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人民海军的援助

（三）苏联移交旅顺口海军根据地装备

1945年8月，苏联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协定规定，旅顺口作为海军根据地供中苏两国舰船使用。此后该地一直为苏军驻守。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规定：

【“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25］】

朝鲜战争爆发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重新洽谈旅顺口问题。1952年8月，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达成延长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期限。1954年9-10月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表示，苏联军队将从旅顺口撤出，10月12日，《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宣布，在1955年5月31日前“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26］。

1955年2月，中央军委发出电令，成立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负责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接收工作。苏联驻军从旅顺口撤出时，中方“有偿接收的苏军装备主要有小型鱼雷艇、护卫舰、各类辅助舰共66艘；水鱼雷轰炸机、教练机78架；180毫米、130毫米、100毫米岸炮40多门，85毫米、37毫米高射炮110多门，以及其它器材等”，［22］（p.242）价值约2.7亿卢布［27］。

另外，苏联还无偿移交给中国护卫舰、护卫艇各2艘，布雷舰1艘。［22］（p.242）这些装备提高了中国人民海军舰队的实力和近岸防御能力，增强了海军的力量。

二、苏联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人民海军的援助

中国人民海军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技术复杂、装备现代化的新军种”，应该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海军，通过什么步骤和途径建设海军，这一系列大政方针问题都是摆在海军创建者面前的新课题。［28］聘请苏联专家顾问，学习借鉴苏联海军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是当时最切实可行的“捷径”。

（一）苏联海军专家顾问援华基本情况

苏联除了对华援建海军装备及技术外，还应中方要求派遣海军专家顾问来华。1949年6月，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即主动提出可以派遣专家来华，帮助清除上海的水雷，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29］7月3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让随同刘少奇访苏的王稼祥留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海军、空军两校事完毕”。［30］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刘亚楼、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张学思抵达莫斯科，“与苏商谈帮助我建设航校、海校等事宜”。［31］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中方派遣军事顾问，其中向中国海军派遣指挥人员5人、教官75人、翻译6人，共计86人，［32］实际来华84人［3］（p.232）。11月，张爱萍访苏回国时带回6位海军专家［33］；12月，又有621名海军专家顾问来华［28］（p.36）。根据“六四协定”的规定，1954年11月，苏联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技术援助委员会，该委员会先后有288位专家顾问来华。［8］（p.85）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海军专家顾问来华人数较多。经过几年的建设，中国人民海军逐渐步入正轨，中国海军学校和舰队中的多数苏联顾问陆续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聘请了大批苏联军事专家顾问，海军“每年都要聘请来一批，多则几百，少则几十人。直到1960年，累计达到3390余人”［3］（p.232）。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加剧，1958年，

【“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34］。】

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1960年7月，苏联驻华使馆在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指出：

【“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他们的祖国”［35］。】

随后，在华苏联海军专家顾问陆续撤离中国。

（二）苏联海军专家顾问在华援建活动与贡献

苏联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海军的援助活动及贡献主要包括援助海军学校建设、训练海军官兵、为海军机关提供战略、战术与制度建设指导等方面。通过苏联海军专家顾问的指导，中国海军学校得到初步发展，海军部队官兵掌握了海军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海军制度逐步完善。

第一，援助中国海军学校建设。援华苏联专家顾问被安排到海军的各个部门，其中海军学校安置最多，第一批援华苏联海军专家84人全部安置到大连海军学校。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建立时，已有苏联海军专家当顾问，

【“开始人少，只两三个人，到联校时多了，10多个，各个分校都有苏联专家顾问”。［22］（p.152）】

在教学中，苏联海军专家“协助我们制定教育计划，编写各科教学大纲与教材，制定一套较完整的教学制度，使学校教学工作从一开始就走上正规”。大连海军学校为了最大程度发挥苏联专家的作用，组成了由苏联专家、翻译、教员三位一体的学科组，大部分课程都是由专家通过翻译逐章逐节地传授给教员，再由教员上台讲课。［22］（pp.155,159）在苏联专家顾问的帮助下，

【“通过几年的努力，学校在建设正规海军学校的工作上，由不懂到懂，由不熟悉到熟悉，逐步获取了办正规院校的一套完整的教育工作经验”［36］。】

第二，帮助训练人民海军官兵。毛泽东首次访苏时即向斯大林提出在建立海军方面希望得到苏联援助，斯大林答应“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提供舰只”。［32］（p.176）后来，中国快艇大队、驱逐舰大队与潜艇部队都是在苏联专家顾问的指导下训练的。快艇基地及快艇大队建设时，“所属基地设计、施工等都是顾问亲自下手并督促着做，所有快艇人员（干部、战士）都是专家亲手培养”［37］。在驱逐舰大队训练过程中，舰队“大队长、舰长、部门长、军士长都是两套班子，一套是我们的人，一套是苏联人。我们管政治和全面工作，苏联人管军事技术训练和操作”，苏方实行“一对一”的训练方法，苏方舰长教授中方舰长，苏方士兵教授中方士兵。苏联专家顾问要求非常严格，“理论考试不合格者决不允许实操；执行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绝不含糊；不准确的动作反复操练，直到符合要求为止”。［22］（p.122）中方海军官兵完成训练，苏方海军专家才陆续撤离。

苏联在旅顺基地帮助中国训练4艘潜艇共计275名官兵时，先由苏军军官提供译成中文的各门课程教材，选择要点对中方教员进行讲解，再由我方教员在课堂进行讲授。潜艇部队是中国人民海军中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

【“归海军直接领导，又生活于苏联潜艇部队中，学习、行政管理，均由苏军领导”。［22］（p.101）】

经过三年的学习，潜艇部队学员出色地完成了训练任务。1954年6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海军潜水艇独立大队，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第三，帮助中国人民海军完善各项制度与提供战术指导。中国人民海军军官最初“大都是由陆军调来的，对海上知识毫无所知……领导机关从毫无经验，到现在初步懂得组织指挥海军作战的要领，初步学会如何训练海军诸兵种，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在顾问团的帮助下获得的”。在对指挥机关的业务指导与建立科学的组织编制方面，“顾问团提供了适合于海军需要的制度，并指导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同时，“在战略战术指导上，提供了若干材料。在政治工作上也有一定帮助”。［37］（pp.301-302）在人民海军创建时期，萧劲光“特别强调向苏联海军学习问题，他不但自己工作中遇到问题及时向苏联顾问请教，而且利用赴苏联访问的机会，拜访了苏联海军10多位高级将领和海军部门负责同志，探讨有关海军建设的问题；他号召海军全体指战员要‘向苏联海军学习’”。［38］海军各部门都聘请了苏联专家，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总之，苏联援华海军专家顾问对中国人民海军初期的发展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萧劲光曾形象地比喻苏联援华海军顾问对中国海军的帮助：“你们是中国海军生长的接生婆；你们是中国海军生长的保姆；你们是中国海军发展的教员先生”，“中国海军是你们从担任接生婆、保姆到担任教员所一手帮助培植起来的”，中国海军建设的成绩“是与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39］

（三）援华海军专家顾问与中方的矛盾及其解决

萧劲光曾经谈道：“当时来华的顾问、专家，对我们的态度是热情友好的”，但苏联海军专家顾问的意见和建议并非完全正确或适合中国国情。在实际工作中，中苏双方难免发生矛盾，一些苏联海军专家顾问“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的一套是正确的，处理问题往往比较主观、武断，不大考虑我国的国情”。［3］（p.232）有时，如果中国人民海军官兵违背了苏联海军专家的意见，有些专家“就会恼火，发脾气”［22］（p.153）；还有些苏联顾问要求中国“全面学”苏联。在政治工作制度方面，他们要求我们同苏军一样，实行单一首长制，而中国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政治课内容讲授问题上，苏联顾问坚持以讲授联共（布）党史为主，张学思曾就此问苏联顾问：“在苏联是以联共（布）党史为主呢，还是先讲别的国家的党史？”顾问回答：“当然是以讲联共（布）党史为主”，张学思继续说：

【“既然你们是以本党历史为主，我们也应以讲自己的历史为主，否则，连自己党的历史都不懂，怎能更好地理解你们联共的历史呢？”［40］】

类似的问题时有发生。

在派遣苏联专家顾问时，斯大林曾说：

【“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的国家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32］（p.72）】

苏联对派往中国的军事专家顾问曾提出过既细致又严格的要求：第一，他们在中国工作时，必须牢记领导军队的中国将领和军官才是主要负责人，应在工作中尽力帮助他们。第二，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在提出建议时，必须考虑民族的、生活的和文化的特点，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最后决定问题和实际处理的权力属于中国。第三，当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对有关问题发生争论，或者对中国将领和军官制订和执行措施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时候，可以将这些问题转交给中国相应的上级军事部门。第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应该神圣地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苏联武装力量代表的职责和荣誉，应该时刻牢记，每一个人的正确行为和勤恳的工作将为苏联国家增光。第五，苏联将领和军官的任何轻视与高傲的表现都是不可容忍的。第六，在生活和文化方面苏联军人应该起表率作用，不准收受各种额外的劳动报酬，不准享受协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各种无偿物质服务。［32］（p.113）虽然有以上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诸多原因难免发生矛盾。对此，萧劲光回忆道：

【“情况反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一般都是严格要求自己，批评自己的干部。因为专家都是我们聘请来的，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还可能影响到两国的友好关系”。［3］（p.232）】

由此可见，当时中苏双方在处理人员矛盾时都能从大局着眼及时化解。

当然，在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的过程中，中方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作联系不够。有的干部忙于事务，没有经常与苏联专家顾问进行协商，因此，“顾问不能全面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也很难按照情况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二是向专家顾问学习不够虚心，表现在“有困难问题很少向顾问商量解决”。专家所提供的材料“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但我们没有认真学习。有的认为好是好，但我们目前还不十分需要，有的怀疑是否适合中国特点，有的对顾问采取不适当的态度，对专家宝贵意见尊重不够”。［37］（p.303）有些人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苏联是政治第一，英美则技术第一”；有些海军起义官兵认为“自己肚里有货”，不主动咨询苏联专家顾问的意见；一些从陆军调来的干部认为自己“有一套”，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不够积极，甚至不学习。［41］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些官兵思想上存在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接受新事物迟滞缓慢，在新事物面前还想以旧办法来应付；第二，有的官兵不承认苏联军事科学的先进性；第三，对当时的国际环境认识不够明确。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人民海军“在部队和干部中，宣传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清除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号召所有人员向苏联学习。建立苏联专家和我们的联系制度，一起办公，请顾问参加党委会，定期和顾问商量工作”，组织海军官兵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求“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对顾问的任何提议要慎重考虑。如感觉不适合本身情况，应直接告诉不能实行；如认为需要办而一时办不到，必须坚决克服困难力求办到，并将办理情况和顾问商量”。［37］（p.304）通过以上举措，中国人民海军官兵在思想上克服了保守主义，认识到了苏联军事技术的先进性，改善了与苏联援华海军专家顾问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