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与工业化，1949-2019

二、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1984[21]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毛泽东已经在设想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在他看来，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当然，毛泽东深知，要实现这个经济发展的目标，首先要在政治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因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此前105年的历史告诉中国人民，“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已经实现，为创造“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22]

建国后，毛泽东更关心的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就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3]

“以重工业为中心”是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指出: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24]因为“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但“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25]

学习苏联经验，绝不意味着照搬苏联经验。“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26]苏联的做法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戒。他坚信，思考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出发，探索一条与苏联有别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为什么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给予了详细地阐发：

【“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27]】

简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28]】

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来，毛泽东把他的思路概括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29]

道路确定了，但这是一条蜿蜒曲折、荆棘遍地的道路，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艰辛付出。探索就必然会走弯路。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更何况当时中国进行的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划时代伟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诸葛亮，对前人走过的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觉得共和国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误，犯了那么大错误，仿佛是一片漆黑。这是心智发育不良的表现。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不知要说多少错话、摔多少跟头。如果不允许婴儿学话咿咿呀呀、学步撞撞跌跌，他也许永远要待在襁褓里。中国这样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面对世界列强的封锁禁运，要探索一条工业化道路，没有现成的路线图，不走点弯路，不犯点错误，可能吗？上帝也做不到！中国居然做到了，中国人民有一万个理由为此感到骄傲！

这一节将展示，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过程中，国企、资本、工业、经济是如何演进的。

▌国有企业的成长

1957年前，国有工业企业的数目似乎没有统计。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共有国有工业企业约五万家（见图4）。第二年大跃进，这类企业猛增至约12万家，达到空前绝后的极值。1959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开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约4.5万家，比1957年还少。然后开始恢复，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有工业企业是数量大概是8.5万上下。是同期集体工业企业的数量（约35万家）的四分之一。

图4：国有工业企业数与职工人数，1952-1984[30]

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也不是很多。1952年刚刚超过500万，“大跃进”时期猛增至2300多万人。一下这么多人进城吃商品粮，那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无力支撑。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三年调整期后，大量工业企业关停并转，国有工业企业职工精简掉一半，剩下1100多万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八十年代初，已超过3500万人。

虽然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增长，但与此同时城镇就业人口也在快速增长：1952年只有不到2500万人；到1984年，已超过1.2亿人。如此一来，除大跃进时期外，国有工业企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从未超过三分之一。

国有工业企业的数目不多、职工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不高，也许会让人产生错觉：在工业与国民经济整体中，国企作用不大。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看看图5就很明白了。

图5：国企对工业增长的贡献，1949-1984

它清楚显示，除大跃进期间与文革初年外，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与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双双持续快速增长。即便以1952年（而不是1949年）作为参照点，前者增长了近29倍，后者增长了36倍多。刚解放时，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国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跃进将国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这个水平一直维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队企业（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乡镇企业）的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兴起后，国企的占比才逐渐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见，尽管国企的单位数、职工数不多，其对工业的贡献非常大，对推动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最近几十年，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有些人不断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国有企业，效率必定低下。它误导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表8已经告诉我们，在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表10则告诉我们，在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

表10：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随着国企的工业总产值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它们产生的利润与上缴的税金也水涨船高，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52年，两者相加不过30亿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亿大关，增长近34倍（图6）。在这个时段，政府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即国企利润全部上缴，亏损国家弥补，扩大再生产费用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因此，国企实现的利润与税金都是对国家财政的贡献。

图6：国有工业生产企业实现利润和税金（亿元），1952-1984

▌国家资本的成长

资本对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至关重要。没有资本，就无法投资；没有投资，就无法扩大生产；没有扩大生产，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能发展它们的资本从哪里来？第一章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一段话，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也就是奴隶贸易、奴隶制、殖民主义以及对本国公民残酷无情的压迫剥夺为代价的。

作为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靠对外扩张，还要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资本只能靠自己。上一节讲到，解放前35年，产业资本的总量一共增长了不到四倍。作为对比，解放后35年，即从1949年到1984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加了47.71倍。这些钱从何而来？几乎完全靠内资！内资从何而来？主要靠国家财力！国家财力从何而来？主要靠国企积累！以下几张图表便是证据。

先看图7。1952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为43.56亿元；其后8年高速增长；到1960年已达416.58亿元，几乎是1952年水平的十倍。大跃进遭遇挫折后，投资水平大幅下滑，但还是比解放初那几年要高。接下来的十年，国有固定资本投资起起伏伏，从未超过1960年的水平。随着文革疾风暴雨的阶段过去，1968年后，国有固定资本投资持续攀升：1971年超过1960年的水平；1984年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185.2亿元，是1960年水平的两倍多。

图7：国有固定资本投资快速增长，1952-1984

图7另一个吸引目光的地方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52年到1980年，固定资产投资部分的统计范围仅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因此，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百分之百由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直到1981年以后，统计数据中才出现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它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52-1980年间，集体经济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资产投资，但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会很大，估计在5-10%之间。[31]毫无疑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占绝大部分。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自何处？图8告诉我们，有四个来源。从1953年到1979年，“国家投资”一直占60%以上。在1966年以前，国家投资的比重往往高达80%以上。国有企业的“自筹资金”是第二大来源。1964年以后，“国内贷款”成为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新的资金来源，但份额很小，几乎微不足道。直到1980年以后，其重要性才开始加大，因为此时已进行“拨改贷”（国家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试点。“外资”首次在1977年出现，但直到1984年，其份额一直在5%上下。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生力军，则要等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

图8：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比重，1953-2000

在共和国历史的头30年，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这么一个穷国却拿出那么多的钱进行投资，实在是不容易。当年有句形象的话来形容这种节衣缩食、压低现有消费去投资未来的做法，叫做“勒紧裤带搞建设”。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多拼？可以看看图9。当年说到投资，统计年鉴会用到一个术语“国家财力”，现在统计年鉴已经不再使用了。“国家财力”指政府掌握、可以支配的资金。具体而言，国家财力是国家财政总收入与预算外总收入的总和。图9显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在1953-1984年的30年间，这个比重的最高值是63%（1959年），最低值是23.1%（1962年），平均43.4%。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拿到的财政总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资产里面。可见，当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有多拼。

图9：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比重(%)，1953-1984

也许有人问追问，国家财力的钱从哪里来呢？回答这个问题要借助于图5.10。按经济类型划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有四大类：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和其他。图10告诉我们，刚解放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自私营经济，即“个体”与“其它”。但很快到1952年时，财政收入的60%就来自于全民所有制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财政收入的八成以上便来自于全民所有制了；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84年。也就是说，国家财力的钱来自于国有企业；国家拿到的钱后，绝大部分又投入到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一个良性循环。

图10：国家财政分经济类型收入，1950-1984

中国有成语，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这种良性循环持续运作了30年，日积月累的成效是惊人的：国有工业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从1952年的148.8亿元增至1984年的5170亿元（图11），国有工业的底子越来越厚。

图11：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与占比，1952-1984

不用学过什么高深的经济学，大家都知道，投资与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年之内生产出来的东西就那么多，用于投资的多了，消费就得紧一点；用于消费的多了，用于投资的就得少一点。几十年累积下来，效果可以很惊人。对家庭而言，省吃俭用、勤俭持家会比大手大脚、挥霍浪费强。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一篇发表于1982年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马伦鲍姆对比了中国与印度。到那个时候，中国和印度已经出现巨大的差异，为什么呢？他认为原因很简单：印度的年度投资率通常比中国低10%或更多。每年多投资的钱相当于GDP的10%，累积几十年是多大一笔钱？多年积累的投资差距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印度。换句话说，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暂时牺牲了当前消费，最终却极大地促进总体福利的快速增长。[32]形象地说，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国采取的是强行军方式。强行军肯定对即刻的体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战，但正是这种方式使中国得以后来居上。

▌工业的成长

因为有大量国家投资，在共和国的前30年，中国工业发展神速。这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长迅速。工业增加值是工业企业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扣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余额，是每个年度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1949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不足120亿。此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快速攀升。即使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六十年代初那几年，每年也有300多亿，相当于1949年的三倍。文革最乱的三年（1967、1968、1976年）里，工业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态势；到198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达2815.9亿元，是1949年的23.5倍。

另外工业增加值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工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1949年，工业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既小于农业，也小于服务业。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工业体量大增，只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成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

表11：工业总产值内部构成的变化，1952-1984

其次，工业内部构成更趋现代。工业总产值是以货币表现的年度工业产品总量。考察一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总量，也要看其内部构成。解放初中国的工业部门不仅小，而且偏轻，即以生产简单的消费品为主。1952年，仅纺织与食品两个行业的产值就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几年后的1957年，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两者产值的比重下降了10%。到1984年，两者的占比又下降了10%以上。另一方面，电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工业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这几个现代工业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超过50%（见表11）。

通常人们把工业内部各个行业合并为“轻工业”与“重工业”两大门类，前者指提供生活消费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业，后者指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工业。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刚解放时，中国工业总产值的约四分之三由轻工业构成。此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发生快速变化，重工业的比重在1951年超过30%，1955年超过40%，1958年超过50%，1960年达到巅峰66.7%。大跃进失利后，重工业的比重降了下来。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该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摆动。

重工业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考虑，优先发展重工业至少还有四个重要的理由。1）中国当时面临十分严峻的外部形势，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就是重工业，不能吃，不能喝，甚至不能用，但是为了预防万一，中国必须生产枪炮、坦克、原子弹。2）推动铁路、公路、内河航运、远洋海运、航空的发展，必须靠重工业。没有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无法互联互通、协调发展。3）发展轻工业不能靠手工，而要靠机器；轻工业本身使用的机械必须由重工业生产。3）发展农业不能靠传统的人力、畜力，要有化肥、农药、电力、农业机械、水利设施，所有这些都得靠重工业。农村改革以后，农业生产上去了，有人说这是包产到户带来的成果。然而，假如化肥、农药、电力、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仍停留在解放前的水平，恐怕再搞100次包产到户也成功不了。

上面提到电力，作为重工业的一部分，整个现代工业都有赖于它。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少得可怜，只有区区43亿千瓦时。五十年代，中国发电量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6%，到1959年已增加十倍。1984年，中国的发电量达3770亿千瓦时，零头也比1949年高，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

其实，岂止是电力，到1984年，中国的很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进入世界排名的前列（表12），其中棉布产量已排世界第一。1949年，中国生产18.9亿米棉布，人均棉布只有7尺。而到了1984年，中国生产137亿米棉布，外加73.5万吨化学纤维，人均分得布匹约20米，是1949年的7倍。1983年12月1日，中国政府以商业部名义发布通告：

【“从本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棉絮票，对棉布、棉絮敞开供应。1984年不发布票”。】

从此，我国纺织品结束了限制供应的时代，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穿衣”问题。[33]

表12：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位次的变化

第三，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更加平衡。不论是看整体工业总产值，还是分开看轻工业、重工业，我们发现，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内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表13），说明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

表13:工业生产的地区分布，1949-1984

最后，建立起来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世界银行第一次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后来形成一个三卷本的报告。让该考察团印象深刻的是：

【“几乎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尤其是那些与装备制造相关的行业。虽然在许多方面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但其机械和冶金产品的份额并不比工业化的市场经济体小多少。鉴于中国的耐用消费品生产水平较低，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说，中国目前在生产资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进口不到10%）”[34]】

这样，哪怕从外国专家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但它已实现了毛主席的一个愿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当时与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成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就业结构、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个错误的印象，好像GDP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是停滞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间，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从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则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达到6.08%。无论放在任何历史阶段、与任何其它经济体进行比较，中国在共和国头35年的经济表现都可以称得上是呱呱叫，只是与改革开放的35年比，略逊一筹。

从经济结构的演变看，新中国在头35年实现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愿望：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如果我们把工业革命定义为，在国民经济中，工业（或加上建筑业的第二产业）的份额从不关紧要变为中流砥柱的过程，则中国的工业革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刚解放时，第二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产业的比重高达68.4%。那时的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1952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20%，1958年超过30%，1970年超过40%，1975年超过45%，之后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下。到1984年时，中国可以有把握地说，自己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在毛主席逝世前后，他的两个期待基本都实现了。

然而从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看，中国那时离现代化还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远。

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不低，处在45%的水平，但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整个就业的比重还非常非常低：1952年为7.4%，1958年一度达到26.6%，其后是一个先激降后缓升的过程，1984年为19.9%。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为9.1%，1960年一度达到18.4%，其后也是一个先激降后缓升的过程，1984年为16.1%。在1984年，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加在一起约为36%，这意味着农业或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4%。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的中国还有一条腿陷在传统农业中。

另外，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一方面进步不小，另一方面仍然很低。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可怜的66元。解放后头十余年，它持续提升。大跃进后有两年，文革期间有三年，收入下滑；其余年份，收入稳步上升；到1984年，达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国头35年，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1%，可以说是相当高，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图12）。只是因为起点太低，哪怕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1984年人均500多块钱的水平在世界上还是属于穷国的行列。也就是说，虽然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迈过了匮乏阶段，但在八十年代初，也才刚刚进入温饱阶段。

图12：人均国民收入，1949-198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