制成功。单位生产处已计划一年生产几十万片。但日本人却降价到四块钱一片,若生产,要赔钱。我不禁感叹,难道我们工作的价值就是逼别人降价?】(见《回望50年》黄令仪08年所著自传)

而马宾在自己90年代初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类似案例,

【电子部13所要引进256K,外国一直不给我们,国防科工委科学院研制要成功了,就开始给我们。光刻机大宇光机所要引进,也是不给我们,沈阳仪器厂第一代,第二代做出来了,于是开始给我们。】

总而言之,美国及西方垄断资本和情报机构联合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扼杀中国芯片产业(不仅仅是芯片产业,还包括大飞机、汽车,辛亏中国铁路没有在80年代开放,否则今天中国就没有高铁技术了),而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主导的中国的许多产业,就像绵羊和小白兔一样任人宰杀,毛泽东时代辛辛苦苦积累的技术和成果就这样流失了。按照美国向苏联、东欧、以及智利等拉美国家输出和培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官员的经验,不排除中国有些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学者和官员是“单纯”和“愚蠢”,但更多的则是“奸”和“坏”。

3、自80年代开始,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无战略,没有做好中短期亏损的战略打算,以短期市场行为代替集成电路战略研发

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虽有发展,但整个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却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在发展战略上,不仅缺乏上述的纵览全局的把控,而且存在严重的短视。自8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市场完全对外打开的前提下,美日等发达国家有政治策略的对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进行挤压和封锁,导致我国本来比较完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从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大逐渐演变成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极大。我们的产品失去世界竞争力,以至于自主研发能力在外围封锁下逐渐丧失。甚至,原本发展很好的国有集成电路厂家,大规模出现亏损的现象。

也由于技术比较容易掌握,更因为美日在该领域对我们进行封锁力度较小,国内厂家在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重点,开始转向电视、收音机等生活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生产技术平台上来,仅1987年达35亿美元之多。这些电子产品生产技术的引进和消化,虽然在短时间内为产出了大量的经济效益,但是对整个国产集成电路技术的自主研发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占据了大量的国家投资的研发资金,甚至一度掩盖了集成电路在国防和基础经济建设中极端重要的作用。

马宾在《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中指出,

【“六五”、“七五”期间,利用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有利形势,全国直接大量引进电子信息产品(仅1987年达35亿美元之多),使不少部门得以用先进技术武装,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电子信息产业本身,采用“逆向发展”模式,引进整机装配测试等后工序技术,从散件装配开始,仿制……经“国产化”逐步引进前工序技术,执行仿制进口替代的技术经济路线,使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使消费类电子产品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以消费类产品为主体,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设备,技术、关键元器件……各层次都建立在“引进”的基础之上;西方视其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在使我国与国际市场水平保持一定差距的前提下,向我国“开放”技术,导致在关键技术的发展上我们总是受制于人。】(见该书1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4、将引进技术资金列入发展战略,却没有消化吸收该技术的配套资金

当时中国在发展芯片行业的一大失误,就是只管引进,不管消化,这和前三十年毛泽东、周恩来主导的对50年代对苏联技术的引进消化和70年代对西方技术的引进消化,形成了天壤之别。

结果,“引进”列入计划的有资金,而“消化、吸收”既无资金计划又无明确的“考核计划”。既没法把引进的吸收、消化、掌握,更无力填补因引进不全而造成的缺项。线宽日益细化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决定了计算机、通讯、工业电子设备和军用电子设备的技术水平,代表着技术发展的方向,关系到整个电子信息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西方国家把控制向我国出口集成电路及制造设备、技术的限制“尺度”作为企图推行“和平演变”的政治斗争工具,作为摧残我国独立自主科研、开发能力,进行长期超额经济掠夺的工具。而当时我们却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导致即使花大力气引进来了先进的技术,因为缺乏宏观把控和对应的足够的资金去消化该技术,导致一些技术和设备只能大材小用,或者干脆搁置。

马宾在《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中指出:

【通讯:我国从八个国家引进九种制式的通讯设备,混乱不堪,消化、吸收困难,国产化进口替代更困难,长期受制于人。集成电路:到1988年为止,集成电路行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5亿元;63个单位引进了5微米,3英寸设备,其中24个单位相对成“线”。由于投资高度分散,各单位引进设备不配套;而“软”技术和测试监控手段更不具备。除无锡微电子联合公司和绍兴871厂已发挥较好作用以外,都未能投入生产。国内需要的2.5万个品种,只有847种投入生产,不仅无法支持计算机、通讯发展,各企业都处于经济上难于维持的极端困难的局面(对除无锡微电子联合公司外的48个集成电路厂、配件厂及10个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厂的调查表明,1989年底共欠债92138万元,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见该书13页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5、虽然80年代广大科研工作者仍然像岳飞那样在浴血奋战,但已无力回天

80年代,中国国家计委、教委及集成电路产业的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悲壮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马宾指出,

【面对着国外长期严格技术封锁,国家计委将关键微电子专用设备列为国家“六五”、“七五”、“八五”重点攻关项目。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上海光机所、电工所等)、电子部(45所、48所及些重点企业)、教委(浙大、清华等)都投入了相当力量从事攻关,经过十多年努力,已研制成功分步、重复投影光刻机(DSW)、电子束曝光机、同步辐射软Ⅹ射线光刻机、等离子刻蚀机、11反射式扫描投影光刻机、掩模缺陷自动检测系统、掩模缺陷激光修补仪、硅片表面质量自动检查仪等多种关键设备。在关键技术上取得一些十分可喜的突破,有的方面已接近国外80年代中后期水平。】

然而,

【由于国家财力支持很有限,技术难度又大,在某些方面还受到国家工业实力及工艺支撑的制约。】

也就是说,虽然当时计委、教委及集成电路产业的广大研发人员仍然像岳飞那样在奋起直追、浴血奋战,但是来自顶层的国家财力的支持非常有限,这和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势力的秦桧式地对中国改革的干扰、破坏密切相关。

由于国家财政支持有限,80年代

【就总体技术水平来看,仍落后于国外15~20年以上,而且绝大部分停留在只出1~2台样机阶段,难以适应我国微电子技术发展的迫切请求】。

更严重的是,整个产业发展缺乏宏观计划指导与市场保护,各大企业和研究所开始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式地应对国外冲击,

【一些企业和研究所迫不及待地引进中低档专用设备,美日等国采取禁运与“有限解禁”的政策,当我国新一代专用设备研制成功,国外便在该档次上放宽进口限制,使我国专用设备研制和开发工作受到很大冲击。这一严峻形势必须引起领导高度重视。
(见马宾,《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63页,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6、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干扰和破坏

这里有三组数字对比:

1、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全国集成电路行业固定资产总投入仅15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仅3亿美元。据报道,现国外建一条有一定规模的存储器生产线投资就要2亿美元。”(见马宾,《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69页,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2、1984年之前,韩国集成电路本来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国的集成电路和日本同步,80年之前,按照马宾的说法,中国已经建立“较完整的设备、仪器、材料、科研、生产的体系”。韩国1977年才搞集成电路,比美国晚16年,比中国和日本晚12、13年。84年之前韩国每年就向集成电路和半导体行业投资1亿美元,从84年至87年,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每年投资5亿乃至10多亿美元发展芯片行业,韩国四大企业集团到1988年底,以累计投资47亿美元,亏损16亿美元为代价,使得1988年韩国集成电路销售额44亿美美元,出口39.4亿美元,1990年销售额将达54.1亿美元,出口达46.8亿美元。仅以韩国三星集团为例,“到1988年底,一共投资17亿美元,承担高达5亿美元的早期巨额亏损,建成了有竞争力的集成电路产业,1989年集成电路销售额达15亿美元;月产1M DRAM680万块。1990年1--6月份月产4M  DRAM10万块,预计年销售额达20亿美元。”这就是在毛时代远远落后中国的韩国集成电路产业,为什么在80年代反超中国的重要原因。

3、在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大搞芯片产业的同时,中国花费巨额资金引进电视、收音机等生活消费类电子产品及相关生产技术平台,仅1987年就高达35亿美元之多。“仅七五期间,中国用于彩电的投资就在150亿元以上,面临的是已经过热问题。”这里,高达几百亿人民币的投资,有相当大的比例是重复建设和浪费。可见,如果当时中国拿出相当多比例的经费用于芯片行业,中国芯片也不至于那么惨,资产阶级自由化官员们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与此同时,中国在对国外集成电路产品全面开放的同时,对集成电路技术的引进,在消化、吸收方面遇到严重困难,“使产业处于动力不足、市场萧条的两难境地”。85年之前,毛泽东时代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本来生机勃勃已经赶超了国际先进水平,全面领先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但85年之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就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1986年半导体设备产量比上年递减22%,87年比86年又递减58.1%,88、89年连续递减。”(见马宾,《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57页,电子工业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新中国辛辛苦苦建立的80年代之前远远领先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就是这样被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破坏、阻击的。等马宾1990年向中央写报告反映危险局面时,时间已经被耽误10年多了,在80年代整体上看,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不仅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后起之秀韩国、台湾地区的赶超下在不断退步。

可以说,韩国集成电路发展成功的秘诀,就完全反林毅夫们的新自由主义比较优势,马宾指出,

【南韩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虽晚,然而起点很高。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过程中,南韩甘冒风险,采取了跳跃式发展战略,一开始就跃过了4K、16K,直接从市场需求大而又有相当水平的64K起步,继而又攻下了256K和1兆位DRAM从而迅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南韩提出,要用日本所花时间的一半达到日本同样的水平,成为世界第二个电子大国,可谓雄心勃勃。在对半导体工业投资方面,南韩的态度是要搞工业就要花钱,没有钱就去借。在大举外债的情况下,南韩对半导体产业给予了大量投资。】

六、回顾1990年的马宾方案:未来中国怎样走好芯片产业自主研发之路

早在1990年,马宾就高瞻远瞩地指出:

【西方国家把控制向我国出口集成电路及制造设备、技术的限制“尺度”作为企图推行“和平演变”的政治斗争工具,作为推残我国独立自主科研、开发能力,进行长期超额经济惊夺的工具。要想有独立的国际地位,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自立更生解决1微米产业的建设以及亚微米开发手段问题。】(见《发展、改革的两个关键——高技术产业化与反腐败》22页)

老革命马宾向党中央写下这段话,到今天已经快三十年了。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中兴被美国制裁的今天再看马宾当年的著作,这真是神一般的预言。

马宾指出,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宏观方面的主要有三个原因:

(1)、体制及政治重视问题。

【是一种按原有投资分额为基础“切蛋糕”、“分盘子”的水平法,这对于原没有投资分额或基数太小而又非常需要投资的新兴产业的延生和发展极为不利。
对以集成电路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重要性”的认识仅停留在文章、报告中,而未能落实。】

(2)、对集成电路发展规律和战略方案的认识问题。

【对投资和早期亏损规律未认识,强度不够又非常“散”,引进设备不配套:“硬”设备和生产技术、工艺技术、设计技术……等“软”技术不配套;生产技术与设计技术、质量监控保障技术不配套。】

(3)只重视引进,不重视消化,资金投入不足。

【“引进”列入计划的有资金,而“消化、吸收”既无资金计划又无明确的“考核计划”。既没法把引进的吸收、消化、掌握,更无力填补因引进不全而造成的缺项。线宽益细化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决定了计算机、通讯、工业电子设备和军用电子设备的技术水平,代表着技术发展的方向,关系到整个电子信息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根据这些问题,马宾在1990年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针对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集成电路发展计划方案。可惜,在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干扰破坏下,我国一直没有采纳马宾的如下建议:

【以集成电路为突破口,集中力量实施《×××计划》,建成有自主发展能力的微电子产业,从而带动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计划指导思想:体现国家意志,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从市场面大量广的产品入手,抓成良品率以增强产业经济竞争力;抓品种以提高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能力;使集成电路在走出困境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攻关,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产业跨上1微米“技术台阶”向扭转与回际先进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增强对涉及国防、尖端高档集成电路的研制、生产能力,打破封锁、禁运迈出关键的一步。

战略布署:整个计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步。

全面整顿5微米,使集成电路产业走出困境,实现良性循环为下一步发展莫定坚实的基础。

以消化、吸收为目的,引进3微米技术,建立自已的3微米产业,创新,为进入1微米莫定基础。

自力更生,建成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上微米产业和亚微米开发手段。

为此,

(1)立即开展《XXX计划》的前期研究工作。

(2)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设立集成电路“特殊行业”,加快改革步伐,和相应的政策配套,确保(×××计划》的实施。

(3)建立能代表国家意志,授以全权,打破部门和地方分割的领导机构和实施机构;主持《×××计划》的制定、实施;主持、实施区××计划必要的特殊行业政策:产业政策、装备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亏损补贴政策、人才政策……组织全社会协同攻关。

成立“国家集成电路专门委员会”作为全权领导;设“国家集成电路总体部(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实施机构,下设:战略规划组(负责发展战略、规划、计划),政策(体改)组(负责配套政策)和专业组(负责指导各部委实施《×××计划》)。

(4)在发展集成电路问题上,改革现行投资管理体制:不以“五年计划”限制起始时间面实行滚动计划:找专项发展基金;集中统使用科研、攻关、基建,技改“各项费用,真正从计期到具体操作上落实“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方针,形成科技先导型产业。

核心问题在于建立一个能代表国家意志、受以全权的领导机构】。

马宾老生前,笔者有多次机会拜访老先生,这是一位真正的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年代,马宾没有得到党中央的重用,这是全中国的悲哀。

不得不说,马宾老爷子的眼睛真毒呀。某些格外敬重马宾的中央领导同志,如果1990年能够重视马宾的建议,哪怕在2001年回头去重视马宾1990年的建议,今天还会让全国人民一起吃后悔药吗?

马宾在1990年预测,

【1995年我国,1.5--1微米电路需求达6000万块/年以上,由于单价高(现平均价格在10美元/块以上)届时将年耗汇4-5亿美元。面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需求将不断增长。……若从现在下决心,从1991年即采取非常有效的手段实施,理想的情况也要历时6-7年。到1997年オ有可能建立自已的1微米产业,才能向满足我国经济、国防、科技发展需要,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届时,从技术上看,我们和先进水平的差距将维持在0.7-0.8微米、0.5微米和0.3微米三个技术台阶(或称为三代)。但不同的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可供持续发展的其础。只要继续抓下去,就有可能在下个世纪的头十年内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赶上去,从而争得我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立发言权,有能为实现我国在2020年以至更长远的目标创造必要的条件。】

本来中国的集成电路能够在2010年之前赶上美国,可惜的是,马宾的科学建议和计划到今天也没有落实。

马宾认为,按照这一计划,

【在7年期间投入XX亿元左右的资金(投资最高的1995年才XX亿)和整个能源、交通、原材料的投资相比,和全国每年高达4000亿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相比,费用是相当小的。但是,其作用是无法用数量估计的。】

马宾在1990年指出,

【从现在抓,即使尽全力,没有5-7年时间,难以见效。已感为时晚矣!如按现“八五”计刘(草案)的安排,再过5年,局面将不堪设想。】

老革命马宾担心的最坏的局面出现了,局面不仅仅是不堪设想,而是彻底的不堪设想。28年来,美国通过芯片,剥削了中国多少血汗钱?今天中国再赶超美国的芯片产业,技术积累层面的困难程度已经高于马宾写此文的1990年。

回顾各国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集成电路投资和早期亏损规律是世界各国发展该产业的历史经验,也是后发展国家想要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必然要经历和克服的困难。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都主要是通过政府战略计划扶持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更毫无疑问的应该有国家主力牵头,国企承担,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技术水平提高到国际一流水准上去。

为此,我们在当前中国特殊环境下提出如下建议:

1. 建立顶层机构确立制度保障。建立国家级的建设、发展战略规划,系统地、目的明确地把集成电路产业的自主研发道路当成一项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来做。应建立能代表国家意志,授以全权,打破部门和地方分割的领导机构和实施机构——“中央集成电路发展委员会”或“中央集成电路领导小组”。

2. 建立芯片产业长期发展战略规划。鉴于集成电路发展周期之长,不应将其局限于五年计划,拨专项发展基金;集中统一使用科研、攻关、基建、技改……各项费用,真正从计划到具体操作上落实“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方针,形成科技先导型产业。2018年的今天,相比马宾写建议的1990年,有许多不利因素,比如,新中国毛时代积累的集成电路产业及科技团队在内外勾结破坏下,基本流失光了,几乎仅剩胡伟武这颗独苗继承了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两弹一星精神”,几十年来持之以恒、奉献牺牲搞自主芯片。今天中国芯片产业和美国的总体差距,比1983年更大了。当然,今天也有很多有利因素,比如今天中国比1990年更加富裕,能够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更多。如果马宾方案能够落实的话,中国从今天开始,用20年的时间使芯片产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3. 筛选合适的科技和管理人才。选拔和重用真正爱国的、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的科学家、技术带头人、企业家,比如胡伟武、倪光南这种一直默默为国家奉献的人,从而能够建立起一支讲政治、有理想、敢吃苦、本领过硬的技术团队,并且形成学风优良,新老人才可以传帮带的传统美德。对这些真正继承了“两弹一星”精神并经过了长期考验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技术骨干,党和政府要给与充分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以大力支持。

4. 警惕内奸从内部搞破坏。毫无疑问,在当前芯片热的背景下,美国必然像当年扼杀中国运十大飞机、红旗轿车及“中华之星”高铁那样(其中因为铁路行业对西方开放较晚,只有高铁团队没有被美国和日本打散、打残,其他很多毛时代积累的技术和人才流失严重),试图通过在体制内的政治杀手及体制外的经济杀手、产业杀手(如李开复之流)扼杀中国即将大力扶持的芯片产业。当前最危险的事,就是在芯片热这一貌似轰轰烈烈过程中,胡伟武、倪光南等人被排挤,一些美国派出的产业杀手和骗子们被重用,在芯片行业重蹈【李开复团队黑邓亚萍“20亿”搞垮人民搜索的前车之鉴】的覆辙(详见笔者《李开复的华丽转身让人细思极恐》一文)。

【刘枫,察网专栏作家。本文由察网首发于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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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redchina 2019-5-20 07:17
有些中帝论分子,也坚信靠着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就能赶超美帝
引用 redchina 2019-5-20 06:51
这篇文章内容丰富。以往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发展集成电路等高科技,只能靠公有制、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坚持所谓“对外开放”,又大搞私有化,想要在技术上独立自主是不可能的。靠个别的所谓“爱国”资本家,也是没希望的。标题是本网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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