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逾三百年，历经了各种危机，至今尚未完全消解。生产性是资本主义为人类提炼出来的文化形式，其核心是从增长的角度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指出：
【“有可能产出增长了，而人民群众却比以前更为贫困。”[1]】
人类在生产过程中培育了生产关系及其相应的观念形态，导致某些人的特殊需要一定以牺牲其他人的基本需要为代价，譬如豪华游轮的需要经常压倒穷人养活子女的需要。这种不平衡的社会结构是资本主义内生的病变，危机重重。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从生产之镜破碎、成本外部化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多发等三个方面暴露出来。本文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刻画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及其根源，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
一、生产之镜的秘密和困局
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上台后强调美国国家利益优先……可以说，全球化遭遇逆流，右翼民粹甚嚣尘上。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现。作为资本主义最杰出的批判者，马克思曾经强调物质生产是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起点，也是“意义世界”的来源。鲍德里亚名之曰“生产之镜”[2]。资本主义无疑是人类社会演化出来的先进交往形式。吊诡的是，资本主义在强调生产“意义”的同时把人降到“物”的地位——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症候。丹尼尔·贝尔说：
【“新教伦理曾被用来规定有限节制（尽管不是资本）的积累。但自从新教伦理跟资本主义社会分离后，剩下的就只有享乐主义了，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伦理。……因为很显然，自由更多地依赖于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个制度保障经济增长的能力仍然受到了新的质疑——缺乏超验的纽带，一个社会不能向性格结构、工作和文化提供一套‘终极意义’，这一切都让这个制度动荡不安”。[3]】
“意义缺失”的社会中，人们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享乐主义冲动，而创造享乐之必需的财产创造能力，即生产性，却在流失——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基本形式。要理解资本主义的生产，就必须理解“资本”在生产方式之中的地位。“资本主义”之所以叫作资本主义，核心在于这个阶段人类的生产以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增值为前提。资本不是天然的，而是活劳动的积累。资本家组织的生产对社会中的个人实施了权力规训。马克思说：
【“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拥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4]】
马克思被人称颂的原因之一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做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不曾做的事情。在他的著作和笔记中资本主义的“内情”得到了详细而公正的记录。马克思经常批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从抽象个人竞争出发为自由交往的资本主义做辩护，把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人视为平等的竞争者，毫不考察那些能够雇佣工人（或者购买劳动力商品）的“工厂主”如何取得生产资料的优势地位，又如何依靠优势地位采取野蛮行径，譬如强迫交易、欺诈交易，获得更大的社会权力。一般的经济学家抛开了历史和事实，在理论上预设自由平等的市场参与者和竞争者，没有说明资本家身份如何具体形成。换言之，马克思之前的国民经济学家达到了逻辑上的真，却失去了历史事实的真。其理论预设解决了“应当是”，没有触及“如何是”的问题。马克思做的工作就是解决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历史发生学，探究土地如何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占据了不同于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农业生产中的土地与劳动者及其活动并未分离，而在工业生产中土地却与劳动于其上的人分离了。土地成了排斥性的“地产”，规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土地的所有者在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中从土地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地租，而是比地租更多的利润以及其他难以用数字表现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仅生产了产品，还生产了需要，一种人支配人的需要，后者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本家在生产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工人被贬为对象，从属于生产需要，并作为人力资本被生产。
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世界文明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资本家获得土地的过程奠定了400多年来把东西方大部分文明划分开来的基础。整个社会按照效率生产，以追求更大个人自由为价值目标，而没有或者非常缓慢、甚至对抗这种原则的生产方式慢慢地被支配、淘汰，其文明形式渐渐衰落。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描述了资本主义机制的这一特征：
【“我认为，要把一个历史系统定性为资本主义体系，起主导或起决定作用的特征必须是持续不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即以积累更多资本为目的的资本积累。这个特征要占主导，必须有一套机制来惩罚那些追求其他价值或目的的社会成员，把这些不守规矩的成员淘汰出局，或是严重削弱他们积累可观资本的能力。现代世界体系中繁多的各种制度，无一不是为了促进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至少也是被这种促进资本积累的压力所制约”。[5]】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实是一种排斥和区隔人类社会中与利益增长无关的行为和观念的封闭系统，其划分好坏、善恶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利润增长和资本积累，倘若某种品行或观念阻止了这一铁律，等待的结果就是逐渐被挤压、驱逐，甚至摧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6]】
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资本意欲捕捉的，资本捕捉的就是有价值的；无意义的东西就是资本放弃的，资本放弃的就是无意义的。品行和观念的通约项就是资本，资本即意义，资本让价值趋于单一、意义世界日渐萎缩。正是这种按照成本核算和利润增长为通行模式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文明的激烈竞争。如今，资本主义面临如下情势。
1.市场竞争要求尽可能最大幅度地降低成本。
2.就业率合理、阶级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降低成本、维持较好平均利润率的最佳渠道。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太可能仅依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了，除非在地理空间上开拓新的市场，然而全球市场容量趋于饱和，因此资本积累和市场空间存在矛盾。
3.技术更新建立在知识生产的基础上，而知识生产受限于积累、时间和资本，其中蕴含两个矛盾：（1）技术需要与知识生产存在矛盾，即知识生产满足不了日新月异的技术需要；（2）知识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风险投资参与进来，带来金融风险，知识生产与金融风险构成冲突。
4.金融监管必然增加社会成本，抑制投资导致财政开支增加，官僚主义找到了温床。
5.满足了技术创新的前提下，技术引进必然带来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率，临时雇佣率和失业率增加不可避免。
6.为减少失业率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用于维持现有秩序的国家组织规模需要扩大，非生产性成本增加，资本利用率面临降低的危险。
以上六点中的变量经常纠结在一起，构成资本主义危机的渊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1为真，那么，2-6就必须满足充分条件的推理规则，即2-6说到的矛盾必须得到合理的解决，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不能同时得到满足。因此，资本主义蕴含着不可避免的危机。当今特朗普推行的贸易政策就是回应危机的手段，也是新自由主义衰落的表现。
二、成本外部化的途径和后果
积累性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以更低廉的价格销售商品、提供服务、获取最大化利润，是资本保值、增值的不二法门。自由企业家发现，为了克服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实现资本积累的目标，必须降低成本，增加资产收益率。降低成本无非通过两个路径：要么以技术含量更高的机器和流程取代雇佣工人的工作，即技术创新逻辑；要么在空间上拓展新的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即空间生存逻辑，在新的地理空间寻找单位产品所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进行投资和销售商品。倘若需要通过第一种途径来降低成本，那就需要源源不断地投资以改进技术和工艺，开发新的产品和劳务。第二种途径则需要借助民族国家的政治力量开疆拓土，以保障准垄断条件的产生和维系。无论是技术创新路径，还是空间开拓路径，都要服从资本主义不断获取利润、实现积累、恢复资本主义均衡状态的内在约束。前者是资本的市场逻辑，后者是资本的领土逻辑。前者必须借助技术改进，后者得依仗民族国家的权力。
在资本主义按照市场逻辑和领土逻辑进行扩张时，资本难免遭到严峻的内部挑战。就像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排斥其他因素阻止其获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一定会遭到抵抗。构成抵抗因素的，要么是自然环境、异域文化，要么就是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妨碍资本积累、资本欲除之而后快的东西，它们为资本主义遭遇多重困境埋下了伏笔。左翼思想家拉克劳、墨菲指出：
【“国家在更加广泛的再生产领域实行的干预也伴随着官僚主义的产生。在实践中，官僚主义已经登上舞台，随着商品化的深入，它成为不平等和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在国家干预的所有领域，社会关系的政治化成为许多新对抗的基础。”[7]】
可以说，官僚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在行政上的曲折反映。人们痛恨官僚主义，希望根除其弊端，却找不到克敌制胜的法宝，因为它的“病灶”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中。
古典自由主义的信条是“除非必要，不要干预”，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却经常置这个“信条”于尴尬境地。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卷土重来[8]，干预和放任一直在政策天平的两边拉扯。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是，在成本不变、利润需要增加的情况下，资本家不得不选择成本外部化的策略。所谓成本外部化，就是资本家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成本，通过某种途径转移给社会，导致社会总成本增加。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成本外部化的方式是：破坏生态环境和不承担受损工人的健康修复成本。这种成本外部化的方式在历史上乃至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其运行的难度却在不断增加。
成本外部化必然带来组织内外的冲突，国家有了干预的机会，相应的制度设计随之而来。克雷格·卡尔霍恩恰恰认为，成本外部化是制度存在缺陷的后果：
【“为了发展工业和满足快速城镇化的住房要求，需要对基础设施和资源进行大量投资。这些成本大部分被外化了，而新创造的财富又被那些有能力占有资本主义利润、从中获得劳务所得或赋税的个体所获得。也就是说，环境和社会成本并不是由企业来承担。”[9]】
成本外部化的途径无非两个：（1）商业组织在处理组织本身与外部组织法人或自然人的关系上，不承担涉外行为的责任，比如，让社会承担环境恶化的后果。（2）在处理组织内部的关系上，削减员工，以减少劳动力成本，让社会承担大规模失业的代价。这两种方法看起来过于野蛮和明显，势必遭到道德非难。于是，投资者试图以技术改进阻止不断下滑的平均利润率，因此，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成为资本主义能否存活和繁荣的命门。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一般而言存在周期性特征，倘若知识和技术处在创新周期的低谷，那么，资本主义很可能陷入危机和动荡。即使技术变革能够顺利完成，但由于改进了的技术的广泛应用，在降低成本上具有优势的雇主将会处在更加强势的地位，很多劳动者，或者将会被驱离工作岗位，或者处在半就业、被临时雇佣的状态，社会自然埋下不稳定的种子。兰德尔·柯林斯对引进新技术增加就业和机器替代工人的事实有着深刻的分析：
【“新型就业机会的创造不及中产工种的自动化来得快。确实有新型就业机会出现，但速度赶不上旧工业消失的程度，也无法补偿失去的收入。这是再就业计划缺乏有效改善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原因。自动化和互联网催生了新的部门：软件设计、网站建设和大量自由职业的在线信息提供和咨询业。但后者的准入门槛很低，竞争激烈，因此工资通常不高，很多时候甚至免费提供服务。虽然信息技术创造了新的活动，但创造就业的速度赶不上中产阶级工种消失的速度”[10]。】
就业岗位因技术取代而流失，成为资本主义成本外部化的加速器，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降低成本，不会让机器取代工人的活动停止下来。柯林斯说：
【“人类被计算机和其他机器取代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内在的终点。对人类劳动的取代不仅仅是未来20年或者一百年的事，而且是会延续几千年的事，除非有什么外在的因素能够改变技术取代劳动这一过程背后的动力——资本主义竞争。”[11]】
技术更新和进步本身用来降低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却带来了结构性的失业。为了维持平均利润率，现代资本主义在劳动力雇佣的问题上采取了新的办法，制造了新的穷人阶级。熊易寒分析了这种新的失业群体（穷人）产生的机制：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全体资本家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竞争不一样，升级后的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体已经分层，譬如代工生产成为降低成本的重要经营手段。控制了更大资本和技术的一级资本家把自己拥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外包给代工厂进行生产，代工厂在成本的约束下经常临时雇佣处在散漫的、寻找工作状态中的工人，按照订单雇佣匹配的工人数量，一旦订单完成，工人就会结束短期雇佣合同。这些按照订单签订劳动合同、构成雇佣关系的工人甚至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代工厂由于失去了对大资本的控制，沦为二级市场主体，就没有办法根据传统的雇佣模式进行商业活动，因为他们实质上也处在被资本选择的状态，不得不为获得代工权而参与激烈的全球竞争。包括熊易寒在内的学者们用“弹性积累”的概念描述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弹性积累包括弹性雇佣、弹性生产和弹性消费三个层次。[12]这种弹性积累的实质就是成本外部化，利润按级分割，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系统地生产新的穷人。中产阶级的地位不再稳定，底层人的命运陷入无常。可以说，弹性积累把中产阶级变成底层，把底层推向绝境。技术更新和弹性积累最终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或不稳定就业。分级的资本市场催生了新的阶层，导致传统阶级结构模型的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