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夜里，香港中环的西餐厅8 1/2 Otto突然清场。

一群西装革履的人走了进来。

对香港政局了解的人也许能认出他们的面貌：黎智英、陈方安生、陈日君……这些都是乱港派领袖，一方政商大佬。

席间，还有不明身份的外国人。

黎智英向他们举杯庆贺：“Welcome to Hongkong and well done with the situation (欢迎来香港，现在局势很好)”。

这一夜，他们欢声笑语，觥筹交错。

这一夜，有20名年轻人，因为施暴被警方拘捕。他们将被送上法庭，等待他们的是牢狱之苦。

而另外一群年轻人——乱港派大佬年轻的子女们，没有任何一个参加香港的游行。他们读名校，喝洋酒，注定过着锦衣玉食的一生。

香港是割裂的：

每7个人中，其中就有1个人的收入是在贫困线之下的；

他们最爱说的故事，是香港人每赚5块钱就有一块钱进了李嘉诚的腰包。

香港有10万人居住在环境恶劣的笼屋。那是老街区的旧楼里，一个个像火车硬卧般的床铺。每层床铺用铁丝网围起来，人们在这鸟笼般大小的空间里面吃喝拉撒睡。

李嘉诚的豪宅价值7亿，有全栋防弹玻璃，两个游泳池，还有钢门避难室。能够威胁到这座半山上的神坛的，也许只有核弹。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当年轻人在街头打砸时，权贵们只觉得他们吵闹。

这是一曲香港的挽歌。

1

香港餐饮业，流传着一个“米其林诅咒”。

这里有整整六十三家米其林星级餐厅，是中国大陆地区的两倍。即便是路边小店的独门美食，也会获得米其林侦探的垂青。但是，相当多的小店，并不欢迎米其林侦探。

因为被选入米其林指南的那一刻，他们就踏入了鬼门关。

有41年历史的老店好望角面家，坚持用手打的竹升面，口感劲爽又无碱水味，是老饕的心头好。但是在入选米其林之后，好望角面家倒闭了——因为房租暴涨，而27元一碗的云吞面远远负担不起。

2014年，阿星小吃入选米其林星级餐厅，次年房租上涨六成，被迫倒闭；

2015年，祥兴记同样入选，房租上涨五成，被迫倒闭；

还有连续四年入选米其林一星的一乐烧鹅，被房东敲诈铺位转让费一亿，一乐烧鹅要不吃不喝净赚30年才能攒下。

这些老店往往店面狭小，做的是熟客生意。即便入选了米其林，也没法多接待几个顾客。

但是米其林带来的名气效应，往往让房东狮子大张口，彻底压死这些本小利薄的老店。

米其林诅咒的根源，是香港这些年来狂飙猛进的房地产。

2013年，铜锣湾老店利苑茶餐厅关门，引来排队长龙水泄不通。利苑刚开业时，这里的房租是2000港币，而三年前已经变成了30万。到利苑关门时，房租又翻了一倍成了60万。

这时的铜锣湾，每年每平米租金2.37万美元，跃居世界上最贵的商业路段。

茶餐厅，香港美食之魂，正在被逼关门。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穷苦的新移民捧起了茶餐厅。

他们住处狭窄，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待客说事只能转战平价的茶餐厅。用酒楼一半的价钱吃到粥粉面，就是茶餐厅最大的金字招牌。

2003年非典事件，香港一万多家餐厅倒闭了五分之一，但是其中几乎没有茶餐厅。

香港人没有想到，茶餐厅没有败给非典，却败给了房价。

最近10年，茶餐厅“上天入地”。

上，是搬到阁楼；下，是搬到地库。

陈诚记茶餐厅在尖沙咀做了30年，被迫搬到加拿分道地库之后，仍然抵挡不住高房价的冲击而关门。

陈诚记老板娘感慨：

“香港生意根本没得做，人情味都没了……已经搬到地库了，还要往哪里搬呢？”

2

香港有小学生曾写过一篇作文《李家的城》：

【“屈臣氏、百佳、和记电讯、7-11、惠康......看着一间一间诚哥旗下的物业，我心中有无比的感动。香港内一切的商店，不论是哪种的类型，全是诚哥带给我们的祝福与钦赐。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当然，香港传说中的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李嘉诚、李泽楷、李泽钜。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为香港建起力场、为打工仔遮风挡雨、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

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其实，李嘉诚也挺冤的。

即便超人如他，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吃下全香港的商业。

电力系统，由李嘉诚和嘉道理共享；零售业，由李嘉诚和英资的怡和共享；燃气和巴士系统，由李兆基独占……最赚钱的房地产，更是由六大家族共享。

六大家族牢牢把控着香港经济的方方面面。

只要香港人还活着工作一天，就逃不掉给六大家族交税的命运。

六大家族的飞黄腾达，要从英国人离开香港说起。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草案要求：1997年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每年卖地不能超过50公顷。

这是大陆提防英国的一手棋：崽卖爷田不心疼，就怕港英政府把地全卖光了，狠赚一笔再拍拍屁股走人。

但是港英政府还是玩了一手花活，虽然你不让我多卖地，但我可以把有限的土地卖得贵贵的——这叫囤积居奇。

八十年代开始，香港地价一路走高，背后是各路神仙斗法：

船王包玉刚悄悄从海上生意抽身，推平了货仓，建起了后来香港最贵的商场海港城，他的女婿更是大手笔，建了一座“铜锣湾时代广场”；

郑裕彤吃下了大屿山愉景区的三四五期工程，赶上90年代初房价暴涨时卖出，赚得钵满盆满。

嘉道理家族走高端路线，牢牢把控半岛酒店、九龙酒店、山顶凌霄阁、圣佐治大厦；地产大佬李兆丰恰恰相反，专门收购半山、铜锣湾、湾仔、北角及鱼涌的旧楼……

90年代中叶，消费者委员会做过一次调查：55%的新建楼盘，来自四家房地产公司。

此时大局已定，不存在新入局者，只剩下几家寡头谈笑风生。

在香港做房地产商，可能是最幸福的事情，就连钉子户问题都不是问题。

半山有一栋楼龄47年的旧楼，一直和地产商拉锯谈判，到2010年，房地产商突然放弃了谈判。

因为这时，香港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楼龄50年以上的旧楼，只要八成业主同意，就可以拆迁安置。

剩下的两成钉子户，面面相觑，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