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

四、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

列宁指出：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之间在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而与此同时，与此相联系，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之间在从领土上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31]】

当今世界，新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领域已形成新的各种同盟和霸权关系。从国际寡头同盟的新垄断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第四个特征表现为：“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同盟，形成全球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

1.以七国集团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同盟

现今新帝国主义的国际性垄断经济同盟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是以美国为主导，G7(1975年美、英、德、法、日、意六大工业国成立六国集团，次年加拿大加人形成一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及其垄断组织为协调平台，并以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配合机构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架构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质上是一个高级的由美国操纵的，服务于其全球经济政治战略利益需要的资本主义国际垄断同盟。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一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诞生，担当了加强西方共识，抗衡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抵制南方欠发达国家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呼吁的重任[32]。随着新自由主义上升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理念，这些多边机构和平台就成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传播和扩展的推动力量。它们根据国际金融垄断寡头及其同盟的意愿，软硬兼施，不遗余力地诱逼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脱实向虚的自由化、生产要素的私有化、事先不监管的唯市场化和资本项口下的自由兑换等，以方便国际游资进出，通过制造泡沫经济和金融投机，伺机掠夺和控制他国经济，从中牟取暴利。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也承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着‘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33]】

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引诱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当这些国家因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陷人危机或困境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再以提供贷款援助相要挟，附加各种不合理条件，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进一步加大新自由主义改革力度。1978-1992年，有7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方案[34]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拉美债务危机强迫这些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1979年，美联储为遏制通货膨胀，便推动短期利率从10%上升到15%，最后升到20%以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有债务与美国利率挂钩，美国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三世界债务国一年多付40亿一50亿美元利息。1981年下半年，拉丁美洲每周要借人10亿美元，大部分用于偿还债务利息；1983年拉丁美洲差不多拿出口收益的一半来偿还债务的利息[35]。拉美国家迫于还贷压力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其主要内容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贸易金融自由化，厉行压缩民生福利的经济紧缩政策，减少垄断企业税收，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投资。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援助时附加了很多条件，其中包括允许外资持有股份由23%放宽到50%，到1998年12月进一步放宽到55%，允许外国银行在韩国自由设立分行和分支机构[36]。

2.以北约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军事和政治同盟

北约集团是一个在冷战时期美国首先发动成立和主导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参与的国际资本主义垄断军事同盟。冷战期间，北约是美国用来主动遏制和抗衡苏联东欧国家，影响和控制西欧国家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华约解散，北约成为美国实现全球战略口标的军事组织，“一霸数强”型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形成。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

【“只有美国才能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需要我们有值得信赖的武力威胁作为外交的后盾。”[37]】

1998年12月美国推出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毫不隐讳地声称，美国的口标是“领导整个世界”，决不允许出现向它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38]。2018年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出席“马歇尔基金会”的演讲时明确宣称：

【“美国没有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是在主权国家而非多边体系的基础上重塑二战后的秩序……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不会放弃国际领导地位和我们在国际体系中的盟友……特朗普正让美国恢复传统的世界中心领导者地位……美国想要领导世界，从现在直到永远。”[39]】

为了称霸全球、领导世界，美国极力推动北约东扩，扩展势力范围，以控制中东欧，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在美国的操纵下，北约已然成为其实现全球利益的理想军事工具。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多国部队向南斯拉夫联盟发起大规模空中袭击，这是北约成立50年来第一次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1999年4月，北约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正式通过北约的“战略新概念”，其核心内容：一是允许北约对防区以外“涉及共同利益的危机和冲突”进行集体军事干涉。这实质上是把北约由“集体防御”性军事组织变成一个所谓“捍卫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进攻性政治军事组织。二是北约的军事行动无须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40]。

除了北约之外，美国通过双边联盟条约形成的军事盟友主要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在其军事盟友国家里都建有美国的军事基地，成为新帝国主义军事同盟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全球各地区形成军事威胁和挑衅，导致不少“热战”“温战”“凉战”“新冷战”，加剧新的军备竞赛。而新帝国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和反恐双重标准，又造成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盛行。

3.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霸权

除了经济同盟及其霸权和军事同盟及其霸权之外，新帝国主义的特征还表现为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霸权主义。约瑟夫·奈强调“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而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观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41]。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资本、科技和市场优势对其他弱势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渗透，提出“以美国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一系列文化“新干涉主义”理论。美国通过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信息空间，把美国文化塑造成世界的“主流文化”[42]。

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国际舆论场，输出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实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以达到尼克松所说的“不战而胜”之战略口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众所周知，价值观的渗透通常是缓慢的、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传播途径往往潜藏在学术交流、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之中。例如，好莱坞就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传声筒”，“好莱坞的电影在向世界各地炫耀着美国的优势，并试图通过这种渠道达到其文化征服的口的”[43]。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艾伦·福斯特·杜勒斯说：

【“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44]】

基金会和智库也是新自由主义向外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量，像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朝圣山学社、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等通过资助研讨会和学术组织的方式，积极参与推广新自由主义价值观

列宁曾指出，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45]。而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美国“独占垄断权”，其他强国和大国无意亦无力与美国全面抗衡，个别国家如日本等曾试图在经济和科技上挑战美国的“垄断权”，但最终一败涂地，后来欧元的出现，也未能动摇美国霸权。在军事方面，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更加助长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气焰。借助于经济、军事、政治寡头垄断同盟以及文化软实力，美国在全球推销普世价值观，煽动别国街头政治和颜色革命。通过制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打开他国金融开放的大门。而当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遭遇挑战时，美国就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和经济制裁，甚至威胁或实际发动军事打击。其中，美元、美军与美国文化是美帝国主义实施霸权的三大支柱，并形成互相配合利用的“硬实力”“软实力”“强实力”(经济制裁)、“巧实力”[46]。

要言之，“一霸数强”结成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同盟，成为内外垄断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也大大增强了美国作为新帝国主义霸主的地位

五、经济本质和大趋势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和掠夺的、寄生和腐朽的、过渡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表现为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47]。新帝国主义排斥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必要调节，推崇私人垄断资本自我调节，维护私人垄断资本的利益，导致一国和全球的各类矛盾时常激化，经济危机(包括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等)、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成为“流行病”，社会矛盾激化造成危机频发，各种危机与资本积累交织并行，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

从经济本质和大趋势来界定，新帝国主义的三大特性表现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

1.新帝国主义是垄断和掠夺的新型资本主义

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建立在巨型跨国公司基础上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生产垄断和金融垄断是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生产和资本集中生长起来的，其垄断程度更深更广，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以汽车业为例，汽车行业的5大跨国公司几乎占据世界汽车生产份额的一半，而前10大企业的生产份额占全球汽车生产的70 %[48]。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控制了全球的主要产业，而且垄断几乎所有的原材料来源、各方面的科技人才和熟练体力劳动力，霸占交通要冲和各种生产工具，并通过银行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以及种种股份制，支配和占有更多的资本进而掌控着全球的各种秩序[49]。如果以市价总值、公司收人及资产等衡量，世界各地的经济集中度都在上升，百强公司尤甚。2015年全球百强公司的市值是排名最后2000家公司的7000多倍，而1995年只有31倍[50]。根据2018年7月19日《财富》世界500强公布数据统计，2017年，世界500强(不含中国公司)的380家企业的营收达到22.8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9.3%，总利润则达到创纪录的1.51万亿美元，利润率同比增加了18.85%[51]。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两项指标的上升集中体现了新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由于经济全球化、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劳工构成了三重挤压，利润相对于工资迅速增长[52]。1982-2006年间，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仅为1.1%，不仅远低于1958-1966年的2.43%，而且低于1966-1982年经济下行时期的1.68%。工资萎缩转化为公司的利润，推动利润份额在此期间上升了4.6个百分点，对利润率回升的贡献率高达82%。可以肯定地说，“劳动挤压”对利润率回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53]。而且，自2009年经济开始复苏以来，美国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水平虽然低于1997年的峰值，但还是明显高于处于低谷时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的水平[54]。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控制和掠夺，其“掠夺式积累”特性不仅体现在剥削国内劳工，更体现在对其他国家的疯狂掠夺上。其形式和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金融掠夺。垄断寡头“通过金融化的方式控制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原材料生产国和进口国，攫取巨额暴利；或通过资本的大规模流人和流出，制造金融泡沫和危机，影响他国经济和政治稳定；或通过金融制裁的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口的”[55]。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衍生品泛滥，而政府监管滞后又助长了非生产性投机交易浪潮。一小撮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金融寡头和跨国公司受益于金融资产价格膨胀，并从中攫取了与其数量不成比例的社会财富。

第二，公共资源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自“撒切尔一里根主义”成为很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理念以来，最近40年全球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私有化(民营化)运动，很多欠发达国家的公共资产落人私人垄断资本和跨国垄断企业手中，全球财富不平均水平亦因此飘升。最新发布的《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私人财富普遍增长，与国民收人之比从200%-350%增长至400%-700%。相反，公共财富几乎都呈下降趋势。美国与英国的公共财富在近年下降至负数，日本、德国和法国的公共财富也仅仅略高于零。有限的公共财富限制了政府调节收人差距的能力[56]。

第三，强化“中心一外围”格局。新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其在贸易、货币、金融、军事和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强化“中心一外围”格局，并借此不断榨取外围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财富，从而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保证其发展和繁荣。剩余价值国际转移率对一般利润率具有正效应[57]。环顾全球，只有霸权国家才能借助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将不发达国家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转变为自己的国民财富。因此，新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积累的结果，不仅在美国、法国等国内表现为垄断剥削的贫富两极分化和民生受损(波及80个国家的“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抗议“1%与99%”贫富对立、波及多国的“黄背心运动”等均为表现)，而且在全球表现为一极是中心国家总财富和洁净(生态环境财富)等的积累，另一极是众多外围国家相对贫穷、污染等的积累。2017年作为中心国家的一七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高达36.73万亿元，占全球的45.5%[58]。瑞信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3》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85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底层35亿人的资产总和.也就是半数人类的总财富[59]。

2.新帝国主义是寄生和腐朽的新型资本主义

列宁指出：

【“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60]】

新帝国主义时代，食利者阶层人数剧增，食利国的性质更加严重，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寄生和腐朽的态势进一步加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依靠美元、军事、知识产权、政治和文化霸权等掠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是全球最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国家。以中美之间的贸易为例，中国把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生态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美国，美国无须生产这些商品，只需印钞票即可。然后，中国赚来的美元又只能去购买美国国债等虚拟资产，为美国的借贷消费和对外扩张融资。美国输出到中国的是不能保值增值的有价证券，而中国输出到美国的主要是实体性商品和劳务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显示：美国是全球获取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损失霸权红利最多的国家。2011年，美国霸权红利总量73960.9亿美元，占GDP的比例达到52.38%，平均每天获取的霸权红利为202.63亿美元。而中国总计损失36634亿美元，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61]。

第二，军事开支增长，人民负担加重。新帝国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大规模刺激先进武器的科技研发和军工产业不断扩张，因而“垄断资本所支持的军工综合体以及在殖民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文化霸权，促使西方国家任性地干涉他国事务”[62]，由此，新帝国主义成了地区动荡和局势不稳定的始作俑者和战争的发动机，在过去30年，美国在13场战争中花费了14.2万亿美元[63]，而美国人民的医疗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因财力不足而受阻。高昂的军费开支成为国家和人民沉重的负担，而寄生于军火产业的垄断企业却因此而发财致富。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统计，2018年美国军费支出为6430亿美元，2019年将达到7500亿美元，超过紧跟其后的8国军费总和。冷战后，美国先后发动或参与了海湾战争(1991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利比亚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1年至今)共六场战争[64]，这是垄断导致经济政治腐朽和寄生于战争的一种表现，是反文明、反人道、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野蛮行径，表明新帝国主义是战争频发的首要根源。

第三，财富和收人更加集中于少数拥有金融资产的阶层，形成99%和1%的贫富对立。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的社会化、信息化、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比旧帝国主义时期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是，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生产力进步却主要造福于金融寡头，“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65]。例如，在2001年，美国1%的最富有人口所持有的金融财富(不包括其房产权益)比80%的最贫穷人口所拥有的金融财富多4倍。美国1%的最富有人口拥有价值1.9万亿美元的股票，这与其他99%的人口所持有的股票价值大致相当[66]。

第四，垄断阻碍了技术创新及其较快推广。贪婪和寄生决定了金融垄断资本对待技术创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垄断资本需要并依赖技术创新维持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垄断地位带来的高额利润意味着其在创新的速度上具有一定惰性。例如，在农药研发领域，1995-2005年，农药研发成本上涨了118%，但绝大多数的研发支出却花在了维持那些专利即将到期的旧化工产品的销售上。由于参与研发的公司数口减少，全球农用化学品的发展都在减速[67]。又如，手机的多项先进功能即使在当年研发成功，但手机生产的垄断企业也要分几年来推广和应用，以促使消费者不断购买新功能手机，年年汲取更多的高额垄断利益。

第五，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制造民众运动中的腐化现象更加严重。列宁早就指出：

【“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68]】

新帝国主义利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机，分化工人阶级队伍，打击和削弱各国工会，用垄断利润收买个别人的人心，培植工人运动和各种民众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势力，从而造成工人运动和各种民众中出现腐化趋势，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以及崇拜或惧怕新帝国主义势力的倾向更为明显和严重。

3.新帝国主义是过渡和垂危的新型资本主义

列宁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揭示垄断资本主义具有过渡性或垂死性，已有100多年。然而，似乎令许多人感到困惑的是，迄今为止，除了极少数国家属于社会主义以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灭亡，而且还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将继续下去。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去判断当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性或必亡性发展趋势?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新帝国主义的过渡性是指：第一，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新帝国主义制度也是变化着的。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暂时性，不具有永恒性。第二，它的变化发展同样遵循从低级向高级的路线，新帝国主义最终必然通过多种形式的革命而转向社会主义。

在新帝国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技术和制度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并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有资料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只有2%左右，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达到了3%左右。这种速度或快或慢地继续下去，使得列宁所说的它在腐朽状态中保持的时期大大地延长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了不少的调整，如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调控、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改良、金钱政治和家族政治的时好时坏某种调节等等。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毫无疑问利要大于弊。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力雄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凭借着这种主导地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私人垄断资本通过扩大世界市场等经济全球化途径来进行“资本修复”，延续更长的生命周期。

【“近两年来，特朗普政府鉴于国内危机的加深逆全球化历史潮流，坚持‘美国优先’的方针政策，挑起国际经济贸易争端，力图向外摆脱和转嫁国内的危机。”[69]】

美国采用某些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措施的口的，就是企求在经济全球化中缓解国内困境和危机而汲取更多的霸权利益。

不过，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与其最终必然灭亡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讲的只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由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趋势，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新帝国主义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将顷刻消失。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灭亡的具体时间表。列宁给出的是科学判断：

【“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70]】

列宁充分地预见到了这个垂死的资本主义很可能还会“拖”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甚至也不排斥，在这个垂死的阶段中，资本主义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比如，列宁在讲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说：

【“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71]】

那么，新帝国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为什么不会改变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发展趋势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然存在并继续发展。所以，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形成垄断资本主义为标志，列宁便揭示和宣布：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具有寄生性或腐朽性、过渡性或垂死性(必死性)，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使革命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在《共产党宣言》判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本论》宣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数十年后，由于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实施正确的战略策略，因而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就很快“敲死”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沙俄。接着，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实施正确的战略策略，“敲死”了国民党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呈现为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状态)。20世纪15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历史，充分印证了上述理论，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主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白俄罗斯另当别论)，表明社会主义及其经济制度发展的曲折性和艰难性，但改变不了大时代的性质和总趋势

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

【“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1990年3月，邓小平又说：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72]】

可见，邓小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或主题，与列宁说的“战争与革命”两大问题是互相转化和辩证统一的[73]，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趋向社会主义的大时代性质。

因此，依据上述新帝国主义特征和特性的分析，我们认为，新帝国主义既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一般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的新阶段，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扩张，也是极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新体系，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霸权主义的新政策；从现阶段国际正义力量和国际阶级斗争的曲折发展来判断，21世纪是世界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伟大建设和快速发展的新时代，是进步的文明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是新帝国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逐渐向全球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

注释：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1页。

[2]《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3]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世界投资报告2013—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与贸易》，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4]“World lnvestment Report 2018-lnvestment and New lndustrial Policies",

https://uncatd.org/en/Pages/DIAE，/World%20 Investment%20 Report/World_lnvestment_ Report. aspx.

[5]James Manyika,“Playing to Win: The New Global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Profits"，

https://www. mckinsey. com/business一funslion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the-new-global-competition-for-corporate-profits.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6页

[7]ETC Group，"Breaking Bad: Big Ag Mega-Mergers in Play Dow + DuPont in the Pocket?Next: Demonsanto?",

http: //www.etcgroup.org/sites/www.etcgroup.org/files/files/etc_breakbad_23dec15. pdf.

[8]参见王绍光、王洪川、魏星：《大豆的故事—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10]《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3-124页。

[12]Stefania Vitali，James B. Glattfelder and Stefano Battiston，"The Net work of Global Corporate Control"，PLoS ONE，October 2011.

[13]世界十大基金公司为美国的贝莱德、先锋集团、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富达投资、摩根大通、纽约银行梅隆公司、资本集团、高盛集团，德国的安联集团，发过的安盛集团,

http：//www.willistowerswatson.com/-/media/WTW/PDF/Insights/2017/10/The-worlds-500-largest-asset-managers-year-end -2016.pdf

[14]参见〔美〕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15]lsakson， S. Ryan， "Food and Finance: the Financial Transfomnation of Agro-food Supply Chains"，The Journal of Peausant Studies， Vol.41，No. 5，2014.

[16]参见〔美〕威廉·拉佐尼克：《只有利润，没有繁荣》，

http：//www. hbrchina. org/2014-09-11/2354. html。

[17]参见〔美〕托马斯·1.帕利：《金融化：涵义和影响》，房广顺、车艳秋、徐明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

[18]参见黄一义：《股东价值最大化由来与发展》，《新财经》2004年第7期。

[19]参见〔美〕埃尔多干·巴基尔、艾尔·坎贝尔：《新自由主义、利润率和积累率》，陈人江、许建康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

[20]《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21]参见〔美〕J. B.福斯特、R. U'.麦克切斯尼、K. J.约恩纳：《全球劳动后备军与新帝国主义》，张慧鹏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6期。

[22]参见崔学东：《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是明斯基式危机，还是马克思式危机l，》，《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9期。

[23]“World lnvestment Report 2018一lnvestment and New lndustrial Policies", 

https: //uncaad.org/en/Pages/DIAE/World%201nvestment%20Report/World%20lnvestment_ Report. aspx.

[24]参见程恩富、侯为民：《酉方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红旗文稿》2018年第7期。

[25]参见鲁保林：《“里根革命”与“撒切尔新政”的供给主义批判与反思—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劳资关系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26]参见梁燕、唐任、李萌、王会聪：《“高盛帮”在美国政坛能量有多大》，《环球时报》2017年1月18日。

[27]参见陈建奇：《当代逆全球化问题及应对》，《领导科学论坛》2017年第10期；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分析与对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28]参见王佳菲：《美元霜权的谋取、运用及后果》，《红旗文稿》2011年第6期。

[29]参见余斌：《新帝国主义的白条输出》，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78页。

[30]参见杨云霞：《资本主义知识产权垄断的新表现及其实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

[31]《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 ， 172页。

[32]参见吕有志、查君红：《冷战后七国集团的演变及其影响》，《欧洲》2002年第6期。

[33]〔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34]参见李其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

[35]参见〔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3 -346页。

[36]参见何秉孟、刘溶沧、刘树成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分析与对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4 ， 91页。

[37]转引自刘振霞：《北约新战略是美国霜权主义的体现》，《山酉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

[38]参见刘振霞：《北约新战略是美国霜权主义的体现》，《山酉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

[39]《蓬佩奥扬言美国正建立全球新秩序，对抗中俄伊》，https: //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8_12_05482182_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