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 历史发生学

（二）

商品社会和产品社会总是彼此约束、一起成长起来的规定。初级商品社会的发展表明了直接产品和劳动产品（或价值本身）依然是它的两个中心内容，在发生史上它并未脱离产品社会，实存的规定是产品共同体发育。据此，也就可以把初始发展的经济社会在形态上认作“初级形态社会”。初级形态内，商品和产品相互依存，主导位置仍然由产品社会本身据有。以致，严格意义的商品生产毕竟只作为历史上的其他类型的社会生产的附属而与之并列，作为“生产之余”。与之对应的“高级形态社会”发展也必然如是，不过，不同点在于主导位置由商品社会所夺取。相较初级商品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发达的高级形态的商品生产社会，中心内容是社会物质产品和价值产品，在发生史上则与“货币社会”有关，实存的规定是货币共同体的历史发育。表明：资本从来不是劳动本身的实在的联合，而在于从它的对立面规定上建立起来“抽象联合体”。资本主义生产虽说是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形态，虽说在内部过程同时涵容产品的联合，但在社会过程中委实是不断瓦解这种联合，而替换以货币商品的联合，替换以资本的联合。可见在这里，使用价值和产品本身的联系越来越被粗暴地割断，从而，它只能够和“商品本身”“货币本身”乃至“资本本身”相联系，越来越扭曲为资本概念上的社会使用价值。

初级商品社会的中心工作规定首先是商品，其次才是货币。

【注：“劳动产品分裂为使用对象和价值对象”，“有用对象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满足社会需要，并因而表现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表现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只是由于每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其它一切种类的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也就是说，被看作与它们相等，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彼此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耗费、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而只有交换才能完成这一还原，使极其不同的劳动产品相互处于同等的条件下。”从而，“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作为价值取得等同的单一形式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不同于它们的作为使用对象的多种形式的物质存在。”可见，“私人劳动的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以实际交易即产品赋予这些劳动的形式，反映在生产者的头脑中。当生产者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作为价值互相对立并发生关系时，并不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产品单纯看作包含同种人类劳动的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认为他们的不同产品相等，因此也就确认他们的不同的劳动相等。他们这样做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3页）】

直接劳动的工作关系为私人劳动对社会劳动的关系所替换，私人劳动不能够一步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从而必须执行“个别价值”对“价值本身”的行动关系。【注：“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起决定作用，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使人感到它的存在一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的持续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5页）】

与之必然相反，高级商品社会的中心工作规定首先是货币，其次才是商品。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中产品作为“价值”，乃是由于作为了社会商品而生产。但私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之所以同时是社会价值，是社会价值的直接组成部分，乃是由于它总会把直接劳动时间优先地通约为“货币”。可见在这里，实际的关系是社会劳动对私人劳动的工作关系，资本主义产品普遍是作为“货币”来看待的。【注：可见，“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商品价值的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4-55页）】

然而，马克思跟着就说道：“但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已经获得的固定的形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当……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一般等价物……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5-56页。】

与其说货币掩盖了价值对象性，不如说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里，货币对象性代替着价值对象性进行工作。这毕竟是“极度表面化”的现象，以致，琼·罗宾逊夫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一点：“一个人只靠他自己不能生产任何东西，是整个劳动队伍在生产着全部产品……因此，在时间上说一个人为自己工作（或为他人工作），是一种引人注意的隐喻，不是分析问题。”【注：Robbson, Joan. 1977: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Monthly Review, December: 54.】

其实，这恰好是对于普遍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原来工资作业有两个方式：一是作业者自备设备经营……称为‘自宅工资作业’……反之，没有设备经营，只把自己操业所需的简单工具，负着去找寻主顾……由主顾取得工钱，故这种作业形态，亦称为‘外出工资作业’。”“‘自宅工资作业’这种劳动形态，并不是当时的手工业者愿意采行的，反之，却是被禁制的结果。欧洲中世的工业基尔特，对于同业是具有极大权威的。”相反，“社会一向是把这种‘外出工资作业’，作为它雇佣劳动的原基形态”，尽管“在外出工资作业上，作业者都是无法自立。无论他是等人招雇，抑是找人招雇，时间及作业程序作业范围，都操之于人；一日没有工作，也许就一日没有饭吃。”【注：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275-277页。】

产业资本发展了普遍雇佣劳动关系，因而也就消除了上述“自宅”与“外出”工资作业的历史发展差异，使它们强行统一，使劳动者普遍失去对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统一了作业和统一了工资率。时间上的等同和计量总体反映的是这一结果。

在商品生产的初级形态中，生产者以交换者身份在交换领域中以8 = 8的公式互相确认他们劳动成果的等同。但在高级形态这里，即便在内部过程，生产者所支配的劳动也是直接等同的，从而可能产生出4 + 4 = 8的生产劳动公式。这是货币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合一化。因此，工人半天是为自己劳动，半天是为资本家劳动。在这里，对资本家来说，他的直接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对于资本而言的“直接社会货币”。这是“资本的劳动货币”，不是“欧文的劳动券”。“欧文首先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欧文既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74页。】

（三）

正如产品共同体的发展是劳动产品本身的商品形式产生的条件，货币共同体的发育条件同时是货币过渡为资本的历史条件。任何历史均依据有一定的物质发展形态，并且它的物质外壳和社会外壳具有内在的工作对应性。但是，社会研究关注社会外壳形式的发展差异。“W—G—G—W和G—W—W—G……出发点和复归点决不重合，或者只是偶然重合……作为货币的货币。这是G—W—W—G这一形式的发展……在这里，一切都是‘美妙的’，但同时都会得到一种可怕的结果，而这正是等价规律的缘故。”在这里，马克思重重地说道：资本一般的“主要对象”（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价值”“货币”和“资本”。【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8-162页。】

“货币生产”的历史外壳其实就是G—W—G。这好像是一个无意义的公式，好像没有历史内容。历史内容隐蔽在“无意义”深处，蕴藏于公式背面，即货币的价值实体关系发展。因此，“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19页。】

货币化的商品生产与单纯的简单商品生产相比，代表更高发展水准，它把全部经济形态社会的发展作为发展的伙伴关系，视之为形成“商品社会”的广泛根源，努力促使一件事：实现生产的社会化。

所以，“产品变商品”揭明了产品共同体的历史实存性，“货币变资本”进而也揭示出了货币共同体的历史实存性。但是，后者发展的目的正在于促使前者发展，这就是“价值对象性”的理性狡黠之处。关于货币，马克思强调：“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它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5页。】

所以，“货币隐藏了一个内容，即它是最不平等的、剥削的东西。”“马克思注意到，如果货币是一个等价物，如果它有等价物的形式，它首要是社会不平等的等价物。那么，危机并不是来自于平等化的社会中流通的不完善，它也不能被平等的社会中流通的改革所纠正。危机是从生产关系的不平等而来的，只能通过克服这种不平等而被克服。”【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6页。】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所以，货币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8页。】

归根结底，“很清楚，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而古代共同体本身则已经同作为一般基础的雇佣劳动发生矛盾。”与此同时，“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6-177页。】

一句话，货币表现为生产关系，所以，“斯密是正确的，因为货币不是任何特殊生产部门的工具；费里埃是正确的，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要素之一，就在于产品和生产因素被纳入货币的规定，而这种规定是以不同于产品的货币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7页。】

“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97页。】赢来这一评价：“总之，马克思的成就是非凡的。他为包括历史学派理论家自身在内的许多其它学者提供了指导性的启示。在设计不同的历史分类框架时，这些理论家的理论缺陷即使不比马克思的更严重，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马克思的贡献是之后的理论家们难以媲美的。马克思的理论将长期标志着经济学和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高水准。”【注：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64页。】

（四）

货币对资本的财产关系起建设作用，相反，对与之对峙的财产关系起瓦解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也就意味着：“货币的属性必须要预设价值的属性。”【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9页。】

相比单纯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以产品与商品的“更加对立”为条件。它事实上仅把工厂内的活动视为“产品的”，在社会上则广泛地以“商品”从而“货币”看待。这样，隐蔽在货币中的资本本性就暴露了，或不如说，蕴藏在生产流通结合中的规定直接体现了社会的不平等关系。既然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既然货币隐藏了一个内容，那么，它即是最不平等的、剥削的东西。“资本家寻求改良主义的发展，这提供了保护，以避免来自劳动者这一面的批判”，然而，“资本家自身的重组，与替代的必要性相关联，总是达到矛盾的最大限度，即流通形式从生产关系的对立而积累的那个限度。”因此，“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去神秘化，就要揭示改良主义和发展中的资本利益的结合点。这就是说，要坚持剥削功能的形式中心。”也因此，“还要分析到这一点上：革命是作为剥削内容的解放而出现的，即是从价值的流通形式中解放出来，这是极简单的价值——没有别的，只是剥削的计算形式。”“所有流通形式社会化的过程，都突出了剥削的内容：因此正是这样联系的过程，应该被摧毁，与之相伴随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反映和强化作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都应该被摧毁。所以改良主义者对于货币的改革都是毫无用处的……‘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注：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6-47页。】

货币在实体-形式中挹注自己的规定。货币史，真正意义的货币史没有局限价值形式的形成史。或者说，尽管始终贯穿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而毋宁说成是货币共同体的总体化生成运动。货币形象丰满起来、清晰起来。

【在这里，我们涉及基本问题，它同起点已经不再有联系。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就是：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它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把这些改变本身不是当作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这一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证明，这种学说同样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应该研究，或者不如说应该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货币的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另一方面，想通过一种关系的形式上的改变而摆脱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是否又是一个自行取消的要求？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一种杠杆可能比另一种杠杆更好地克服静止的物质的阻力。但是，每种杠杆都是以阻力始终存在这一点为依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70页。]】

就是这种运动使产品从人们对它的感觉上与它的使用对象完全脱离开，社会实体概念化，成为独自运行和自我再生产的神秘性的国度。资本主义从中诞生，它让自身的灵魂始终浸泡其中，升腾出神秘化王国规定，进一步发展成为资本拜物教，从而是完成了的货币的精神现象学。得以引导我们：“资本主义是以价值和资本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即典型的观念化的存在（理念或形式）支配了人的肉体和自然这些物质性存在（质料）的状态，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理念主义’。”“资本主义的‘理念’的内容是‘货币的精神’和‘资本（主义）的精神’，马克思早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如此重新诠释了《逻辑学》。”似乎唯有如此，方能深刻认识到，“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不只是生产有机体（生产一般），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有机体、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应该从生产资本循环的角度去把握的生产。【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32、343页。】

（五）

内田在工作规定上混淆对象与研究对象，把货币看作与预备资本有关的一项历史客观知识。货币为资本备好了“质”“量”“度”，是标准的资本存在方式。那么，货币的本质呢？按内田弘的逻辑，它必然是没有自己的本质的规定。望月清司而且说得更为露骨：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既是洞察整个世界史=人类史“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同时也是展望整个文明史=市民社会史的“人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对他而言，现代的市民社会毫无疑问是一个炼狱，由本源劳动者结成的“所有”共同体只有通过这一炼狱才能在真正的人类社会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体联合。在马克思看来，在这一炼狱中人格的狭隘联系虽然被贬低为普遍的物象关系，但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不断的提升，而且只有这样人格的普遍性联系=关系在未来才能实现。所谓对“共同体”的洞察，换言之就是对人格联系的普遍形式的洞察；所谓对“人的社会”的说明，换言之就是对隐藏于背后的生活和生产普遍关系原理的说明。“政治经济学”将西欧的市民社会想象为人类永恒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则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将过去、现在、未来看成是一个关于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我们不能说，在马克思那里只有“无剥削的共同所有→在阶级分裂和剥削基础上的所有→无剥削的共同所有在更高形态上的复活”这一逻辑才是正确的，其它的逻辑都是错误的；同理，我们也不能说“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的辩证发展”才是唯一的钥匙。研究方法不同，世界史也完全可以描绘成“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两个阶段。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到正史”的构图显然就属于这一两个阶段的认识。[注：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499页。]】

望月如此，然则，我们的内田弘呢？

【在《大纲》的“货币章”中，马克思没有像《批判》和《资本论》那样明确区分货币的发生史和价值形态，也没有展开货币从第一个形态到第四个形态的向上发展过程。而是把物（黄金）的货币作为前提，接着指出货币作为结合分工劳动的中介，是私人分工劳动结合形成的交换关系的物象化，从而显示出货币是一种关系。两种流通形式结合在一起，不断深化的货币循环使私人劳动结合的关系不断循环得以再生。追溯到私人交换关系开始的阶段，认为货币的发生史就是随着循环的一再重复，交换关系得以物象化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

他们如出一辙。内田的目的自然是努力使马克思在循环过程中把货币的本性显露出来的“企图”和斯密的“深谋远虑”扯在一起。因为，斯密早就指出：“深谋远虑的人为了消除物物交换的不便而发明了货币”，这一“发明”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最终“使货币从实物货币发展成为金属货币”，“这一发展过程主要是与欧洲的货币发展历史相对应的。”内田指认，“平田清明先生是这样阐述《大纲》‘货币章’中价值论=商品论的意义和界限的：‘面对着已经产生的货币和货币关系，努力从理论上阐明货币和货币关系产生的必然性。这种努力当然只能回归到商品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原始假定阶段……即商品原始假定的必要性。’”“广泛阅读了‘货币章’以及《大纲》之后，我们对平田先生指出的认识到商品原始假定和价值形态的发生史方法的必要性这一点深有同感。而且在产品向商品转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货币，推导出货币循环的方法，换句话说被当作前提的物质最终实现了再生产，然后再次成为前提。在终点=起点的圆圈之中，明确了再生产，理解了现存物质的本源的产生史。平田先生作为先驱，明确了在循环=转折论中成立的方法，同样的方法也贯穿在‘货币章’的货币循环之中。”【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98-111页。】

望月是内田的学生，是受平田和内田双重影响的学者，从中反观出内田对市民社会学说的毫不迟疑的支持性。日本学派集体论证的“货币发生史的方法”，内田最后确定是一种认识循环的工作方法，说白了，预前设置好规定——视为自为的发展规定，然后予以解释学演绎。为挖空心思地把《大纲》表述成该种图式，内田进行特别的引述：“马克思在‘资本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这可以看作是更高的实现；正如可以说猿发展为人一样。但是，这里较低级的形式是作为包容较高级的形式的主体出现的。无论如何，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于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货币（作为从流通中复归于自身的东西）作为资本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尔后借机发挥说：

【（1）资本的形态规定如果是这样从货币流通中产生的话，那么不断流动循环的资本被展开的形态就是货币，不是一般的生产。甚至最初被作为前提的生产实际上也是资本承担和展开的，是以资本为中介被资本设定，正是资本由货币形态改变为生产各条件并进行生产来证明的。为了纯粹地展开交换价值这个概念，以基于资本的生产方式为前提……使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现实地抽象了生产一般。因此最适合体现生产以一般为前提而展开的纯粹的交换价值的作为货币的货币代替了生产自身的生产，并且不是简单的生产一般，而是资本组织的生产一般。以资本为中介的生产一般是纯粹发展的交换价值的概念，即寻求无限的量的增长的冲动的内在化，因此很广很深地开发了与自然的物质代谢过程，使消费欲望膨胀，将交换和分配普及下去。因此资本必须首先从货币形态改变为用生产使交换价值增长的要素。

（2）（而在）货币资本循环论的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论（里面）……望月清司先生在确认了平田清明先生所谓三共同体论把《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包含在《大纲》特别是资本循环=积累论中的划时代的意义之后，进一步分析了那个包含构造，并指出其逻辑展开基本上遵循了①异化→②所有→③积累=循环→④原始积累→⑤共同体→④′原始积累→③′积累=循环→②′所有→①′异化的结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相当于上边序列的⑤→④′。[注：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26、131-132、206-208页。]】

循环还是为了循环，形式为了把握形式。这是“市民社会”主义理性狡计的全面上演。好像是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去描述历史学本身所固有的、唯美的世界史体系的基本图式，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要将只有劳动者才是真正的所有者这一未来图景看成是‘现代’的内在契机必然发展的结果。因此，‘过去’是作为旁证而被动员起来的，它未必一定是从世界史开端到‘现代’为止的全部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说，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是人的共同体经过重叠进化而积累起来的历史。”【注：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500-501页。】

根据这种说法，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定原始地包括在市民社会当中了。这是“没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市民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论妄想，“庶民的胜利”变成了“市民的胜利”。然而，“‘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恰恰是市民=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规律”，“望月把‘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作为本源共同体和市民社会的共同原则是错误的，本源共同体是‘基于所有的劳动’，市民社会=资本主义才是‘基于劳动的所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后来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说法，并指出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提法，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和意识形态。”可见，“望月误读这一原则的根源在于他和蒲鲁东一样，停留在‘财产’（即‘所有’）的抽象一般概念上，没有区分‘生产条件’和‘生产结果（产品）’。”而马克思总是强调：“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在深层次上就可以说，望月：“把马克思变成启蒙学者，把马克思改塑成斯密、改塑成韦伯，就不仅在实践上成了资本主义的共谋，而且在理论上也不是什么‘启蒙’，而是‘遮蔽’甚至‘阉割’了……（如此地）把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学’化的……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倾向是同实践上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化内在统一的。”因而这里也就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之前的粗陋平均的共产主义，它并不是全盘否定和完全抛弃自由主义，而是对其作辩证的扬弃；但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自由主义，即使在东方，在亟须现代化的中国，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用望月的说法，即‘教义体系’）对自由主义采取了绝对的否定态度，反映了其所谓社会主义更多地带有向马克思以前的粗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的‘回复’，那么‘望月史学’就和在哲学上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等人‘回到康德去’、博托莫尔在‘马克思主义以后’‘回到黑格尔去’一样，在经济学上把马克思拉回到斯密去了：马克思由一个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精致的辩护士了!马克思说过：粗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低于私有财产’，但是马克思批判这种粗陋的平均的共产主义绝不是要对‘私有财产’顶礼膜拜，而是要上升到‘私有财产’之上，即上升到科学的共产主义!”【注：姚顺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