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卖港者的身旁必定都有一个外部势力的政治监护人。以李柱铭为例，1992年至1998年期间他曾有一名外籍助理，名为胡丹(Minky Worden)，现任美国“人权监察”全球倡议主任，今年5月李率李卓人等一票人回美国述职，就是由她全程陪同。黎智英身边的政治监护人Mark Simon在香港更是街知巷闻，表面看他是黎的助理，曾任壹传媒广告总监。其实他出身美国情报机构，同时身兼美国共和党香港分部主席，在美国政界人脉甚广。或许更准确地说，黎其实是Mark Simon的助理。
在香港反对势力的背后站着一大批外部势力，香港每一次政治动荡的背后总会有外部政治势力阴影的浮动。这次“反修例”，外部势力不再是躲在背后，而是直接高调站在前台，站在了第一线，反对势力和外部势力也不讳言。
2月底、3月初，时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数度批评特区政府修例，高调干预香港政治，美国商会紧随其后，公开发表声明质疑。值得关注的是，此时《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尚未出台。在美方安排下，香港反对势力头面人物3月份窜访美国，游说国安会、国会议员、保守派智库和自由派媒体关注香港修例，其间更获得副总统彭斯接见。特区政府正式在立法会首读《逃犯条例》修订法案之后，李柱铭等人5月再度窜访美国，获蓬佩奥高调会见，后者随即发表声明称修例将会损害美国利益。美国通过出动高级政客为香港反对势力站台，通过发官方声明、议员联署信等形式向特区政府施压，目的就是支持反对势力推翻修例。
6月12日，香港金钟爆发反政府暴动，美国国会同日启动对于《香港政策法》的修订，反华议员在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两条新法例，声称要对部分特区政府官员施以惩罚，包括禁止入境美国、封查家族资产等。关键时刻的恶毒一招，让那些冲在一线的反对派政客示威者犹如打了鸡血。
就在李柱铭等人5月那次窜访中，反对派头目专门参加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举办的香港修例专题研讨会。NED常年来通过拨款援助各种项目，被视为在世界各地策动颜色革命的主要黑手，特别是每年都在实质支持香港的反对势力以及“藏独”、“疆独”。其创办人曾公开露骨地表示，凡是美国中情局(CIA)不方便做的，都交给NED来做。在这次香港暴乱中，以NED为首的美国各种机构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它的介入有多深？
“6·12金钟暴动”“7·1占领立法会”“7·21围攻中联办”等一系列暴力冲击中，表面看似一盘散沙，没有公开的组织者、组织团体，没有所谓的“大台”，参与暴动的多为年轻人，但是从现场直播中所展示的多个细节来看，这场暴动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暴徒训练有素。他们能够熟练地把警方的铁马翻转过来，并迅速把三个铁马捆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铁架，不仅以此布阵堵塞交通，更以之为武器，攻击警方防线。他们的准备相当充分，事先带备手套、口罩和黄色头盔，准备了很多攻击性凶器，并在暴动地点附近安置了一系列的补给站，也有清晰的撤退路线，还准备零钱买单程票，避免留下痕迹，更有“抗争手册”提供法律支援路径。在战术上也颇有套路，例如专门安排女性、长者站在暴徒前面，有时还手持鲜花，或辱骂警员，或劝阻执法，阻碍警方行动，掩护暴徒行动。无论充足的资源供应，进退有据的策略部署，还是实时同步的文宣攻势，一再显示整场运动并非自发而为，也不是香港本地的反对势力可以完全操控的。
从2017年以来，随着非法“占中”、“旺角暴乱”等一系列案件的审判，包括煽惑者、暴徒等一批首恶相继受到法律制裁，部分人入狱服刑，社会正义得以伸张，激进分子切实感受到法律的威慑，暴力犯罪在香港不再没有成本。过去两年暴力冲击在香港街头几近绝迹。但是，从6月开始，暴力冲击不仅重现，而且愈演愈烈，肆无忌惮地冲击立法会、警察总部，甚至围攻中联办，污损国徽。导致这个情况的出现，外国反华势力难辞其咎。5月21日，“旺角暴乱”逃犯、“港独”分子黄台仰等高调在西方主流媒体亮相，公开承认在去年已获德国批准以政治难民身份获得庇护。此举实质上构成了对香港法律的破窗效应，令昔日的法律震慑荡然无存，而幕后政治势力精准地选择在此时此刻公布，目的不言自明，就是让那些“港独”青年军在反修例中大可激进暴力，不必担忧后路，一旦被追究，就可申请外国政治庇护。
香港的动荡仍在持续，示威游行之后也势必爆发暴徒攻击警方防线的激烈冲突。与此同时，反对势力试图在香港发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煽动罢工、罢市，煽动公务员反政府，更试图瘫痪香港地铁、机场运作。这些自残式手法，其实就是颜色革命那些不合作运动的惯用招数。
外因从来都是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内因，香港难道真的会爆发如此高烈度、大规模、长时间的动乱？没有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提供资金支援、技术支持和政治、法律施压，甚至参与现场指导，香港反对势力会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和政治势力在香港掀起如此惊涛骇浪？
【作者是香港资深评论员。察网摘自《环球时报》2019年7月29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