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外蒙古见闻：黑暗现象统统不见，整个是农工的世界

文：罗山

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关押总统曹锟，驱逐逊帝溥仪。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冯玉祥又支持郭松龄“倒奉”，终于导致了直、奉两军的联合。1926年1月，直、奉两派联合攻击驻扎察哈尔的国民军，冯玉祥被迫下野。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时，与于右任、陈友仁等国民党员有密切来往，并结识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其部队中也很早就配备了三十多名苏军顾问。由于冯玉祥的驻军地张家口接近外蒙古，故与外蒙古方面也常有来往，蒙古人民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和外蒙古陆军部长都曾拜访过冯玉祥。于是，在此番危急之时，冯玉祥定下了取道蒙古、出国考察的决心。

旅蒙考察期间，冯玉祥亲眼目睹了外蒙古在经历改造后的崭新面貌，并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人士进行了密切会晤，在外蒙古，他终于加入了国民党，随后登上北去苏联的列车。冯玉祥考察期间的见闻影响了其此后的政治判断，也对日后的北伐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风貌

1926年3月，冯玉祥“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鸣钟署理，毅然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悄然赴俄去了”。平地泉为察哈尔集宁，在今内蒙古卢兰察布，至今仍是中国通往外蒙古、俄罗斯的交通枢纽。在这里，冯玉祥办好出国手续，准备妥帖，动身之际，友人纷纷前来送行。

前来送行的石敬亭（石筱山）等故交均对冯玉祥的出走表示不理解。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极力隐饰自己此时的困境，希望将自己被迫出走矫饰为“避免内战、贯彻和平主张”，但在奉、皖两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此时冯玉祥的困窘已罄露无疑。

冯玉祥在平地泉乘汽车出发，走张家口到库伦（乌兰巴托）的平坦大路，一路起伏不大，即使在没有路的地方“也一般的平坦康庄”。塞外风景与内地殊异，“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颗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戈壁上，“活泼肥大”的野羊“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

汽车行至将近库伦几十里处，“即遇蒙古国民党（按：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按：即策伦奥齐尔·丹巴道尔吉，时任人民党中央主席）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冯玉祥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进入城内。

冯在外蒙古共住三十多天，自称“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冯玉祥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印象不错，认为“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冯玉祥特地记述了他受邀参加的一次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

“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人，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八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惟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

撙节是节制、节约之意，典出《礼记·曲礼上》。冯玉祥感慨“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然而，冯玉祥笔下的外蒙古喇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之形象却颇为恶劣。因此，他对外蒙古政府的社会改革颇为认同，认为其“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外蒙古政府勒令大批喇嘛还俗，冯玉祥由此认为，“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

1926年，冯玉祥在蒙古库伦。左起依次为陈友仁、邵力子、冯玉祥、鲍罗廷、徐谦

军事制度

作为行伍出身的军人，冯玉祥对外蒙古军事制度尤为留意，仔细记录了外蒙古军队的兵力与面貌。冯玉祥拳拳服膺与苏军顾问带入蒙军的政治教育，“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使在每个士兵头脑里打入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他与住所外的哨兵攀谈后，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在俄蒙边界的恰克图，冯玉祥发现当地驻军军营内“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认为“这完全是为灌输主义及对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冯玉祥饶有兴趣地询问一个士兵关于中国革命的事迹，如孙中山、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事迹，该士兵都能对答如流，极为熟悉。他感慨道“可见他们对士兵政治训练多么注重”。

冯玉祥还参观了驻扎在库伦的俄国骑兵操练，对俄国骑兵的骑术赞不绝口：“所谓哥萨克骑兵甲于天下，真是名不虚传！”随后他进入兵营，只见“营房的地板擦得很干净，一切内务也大致不坏”，但“只是室中有一种特殊的臭味”。这种臭味冯玉祥似曾相识，“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气”。在苏军营房里，冯玉祥看见一个酣睡的士兵，没叫人把他惊醒，只请另一个士兵把放在他靴子里的裹脚布取来查看，俄国士兵因穿着皮靴之故，不用袜子，单用裹脚布。冯玉祥注意到，包脚步很脏，而脚趾甲极长。他细细端详裹脚布的样子惹得同行者笑了起来，但他却认为士兵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使军队免遭疾病侵袭，这既是对士兵的爱护，也有助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

蒙古风俗

冯玉祥此前未曾在蒙地久居，对蒙古风俗颇感新奇。他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蒙古人煮手抓肉的情形，并提到外蒙古士兵每人每日发二三十两肉，直接把肉当主食，“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饭后，蒙古人习惯痛饮浓茶消食，甚至连茶叶一并吃掉。冯玉祥注意到，当地售卖的都是产自汉口、九江等地制成的茶砖，以火车运往北方。他认为，“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在观及外蒙古人喜爱中国绸缎情景时，冯玉祥也有关于复兴国货的思考。

进入寻常百姓的蒙古包，冯玉祥注意到“室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由于日本人也习惯席地而卧，遂借此声称日本人与蒙古人是同胞弟兄，他斥此说为“造谣”。蒙古民歌声调悠扬缓慢，日本人也说此与日本民歌相同，冯玉祥表示，“我听着倒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秧歌”。

当时外蒙古一些百姓尚有草原风俗遗留，也让冯玉祥颇感不适应。如他曾在“蒙古街上看见朋友相遇，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无论男女都是如此。虽然他们都穿着长袍，蹲在地上解手，别人看不出来，但总不雅观”。他认为“这种习惯，怕即是野外生活所养成，因为野外是找不到厕所的”。他还对当地饮用水的水质也颇多抱怨。最为骇人的当属此地獒犬，大概因藏传佛教缘故，当地习惯“把死尸抛在野地里，让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尸，他们就认为极不名誉的事，即须念经求签，不是说他本人不好，便是说他祖宗有损阴德”，由此导致外蒙古獒犬极为凶恶，“若人醉卧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险”。冯玉祥听到苏联朋友亲口告诉他，“曾有两俄人酒醉后回家，为时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扑倒吃掉。这种野狗到处多是，皆吃人肉的专家。因为他们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儿来了”。外蒙古独立后，曾在苏俄要求下展开打狗运动。

革命气息

在当时，库伦已更名乌兰巴托，即蒙古语“红色英雄”之意，城市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成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聚会处所”，聚集了多国的革命领袖。冯玉祥参加了一次革命者的联谊，令他感触颇深：

“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样都有。出演者包括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身手。故每个节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活跃之极，种种姿态，都足可活泼血脉，健强身体，与我们国术的用意是相同的。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团和气。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摩拳擦掌，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帝国主义者张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压迫者则无时无刻不谋打倒之，推翻之，以争取自由与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们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会甘心的。想到这夜的经过，的确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民族联欢会。”

可见，冯玉祥此时已对左翼思想颇有好感。在乌兰巴托，冯玉祥先后拜访了的驻蒙古的苏联公使及“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帮助中国革命政府输送军火的苏联朋友”，不过他对于二人家中儿媳妇穿着好过老母亲的情况颇为不满，总觉得这事不合理。在与第三国际驻乌兰巴托的代表阿母加会谈中，冯玉祥收获颇丰。阿母加为他一连讲了两个星期，“从第一国际一直谈到第三国际的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详尽深到，娓娓动人”。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极力向他陈述，“英雄的时代于今完全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两个人所可做成的，必须有群众，必须有主义，必须有组织，否则必不成功”。冯玉祥被完全打动了，听到最后，感到“左讲右讲，阐发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佩”。

在乌兰巴托还有一件对冯玉祥的政治倾向颇有影响的事件，那就是此时“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经过库伦”，这群人中有共产国际派往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参与领导了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三一八反对段祺瑞政府等政治活动的北大教授陈豹隐（陈启修）；孙中山的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以及著名的法学专家徐谦（徐季龙），不少是冯玉祥的故交。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冯玉祥这才知道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和“中山舰事件”。

不久，鲍罗廷等人动身，徐谦则选择留下，决心和冯玉祥同赴莫斯科。徐谦是当时有名的国民党左翼友俄人士，担任过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和国立北京中俄大学校长，后者是左翼人士在北京的重要活动机关。他在1926年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与李大钊携手发动了“三一八”示威，惨案发生后，徐谦为躲避通缉躲入苏联驻华使馆，此后秘密离京，得以在库伦与冯玉祥会合。当时国民党“以俄为师”，颇有列宁式政党的气象。徐谦告知冯玉祥，国民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听了徐谦的介绍，冯玉祥当即加入国民党，徐谦成为冯玉祥的入党介绍人。二人准备妥善，即乘汽车由乌兰巴托出发，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在苏蒙边界城市恰克图，冯玉祥“参观了工人住宅，也看了农人的各种活动”。冯玉祥感慨道：“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 

冯玉祥在蒙古停留三十多天，受到蒙古方面礼遇。苏联、蒙古方面显然事先策划好了冯玉祥的参观路线，他所探访的营房、民宅几乎无不窗明几净，所见的当地百姓也几乎无不饱含觉悟，连普通士兵都能对中国的军阀战局了如指掌，就连观看的文艺演出也充斥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情。在这种氛围渲染下，冯玉祥在蒙古期间显得颇为动心，在回忆录中自觉地使用革命、进步的标准打量、评判着当地的风物人情，并不时对中国的保守局面提出批判。日后冯玉祥由苏、蒙回国，迅速起兵誓师于五原，投身“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其思想转变在旅蒙期间已经发端。

参考文献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

樊明方：《中国北部边疆史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