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革命相向而行的丁玲

本书的两位作者用瞿秋白所预言的“飞蛾扑火”来形容丁玲对革命事业的热情和热忱，这是很形象也很准确的，然而既是革命之火就难免激烈以至暴烈，而既近于火者也就难免“惹火烧身”也。丁玲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就在于此—这是一种既相向而行、生死与共而又不无矛盾和抵触、甚至必有抵触和磨折的复杂关系。而之所以如此复杂，则既关乎现代中国革命的特性及其对革命文艺的规定性，也关乎丁玲自己的革命性和个性。        

就中共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而言，它力图通过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从而实现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重建，因而极具正义性和感召力；但也正因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社会里进行一场彻底触动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真革命，所以这个革命要取得成功，也就不可能由个人的自发行为自然汇集而成，它甚至不能不抑制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而必得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集体革命行为—诚如当年的一句常谈所谓“组织就是力量”，也必须走群众路线而非精英自由主义的路线，这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恰正是集中发挥中国社会人力资源之比较优势的举措啊；并且，也正由于这个革命可资运用的现代资源非常匮乏，所以它也就特别看重思想文化“战线”，而不能不把文艺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工具，因而对之实施领导和规范，强调阶级的人民的立场、强调善意维护革命利益的态度、强调革命文艺队伍的团结，于是统一文艺指导思想、制定文艺政策、实行文艺管理、改造文艺作家，也就势在必行。

凡此等等都表明中共领导的这场大革命的两面特性：一方面它确是使人民翻身解放和民族独立自由的真革命，所以具有非同寻常的正义感和感召力，而另一方面它其实采取了革命专制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这后一面诚然不符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崇高原则，但从历史情势来看，却也是“非如此不可”，否则，所谓革命也就只能长期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纸上清谈而已，而无从付诸实践和取得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作为革命之一翼的革命文艺就显然不再是一般比较单纯的文艺活动和个人行为，而是革命的特定形势下组织化的文艺行为。革命文艺的长处和短板都在这里—就它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贡献、对中国的社会改造所起的巨大作用而论，几乎可以说古今中外无与伦比，而它加诸文艺的规范、限制、磨折以至伤害，也可以说是前无先例后无过者。        

再就丁玲自身而言，一方面，她对中共领导的这场大革命之热忱和忠忱无可怀疑，并且她的热忱和忠忱是自觉自愿的。这是因为她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社会阅历中，深切地体认到这个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此所以她才那么满腔热情、心向往之，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毫不可惜地很快超越自己那个非常耀眼的最初成功—莎菲女士的个人苦闷之抒写，而义无反顾地转向革命文艺的创造、走向劳苦大众形象的塑造。

其实，以丁玲的高才气和高起点，她原本完全可以继续沿着莎菲的路子写下去，那自不难达到甚至超越后来的新感觉派以至张爱玲的成就，可是她却毫不犹豫地“方向转换”了。当今的先进之士常常纳闷丁玲为什么要这样、何必要这样？他们不理解这其实反映出丁玲有着超越一般现代才子才女只为个性解放、个人欲望而纠结的深广社会关怀和社会改造理想，所以她才那么认同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地投身于革命文艺运动之中，而参加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也确实推动了丁玲社会视野的拓展和创作的进一步开展。

然而也必须看到另一面—丁玲也是一个心高才高、极富感情也极具个性、善于独立思考而且有点桀骜不驯的人，并且当其投身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时候，她已是一个成名作家，对生活和文艺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和趣味，这就有可能使她与革命组织及组织化的革命文艺运动产生不合、不协调的情况，甚至难免抵触和矛盾。当然，丁玲也一直努力地要跟上革命的步伐、积极适应和配合着革命文艺运动的要求，可她还是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自由主义”—此处所谓“自由主义”，不是现代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而特指中共内部的一些违背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自由散漫言行。

毛泽东1937年9月7日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就严厉批评说：“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按这个严格要求，身为党员作家的丁玲确乎不无“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从而也就难免和革命组织、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及其组织管理体制产生抵触、发生矛盾，以至遭到严厉处理，身心陷入一次次磨折了。        

本书对丁玲因“自由主义”所遭之磨难，有相当详实的记述。即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两三年间丁玲以及萧军、王实味等人的文学行为及其遭遇，就是典型的事例。看得出来，这一时期的丁玲正因“南京问题”接受着审查，不免情绪低落且心生委屈，适逢个人英雄主义的萧军，丁玲的思想和情绪显然受到了一些感染，所以她虽不以萧军的“扫荡文坛”之举为然，却也事不关己地默认了，随后她自己也写了《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并签发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由此而来的一股暴露性的文学小浪潮，在今天被认为是延安文艺里的革命启蒙主义思潮，得到高度肯定。

然而回首当年，当时的中共高层恐怕也没有妄自尊大到拒绝一切批评，他们只是觉得这股暴露性文学思潮立论片面、态度偏激，且不够善意、不利于团结，也无助于纠正错误，反倒会激化矛盾，甚至把革命事业和革命文艺引向无政府主义之路，那只会坏了革命的大事，所以就不能容忍和放任，而做出了严厉的处理。今天的先进之士都指斥这种处理完全错了，并且都倾向于把中共之错误深刻地追根溯源到封建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我其实也不认为中共和毛泽东就做对了，但窃以为即使全错了，他们还是“必然”会那样处理的，并且他们之所以那样处理此事也未必就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倒是为了对他们所追求的革命事业负责，至于他们严厉专断的思想之根源，其实也不是什么封建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小生产者意识在作祟，而是出自现代中国革命的特性及其对革命文艺必有的规定性。

倘若革命只限于知识分子书斋中或沙龙里的革命清谈和清议，则这一切也不过吵吵闹闹而已，又有什么关系呢，何须如此而且也不会有人如此严肃和严厉处理啊！可是，在那时还很脆弱的解放区里艰难进行着的乃是一场真革命，那消极影响就比较严重而不能淡然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才说，极富才气和个性的丁玲“飞蛾扑火”般地投身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却几乎必然会“惹火烧身”的。然而即使磨折如此，丁玲的遭遇也不是什么可笑的讽刺喜剧，更不是什么煽情的浪漫悲剧，而乃现代中国革命的正剧里必有的事情。所以轻佻地讥笑丁玲自找罪受，固然是轻薄为文，慈悲地怜悯丁玲无辜遭罪，其实也大可不必。        

毫无疑问，就现代中国革命的艰巨、严峻、复杂却居然能够成功而言，委实是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事情，而就革命文艺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贡献和作用及其所受的规范和磨折而言，也同样是中外文学史上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事情。当然，古代与现代不无历史的关联，但窃以为现代的大事变毕竟是现代自身的产物。因此，把革命政治及其对革命文学的规范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也正如把它的革命性追溯于传统精神之遗传一样，此种貌似深刻的追讨，其实解释不了任何问题，反倒陷入形式主义的迷思。

譬如乍一看，革命政治对革命文学的规范，显然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传统相似，但实际上“文以载道”只是唐宋几个古文家的为文旨趣，并且他们也没有把“文以载道”看成教条，更无意让古文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至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则何曾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文以载道”传统—究其实，所谓宰制性的“文以载道”传统，原本是新文学阵营为了批判古典文学而有意建构起来的，而历史的实情是，在大多数时候或朝代，中国古代作家的写作都是相当自由的，并没有什么统一规范的指导思想，更别提有什么文艺政策和文艺组织了。可是，纵使没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现代中国革命仍然会动用文艺为它服务的，因为那是它可以运用的为数不多的现代资源之一，它不重用才怪呢。历史的真实是，革命和革命文学都是现代中国的现实逼出来的。

所以归根结底，现代的问题就是现代自身的问题，现代中国革命及其对革命文艺的规范，也都是现代中国的“现代性”自有之物—正因为现代中国革命是在非常特殊和极为严峻的国际国内情势下发生的，所以才必然地集革命的正当性与革命的专制性于一体，其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就包含着历史的局限性，其巨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暗含着重大的隐患，而这一切实乃老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必有和特有的现代性。看得出来，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的现代性颇近似于悖论性的存在，内含着非同寻常的复杂和矛盾，并不完美也不可能完美。此所以拥有后见之明的当今先进之士对之很失望甚至很愤怒，然而殊不知一切现代性都不完美。可是，也就因为革命和革命文学不合一些人心目中完美的现代性之标准，所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它就逐渐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以至被贬斥为完全封建的政治意识形态之翻版。这种新教条主义的现代性标准论，既遮蔽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的真成就，也无助于认识其问题之症结。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指出现代中国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不完美性—其实，既没有完美无缺的历史人物，也没有圆满无误的历史运动。尤其是那些旨在进行社会改造、民族独立、国家重建以至人类自由解放的革命历史运动，总是因其崇高的历史目标而拥有巨大的历史正义性和感召力，然而惟其是非常的历史大事变，所以革命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带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局限性和极端化的偏颇。如此这般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局限性乃是革命历史运动之集于一体的两面，它们在实践上既难以分别去取、在认识上也不可分而观之。

而这样的革命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推行开去，就会形成巨大的运动惯性（所谓势所必至不可阻挡之“势”是也），直至彻底发挥出其历史必然性的势能、完全暴露尽其历史局限性的偏颇而后止（所谓走向“极端”直至“反面”是也）。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和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大革命，就是这样非同寻常、真正革命的历史运动，所以它们都挟带着历史的正义而发展得轰轰烈烈、进行得势不可挡，然而也都异常激烈、血火交集，以至在无以复加的专制中走向反面、在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惧中偃旗息鼓。许多历史研究者都很感慨于这些大革命运动的走向反面，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真正的革命运动既具有争自由解放的历史正义，同时也不可或缺地具有注重集中、统一以至专制的基因，可倘若没有后面这些强有力因素的作用，再合理美好的革命理想都只是一纸空谈，而不可能真正付诸历史的实践、真正落实成历史的实际。

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事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人多少都会拥有某些共同的革命品格，譬如真理在握的理论霸气、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和毫不宽容的思想态度。这些近似的品格未必纯属个人气质，而更可能是革命的需要所感召出来的精神品质。即以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理论霸气而言，就正如西方学者霍布豪斯所说：“（那些实行一场革命的人）他们需要一种社会理论……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译：《自由主义》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正因为都程度不同地拥有这些充满“正气”和“豪情”而又不无“霸气”以至“杀气”的品格，所以革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但也同样因为有这些品格，他们都不可能真正宽容政治上和文艺上异己派别的存在，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往往纷争不已，甚至闹到互不相容、自相残杀的地步。此所以杰出的革命者之充满“正气”和“豪情”而又不无“霸气”以至“杀气”的品格，往往是集非同寻常的力量与非常偏执的极端于一身。惟其如此，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的结果，都不可能是革命理想的完美无误的实践和丝毫不差的落实，而几乎必然地带有不容异己、行事专断以至专制残酷的并发症，至于诊治和消解这些并发症及其后遗症，却只能是每一场大革命彻底耗尽其势能之后的“后革命”以至“反革命”时代的任务了。（《胡风的问题及左翼的分歧之反思—从“胡风与鲁迅的精神传统”说开去》，见《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448～4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在革命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中，丁玲并不算很极端的人物，然而她既投身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之中，也就不大可能“洁身自好”、“全身而退”—事实上，真正的革命者是难免受委屈也难免犯错误的，此所以就连毛泽东也未能“全身而退”，他生前既受过大委屈也犯过大错误，身后更是毁誉有加而且是毁多于誉。而这恐怕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今天的中国已经迈进到一个“后革命”以至“反革命”的时代了，所以对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多所反思以至于反感，这其实倒是很合乎“后见史学的规律”的—当人们能够抽身退步反观最近的历史时，总难免事后诸葛亮般的求全责备，因此也就否定多于肯定，而依我的粗浅观察，被后人冷落以至咒骂的历史人事，其实大都是成功的历史，被后人同情以至赞誉的历史人事，则差不多都是失败的历史，而同情失败者原是人之常情。

此所以最近二十年来对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的反感和否斥颇为流行，是并不值得惊诧的，至于连带而及地对于丁玲及其文学的冷落，亦不过惯常的人情冷暖而已，所以也无须像王蒙那样悲伤不平到“长歌当哭”的。我倒想借此机会强调：现代中国的革命和革命文艺之被当今的一些先进之士所否斥，这反倒证明当年的革命和革命文艺是真正的并且是成功的革命和革命文艺，而被他们交口称赞的另一些革命者、革命思想家和文艺家，如葛兰西、卢森堡、本雅明及“西马”之流，则都是失败的革命者或书斋里的革命者，所以他们也就只好或在狱中深刻地思想着革命或在书斋里诗意地想像着革命，如今称扬他们，诚然是既深刻悲壮也浪漫诗意而又很安全之举，因为那本来就是些美妙博辩的革命精神胜利法，说来好听好玩而已，并不当真的，也不能当真的。        

对本书的两位作者王增如女士和李向东先生，我实在是深感抱歉而又心怀感激的。虽然早就购读过他们编撰的《丁玲年谱长编》，但直到前年暑假参加“萧红·丁玲文学之旅”去东北才得以认识，由此得知他们正在写《丁玲传》，我是很期待的，但完全没有想到增如大姐和向东老兄会约我来写序，其实我对丁玲毫无研究，所以坚辞再三，似乎颇让二位失望，这是我深感抱歉的。而辞不获已，只好从命，于是反复拜读本书，委实收获良多，并且二位也极宽容地容我剌剌不休地说了一些很可能不中听也不着调儿的话，这又让我深为惭愧和感激。而我之所以最终同意勉为其难地写这个序，则或许是隐约感到自己与丁玲老人也似有某种缘分吧。

记得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做骨质增生切除手术，我在县医院的大病房里与邻床的一位大病友交换小说看，我给他的是《吕梁英雄传》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换给我的则是一本没有封面、也不知作者的书，翻开一看，《梦珂》啊，《莎菲女士的日记》啊，让小小年纪的我完全蒙了，直到上了大学后，才知道那本书就是1951年开明版的《丁玲选集》。后来又进而知道丁玲这个大作家原来和我的家乡还颇有关系，因为我的家乡—陇东的庆阳地区环县，就属于陕甘宁边区。丁玲初到陕北所写文章，比较著名的乃是《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而山城堡就在环县，并且那场战斗就是毛泽东等在我的老家环县洪德乡河连湾村指挥的，那里乃是当时的中共陕甘宁省委所在地；而毛泽东写给丁玲的那首《临江仙》词用电报发出，丁玲就是在庆阳前线收到的，以至陈明与席平的结婚之地，也在庆阳。

今年春节前夕我回乡探亲，向晚路过山城堡，高耸的山城堡战斗纪念碑映入眼帘，骤然间想起丁玲的文章，不禁感慨系之而浮想联翩—像丁玲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娇小姐，竟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而在亲人牺牲、身被羁縻的情况下，日思夜想着脱出牢笼，一旦出逃成功之后，即急不可待地奔向穷乡僻壤的陕北苏区，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呀？而又是什么精神在支持着和激励着她百折不挠地奔向革命呢？她为什么不像自己的老同学施蛰存那样，只因入团被通缉，就幡然顿悟到自己是独子、不能牺牲的、于是告别了革命？也不像乱世才女张爱玲那样，因为洞察到时代在解体、所以一心只寻求个人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呢？这些比较容易的也比较安全的路，她为什么就不走，而偏要舍易求难、自讨苦吃呢？……想起这些，就不能不对丁玲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了。        

这本《丁玲传》如实地记述了丁玲的生命历程，也诚实地回答了这些关于丁玲的重要问题，所以我尽管对丁玲所知无多、没有研究，还是勉力写了这些话以为介绍，相信每个读者都会从这本出色的传记里有所获益，得到人生的和文学的启示。        

2014年7月18日草成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作者：解志熙。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