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来，由于矛盾不断爆发，国内各种反抗事件此起彼伏，迫使敌人花费了许多精力镇压与维稳。就此，我们不妨对敌人一年来的镇压和维稳行径进行总结，从中摸索出敌人大致的行动规律，以便利未来的斗争。
镇压
这里主要总结敌人对于反抗活动，大致会如何镇压。
在此敌人的办法至少会有这么四种：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思想转化，瓦解组织。
枪打出头鸟，是指对于那些敢于在第一线进行从而直接暴露于群众面前的斗争，敌人会首先集中力量予以打击，或者分化瓦解，或者利诱欺骗，或者强力镇压，想尽办法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缩短斗争的持续时间、减小斗争的规模。这一点是敌人最直接、最应急的。
如果枪打出头鸟无效，暂时无法打破群众的反抗，那么敌人将被迫地、暂时地做出让步，以息事宁人，使群众运动冷却下来。不过，一般来讲，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到此为止。待事态平静后，敌人往往会想方设法，对群众进行报复。报复的主要手段是抓捕下狱。其大概会遵循领导者是重点、群众抓捕少部分的原则，即主要打击对象在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员。这一点既在于以儆效尤，也在于斩除未来的斗争隐患。
将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员抓捕之后，敌人会一面通过刑讯搜集情报，一面努力进行思想转化。这种所谓“思想转化”，其具体内容是，通过欺骗、利诱和恐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被捕者予以攻心，使其在心理上向敌人屈膝，从而失去重新斗争的意识，在主观层面削弱群众和斗争的主心骨，以为“治本”。由于这种所谓思想转化活动一般在隔绝于公众的秘密空间中进行，因而其中采取的手段会相当龌龊，常常是通过折磨肉体来实现灵魂深处闹革命。
瓦解组织是敌人镇压活动最根本的目的之所在。因为敌人知道，不仅有组织的反抗和斗争其力量更为强大，而且只要组织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为反抗和斗争制造和提供生力军。上述以抓捕和攻心为主要手段的秋后算账、思想转化，就是瓦解组织的手段。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员之所以必须低头认罪、做出所谓思想上的忏悔，不仅在于敌人要赢得面子上的胜利，而且也是为了瓦解一般群众的意志，从而削弱乃至消灭相应斗争的群众基础，使斗争的现行架构被拆散后，不会有人复起而动、再造组织、继续革命。
由于以上四点之中，瓦解组织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讲，在一切斗争中，都必须把保护和壮大组织视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要把确保组织的安全作为斗争的底线。除非非常状况，否则不把组织的安危拿出来冒险。对于核心组织架构，必须有层层的安全网加以隐蔽和保护。
接下来我们看看敌人为实现上述方法，会具体动用哪些力量、采取怎样的措施。
敌人动用的力量，按其使用先后顺序可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家庭、一般权力机关、暴力机关。
家庭作为阶级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同时也是社会权力的基本细胞。敌人明白这样的道理，因此其一旦在政治上遭遇反抗，便会首先利用家庭来进行镇压。即，无需自己动手，而通过欺骗和恐吓，利用敌人长期以来灌输的落后思想，把斗争同志的家人变成临时一用的打手。这种手段是歹毒的，因为经此一途，我们的同志和他们的家人在感情上会遭受相当折磨，家庭关系会濒临乃至陷于瓦解，而作为真正罪魁祸首和实际受益人的敌人，却毫发无损，甚至可以无耻地占据道德高地。
那么家属这种临时打手如何使用呢？首先是亲情绑架，如岳昕事件那样，通过恐吓手段使家属在当事人面前哭天抢地，企图用亲情感化从思想上解除斗争者的武装，用封建孝道污名化斗争者的群众形象。倘若此计不成，则怂恿具有落后思想的家属，利用物理手段绑架斗争者，将其关押管制于家中，使家庭变成软禁的监狱。
不过由于一些家庭亲情淡薄或者家人思想进步、是非明白，或者斗争者自身立场坚定，很多情况下，家庭的作用会失去效果。此时，一般权力机关便会粉墨登场。
一般权力机关，具体到高校来讲，就是指各级处置学生事务的行政人员。这其中，最基本、最直接的是辅导员、班主任、楼管等执行上峰指令的一线人员。他们虽然不是镇压学生的首恶分子，但也常是积极的从犯。这种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虽不做主谋，却为着自己的饭碗或者进一步的向上爬行，而冲锋在前，做镇压的打手。第二，上峰的指示往往大而化之，仅仅告诉他们要达到怎样的效果，为此采取哪些具体手段，则主要靠他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于是，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甚至为了在领导面前显示自己聪明能干、大有可为，他们常常会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不顾廉耻地发明种种手段恐吓、欺骗和侮辱学生。
在这些一线人员之上的系、院、校级官僚，于台前习惯装出一副慈眉善目的中立模样，但却是种种镇压行径的幕后组织和指挥者。一些小的、骚扰性质的镇压行径自然无需他们的首肯，但大的镇压行动（如警察入校抓人）却需要他们的肯定与配合。
如果单纯通过一般的权力机关，由于他们在暴力手段的使用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尚无法消解或镇压学生的斗争。暴力机关便会作为最后的手段，走上前台，解决“问题”。暴力机关主要包括编外安保人员和编内警察（例如公安、国安和国保）这两方面。编外安保人员一般负责最脏最累的活，如公开镇暴；编内警察则负责一些更为重要和隐蔽的工作，如对首要和领导人物的跟踪、抓捕和审讯。
家庭、一般权力机关、暴力机关这三种力量，其对于国家机器之阶级本质的暴露程度，一个比一个大，其在政治上对敌人的损害，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在具体的镇压活动中，敌人一般还是希望，能通过家庭进行镇压的就利用家庭，实在不行再动用一般权力机关，再不行才让暴力机关冲上前头。由此来讲，无论斗争结果如何，只要迫使敌人动用暴力机关，就可以说在政治上对敌人进行了一定打击。
维稳
维稳在此特指敌人对网络舆论的控制。 对于不同对象，
敌人的网络舆论控制手段各异。对于政治性很高的事件，敌人的网络管制态度是零容忍的严防死守。
而对于其他最初政治性并不高的维权和反抗事件，在其达到一定热度之前，敌人即便反应迅速，也只会采取初步的舆论管制措施，即采用撤热搜榜、限制转发等手段限制但是不彻底禁绝其传播。在此之后，舆论如果不进一步发酵，而是逐渐平息，敌人便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了。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群众的努力，消息的传播速度会快于敌人的限制和封锁速度，这样初步的舆论管制措施就会失效，相应舆情迅速爆发，成为网络舆论事件。此时，面对汹涌而来的舆论潮流，敌人可能会陷入一两日乃至数日的沉默期。这期间，敌人会集中力量、采取措施，一方面了解和调查相应事件的内情，另一方面对舆情进行评估和把握，并在这两者基础上，制订平息舆论的方法，准备展开下一步的工作。
进一步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根据此前的敌人的表现，可以不完全地归纳如下：
1、如果相应事件，在利益上尚未触及地方豪强势力，在反抗烈度上又不甚激烈，那么敌人可能会顺应民意，一方面用官方媒体谴责相应当事人，另一方面指派上级机关迅速抓捕涉事人员，以包青天主持正义的方式，平息舆论。待舆论平息一段时间，再根据对民意以及自身利益的估计，来决定如何编纂面向公众的事件公报，处置已经被捕的当事人。
2. 如果相应事件，在利益上未触及地方豪强势力，但反抗烈度比较激烈，出现堵路、游行等状况，敌人会采取两面手段。一方面，派出暴力机关，对反抗人员进行驱散，并在网络上将以激烈手段维权或反抗的群众污蔑为被一小撮暴徒或所谓“别有用心人士”煽动而起的愚民，渲染群众的“残暴”；另一方面，派出干部安抚群众，保证解决问题。如果群众的斗争和反抗于此时止步，坐等敌人解决问题，那么等舆论自然平息下去后，敌人极有可能拿出一套不了了之或避重就轻的情况通报和解决方案，糊弄群众。如果群众坚持斗争，那么敌人有可能拿出一份较为真实的情况通报，抓捕一些统治集团中的低层人员，以平息舆论、照顾群众。最终待舆论平息后，或轻或重地处置被捕者。
3. 如果相应事件，在利益上触及地方豪强势力，则无论反抗烈度如何，敌人在沉默期首先想到的是镇压群众。其手段包括抓捕群众当中的为首人员并通过刑讯恐吓在内的各种手段使被捕者按剧本“认罪忏悔”，抓群众在斗争当中的小辫子，制造虚假消息和视频污名化斗争群众，发布所谓“警情通报”颠倒黑白，进一步管制网络舆论并派出水军制造反动舆论，抓捕一些在网络当中声援群众的人员、污其造谣。 通过以上手段，如果一方面线下群众认怂投降，另一方面线上群众忍气吞声、就此打住，那么事情就基本宣告完结了。此后敌人最多抛出一两个基层人员作为替罪羊“绳之以法”，并在次要利益上做些无关痛痒的让步，以抚慰群众情绪。
如果尤其是线下群众不惧敌人的种种手段，团结一致、坚决地继续斗争，那么上述手段将无法遏制事态的发展。对此，敌人将不得不做出让步，与群众谈判。在经历几次反复之后（如抓捕或污名化群众的谈判代表、采用拖字诀企图以拖待变、对群众分而治之），敌人可能会不情不愿地拿出一份多少合乎实情的情况通报，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事人的问题，并处置一些不那么基层的统治集团成员。此时，群众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不过，如果这种胜利让敌人觉得付出的代价太大，则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秋后算账，对群众及其为首人员打击报复。
当然，如果群众的反抗最终被敌人攻破了，那么其结果将与认怂没有太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敌人会乘胜追击，采取相当程度的报复手段，以儆效尤。
4. 如果相应事件触及了中央一层的利益，则单纯的网络舆论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除非线下群众的反抗已经发展到某种地步，否则最终的结果将由敌人内部的利益纠葛来决定，最多用一些笔墨（如监控坏了这类谎言）来敷衍群众。而领头斗争的当事人，如果既没有群众的保护，也没有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支持，那么其事后所受的报复将是严重的。
以上就是对近期以来敌人维稳手段的一个不完全的总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虽然敌人掌握了网络管制的主导权，但不能将这种主导权绝对化，在一定条件下，群众的力量仍然能够突破敌人对于网络的控制和主导；
第二，网络舆论虽然是线上的东西，但它稳或不稳，能发挥多大的实际作用，仍然取决于群众线下的组织和活动。所以网络舆论战之前，线下的组织和准备工作要做好。
如果单纯通过一般的权力机关，由于他们在暴力手段的使用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尚无法消解或镇压学生的斗争。暴力机关便会作为最后的手段，走上前台，解决“问题”。暴力机关主要包括编外安保人员和编内警察（例如公安、国安和国保）这两方面。编外安保人员不仅包括主要受校方行政机关领导、同时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的校内保安，也包括公安机关自己雇佣的临时安全人员（如辅警）。编外安保人员一般负责最脏最累的活，如公开镇暴；编内警察则负责一些更为重要和隐蔽的工作，如对首要和领导人物的跟踪、抓捕和审讯。
这两点表明，敌人的上述手段，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根本上决定于群众自身的力量，而不是敌人的一厢情愿。只有在群众于主客观方面均无组织，而组织又缺乏群众、脱离或漂浮于群众之上的情况下，敌人的镇压手段才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所以，我们为了打破敌人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的镇压与围剿，根本之策仍在于组织群众，让自己在政治上拥有巩固的群众基础。只有这样，组织才不仅能够有力量，而且可以如水中之鱼一样，得到人民群众汪洋大海般地保护和滋养，使自己斩不尽、杀不绝、砍不断、扑不灭。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在此提出三点建议，以为抛砖引玉：
第一，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耐性，因为使群众基础从无到有、有小到大的工作，必然是持久的、默默无闻的；
第二，我们应该摒弃对群众尚不充分觉悟状态的嫌弃，融化到群众当中去，成为群众一份子，从各个方面了解和分析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然后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做群众的工作，组织乃至领导他们；
第三，组织本身，要极其重视安全问题，这样才能为群众工作的持久性提供客观保障。
一言以蔽之，只要我们使群众有组织、组织有群众，就能为打破敌人的种种镇压手段提供客观上和战略上的保证。在这种保证的基础之上，辅以具体情况下灵活机动的随机应变，我们就能够在镇压和反镇压的斗争中，任凭雨打风吹、我自稳坐钓鱼台，取得胜利、战胜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