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为纯理论分析，与任何具体国家无关，谢绝恶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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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马克思

货币学派有一个观点，政府刺激经济会导致市场经济扭曲，降低效率。货币学派以此攻击凯恩斯主义。

没记错的话，弗里德曼举的例子是政府提供公园门票，替代了多数人的消费，政府支出增加了，多数人的支出减少了，所以并没有增加需求。

凯恩斯的理论的前提条件是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增加支出，提供有效需求。弗里德曼说，政府支出增加了，但是全社会支出不变，所以政府的支出并没有增加消费需求。

弗里德曼的结论，大致是正确的。随着政府支出的增加，多数人的生活日益艰难，消费支出确实在不断下降。

但是，他解释的原因却是胡说八道——多数人减少支出的原因，或者消费水平下降的原因绝不是因为政府支出和个人消费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是因为政府支出不断拉大贫富差距，导致全社会有效消费日益不足。

首先，凯恩斯也好，弗里德曼也好，都回避了政府财政支出提供的有效需求种类。

在反动堕落腐朽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绝不会减轻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在住房、医疗、教育、司法等方面的沉重负担——住房是台收割机，医疗是把刮骨刀，教育是个无底洞，司法是架金天平。这四样生活必需的服务，被资本牢牢控制，是资本的印钞机。

除了这四样生活必需的服务，还有大宗商品的期货，农产品、能源、金属（橡胶）等大宗商品（或者说生产必需品）被资本控制，价格随时波动，资本利用资金量和信息优势，正手做多，反手做空。最大的利润由资本获得，而绝不是农民等一线生产者。

无论是生活必需品（服务），还是生成必需品的价格，都被资本牢牢控制，是资本的禁脔。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政府的支出或政策，只会增强而绝不会削弱资本在这些领域的既得利益。

所以，政府增加支出的领域只会是门票这类对普通人的生存来说可有可无的的东西，而绝不会是住房、教育、医疗、司法等“刚性支出”——如果提供，也必然是虚情假意，假公济私，华而不实的，只会加重而绝不会减轻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

其次，政府支出的支付方式，必须是真实有效的法定货币。

政府提供有效需求，必需给资本提供支付方式。这种支付方式绝不能是打白条，而必须支出法币。

政府支付的法币的来源，归根结蒂，如果不是增加税收的话，只能是印钞。政府增加债务，支付支出，迟早也要使用加税或印钞解决。

无论是加税还是印钞，最终都是由社会中下层支付成本。

在美国等腐朽堕落反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税收的主动权由大资产阶级控制，魔鬼细节由他们制订，技术性后门为他们设立，他们不通过税收和补贴自肥已是罕见，更不可能主动把税收的重负加在自己身上。

如果某项税收，对大资产阶级不利，那么最终不是变为没有可操作性一纸空文，就是很快被修改得对他们有利。

如果印钞解决，那么同样对中下层不利。

大量的价值符号进入经济循环，必然推动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前文说过，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供给（或价格）都由大资本控制，价格很容易上涨。

对社会中下层来说，他们控制的生产生活要素要么是高度分散不易垄断的，要么是非必需品，价格是很难上涨的。

物价上涨，谁能获利，谁承担损失，是不言自明的。

再次，如果政府不增加支出，而是为资本提供投资便利，希望资本增加支出，那么最终的结果，如果不是不能激活经济，就是增加社会中下层的负担。

这些投资便利，要么是鼓励资本加强行业垄断（比如设定投资门槛），要么是允许资本涉足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要么是让资本进一步加强对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控制（比如让收割机深翻，让刮骨刀更加锋利，让无底洞更加深不见底等等等等）。总之，公开的说法是各种各样，光冕堂皇，实际效果是让资本有利可图。与之对应，必然是上下游的中小企业的利润被挤压，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成本提高。

资本总是要求利润的，这些利润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这些利润迟早由社会中下层承担。否则，资本是不会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