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头几天重点讨论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 “工农兵学员”成为批判焦点。一位低调列席华南大组的北影厂代表第三天被主席指定作首次发言。
“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 结结巴巴吐出第一句话后,他接著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
多年后他反思道: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 我这‘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弥天大谎!”
“我内心感觉羞耻到了极点。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入了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
这位弥谎者就是习近平口中“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梁晓声。可嘆的是,2011年9月他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故态復萌: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我们就来检视百度所列与共和国同龄者当年的实际处境:
1968年,高中毕业的他,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兵团战士”,在北大荒度过了7年的知青岁月。由于他擅长写作,被批准参加了全兵团的文学创作培训班。他参加文学培训班期间,创作了小说《向导》,并发表在当时的《兵团战士报》。
1974年,复旦大学的一名老师到兵团招生,通过《向导》一书得到老师力荐,随后就读于复旦中文系。
1977年从复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他开始正式从事文学创作。知青生活经历,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源泉。他相继创作了北大荒知青题材的系列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轮》等等。
再参照他于《中国生存启示录》一书所透露的内情: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23岁,已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 、“一年后我被推荐上了大学。”(第18章 初恋杂感)
“17年前,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最年轻的编辑之后,曾受到过许多关注的目光。”(第19章 姻缘备忘录)
真可谓少年得意!显见晚两年会撑不下去之说纯属见风转舵的机巧,1979年因说谎而忏悔者三十年后依然在隐瞒小我并遮蔽大时代。如今他身上的这些琳瑯头衔,诸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大学中
几年前在一个有杨继绳参与的搜狐读书会上,作为毛时代政策受益人的梁晓声竟然歇底疾呼: “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这不是拿生命来恫吓民心所向、诅咒毛主席的归来吗?前揭专访有一对话如下:
问:有一点很令人困惑,就是很多人在文革中是一副面孔,但文革一结束就能立刻切换到另外一幅面孔去。
答:这个问题很深刻。《巴黎圣母院》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敲钟人伽西莫多在广场上被鞭笞的时候,是跟他同样最底层的那些人在围观,在欢呼。看客不只在鲁迅的笔下存活,在雨果笔下的巴黎也是这样,这是共通的。这个甚至是人类的现象,只不过有些国家的公民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有些国家的公民还没有从这种现象中上升出来。
梁晓声的切换变脸,并不输巴黎街头的底层民众,四人帮时代被推荐进復旦的“工农兵学员”不也为“粉碎”而欢呼吗?当年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 “五好”战士,如今忧心毛泽东思想的回归——“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老是以一套翻刻自殖民帝国的文明尺度贱己媚外者在长期的造假沉沦中,面对红色大潮的兴起,焉能免于“内疚神明”的惶惑与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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