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何避免问题出现
1.暴乱的时间点分析
根据笔者整理的资料，西藏大规模骚乱一般出现于春季和秋季，如1959年叛乱（3月下旬）、1987年骚乱（9月底、秋季）、1988年骚乱（3月初、春季）、1989年骚乱（3月初、春季）、2008年暴乱（3月中旬、春季）等，大规模骚乱一般持续2-4天，而骚乱的主要人员，一般一开始都是僧人群体，之后迅速有大量其他人员加入，值得一提的是，暴乱者往往携带武器。
笔者结合西藏的气候特点分析，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西藏的气候，存在“年较差小、日较差大”的特点，所谓“年较差小”意思是一年四季气温波动不大，一年到头基本上每天都差不多的冷热、而“日较差大”，意思是一天之内气温波动较大，昼夜温差大（中午最热可达30摄氏度左右，午夜时分气温又可能下降到5摄氏度以下）。
而降水方面，以拉萨为例，每年农历秋分到次年农历谷雨，降水量仅为全年3%左右，以干冷为主、而每年农历立夏到农历中秋节不到半年时间内，降水量为一年的97%，被称为“雨季”。
结合暴乱分子的暴动时间，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大型暴动几乎都有意避开农历立夏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时间段（雨季），而选择每年农历秋分到次年农历谷雨这段时间（干冷季），而且更多选择在农历春分到农历惊蛰这段时间。
个人认为之所以选择这几个时间，是因为：
首先，在农历立夏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段时间内，西藏阴雨连绵，加上昼夜温差大，阴雨连绵的环境会让人非常不舒服，所以普通人会避免在这段时间内出行，加之这段时间前半节日相对较少，而后半则由于雪顿节、望果节、沐浴节等节日扎堆出现，笔者推测，由于“节日扎堆”，安保力量可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此时作乱可能会迅速被消灭。
而在农历春分到农历惊蛰这段时间内，正是入春后人容易出现困乏的时间段（所谓“春困秋乏”），同时，也是人精神最不稳定的时候（所谓“菜花黄、痴子忙”），这时候如果发动暴动，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另外，本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各地颜色革命，往往存在这个规律，那就是欧洲、非洲、阿拉伯的颜色革命（如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往往集中于冬春季，而亚洲等地的颜色革命，往往集中于初春到夏末（如郁金香革命、雪松革命、“占中”、“反修例”等）。
图十：世界各地的颜色革命看起来具有随机性，但是将地区之间的颜色革命发生时间整理，会发现存在很大相关性，说明CIA策划颜色革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个人认为，这种规律之所以会出现，很可能是CIA在对各国进行颠覆行动时，是排出了时间表和计划表的，而西藏的计划可能是位于上半年春季的。
正如公司会制定“工作日程”和“年工作计划”，CIA很可能也有自己的“工作日程”和“年工作计划”，而在排列暴乱和颠覆行动时，也会按照各国区别，分别排出工作计划，逐个“完成”。
归纳一下，本人认为西藏暴乱集中于春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1）.气候原因，西藏的气候不适宜雨季发动暴乱；
（2）.在冬春季，可以利用人比较懈怠的客观条件；
（3）.CIA排出的顺序，西藏的暴动顺序在春季，所以CIA会在春季集中支援西藏暴乱分子。
据此可知，西藏在预防暴乱上应当如何着手。
今年农历中秋节前后到“国庆”这段时间，会是第一个高危时段。尤其是“国庆”，因为今年是建国70周年纪念，“藏独”分子不趁机搞点什么，简直不是他们的性格。
因为在这段时间发动暴乱，足以恶心中国政府同时造成巨大影响，尤其“藏青会”有可能抓住机会闹事，地点不一定是拉萨，可能是相对偏远的地区。
另外，CIA会瞄准一些国家的特殊时间段下手，CIA的支持，将可能是“藏独”在国庆前后闹事的物质保障。
而国庆节之后，“藏独”分子闹事的可能性会逐渐下降，如果国庆不闹，那么他们会等到来年的藏历新年之后闹事，尤其是农历春分-农历惊蛰这段时间。
因为这时候可能是CIA集中支援“藏独”的时候。
既然分析了“藏独”可能采取暴乱的时间段，我们再分析一下“藏独”可能培植的势力是哪类人。
2.暴乱的人员组成分析
首先，和“港独”、“疆独”一样，“藏独”分子会首先诱骗那种没有文化又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懒汉，因为这种人有时间、有精力又无处发泄，且对社会满腹牢骚，最容易被洗脑成为“打手”，而且雇佣这种打手价格低廉，这种人头脑简单又容易被驱使，所以这类人历来是用来驱使大规模民潮的绝佳“对象”，例如袁世凯策划称帝时的“公民团”闹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的青帮屠杀上海工人纠察队等。
其次，就是那种人生比较失意、对于社会满腹怨言却又无处发泄、不知出路的年轻人（这种人往往和第一种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有大量重合），“颠覆”这类口号，往往在这种对生活有强烈的追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又极度失望的人具有致命的吸引力，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台湾的“太阳花”、香港“占中”、“旺角暴乱”、以及今年的“反修例”，主要是无知学生构成的原因。
第三，和“港独”、“疆独”一样，历来“藏独”暴乱中，宗教人员参与度都非常高，这一点和打上天主教“烙印”的“港独”，以及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疆独”存在极大的相似性。例如1959、1987、1988、1989、2008几次西藏大规模动荡，都有大量极端主义僧人和宗教人员参与，甚至1987、1988、1989三次暴乱就是僧人烧起“第一把火”，而且不仅如此，很多小规模的活动中，僧人、宗教人员也是主要参与者。
图十一：1987年拉萨骚乱中煽动极端主义的僧人，达赖策划的暴乱中，宗教人员总是少不了的
另外，和“港独”、“疆独”一样，历来“藏独”暴乱中，涉外“指挥”在活动中都“阴魂不散”，这类人主要负责在暴动中的协调、组织和指挥，往往是具有指挥暴乱经验的外籍特工或者接受过系统培训的卖国贼。
另外，除了以上四类人，还有背后负责对外联系、“后勤”、武器、经费等事务的外围人员，这类人不直接参与暴动，但是作为暴动的支援者，破坏力同样不容小觑。
3.如何“多管齐下”打断染指西藏的黑手
（1）从经费上着手
另外，个人推测，暴动用的武器和经费，如果过早运入，有可能引起疑心，所以经费可能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甚至可能混在正常的来往经费中流入暴动分子手里，因此要密切关注的是“藏独”分子可能在西藏存在的“白手套”，比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私人商人里的“两面人”，以及可能用于“藏独”接收经费用的账户，考虑到大额资金注入可能引起疑心，这类账户恐怕会是平常就有大额资金来往的账户，调查、锁定比较困难，因此要严密监视资金来源，如近期有大额不明汇款，特别是来自于欧美、日韩、澳洲、印度等地的不明汇款，就需要高度关注。
（2）从武器上着手
西藏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是由于解放军对于游击战熟悉程度，暴恐分子恐怕很难在西藏地区长期建立营地策划暴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CIA培养的西藏游击队曾试图在西藏游击战，结果全部遭到了干净彻底的歼灭），所以暴乱分子骨干有可能在平时伪装成普通人，在采取“蚂蚁搬家”的策略，少量多次运入武器的同时，还会在暴乱前设法偷运一批较大规模的武器，目的当然是如果偷运成功，那么暴乱分子的武器会更加充裕，而如果偷运失败，先期运入的武器也能支持暴乱。
考虑到在自家大量偷藏武器被查出的可能性很高，暴乱分子极有可能选择在那种人迹罕至但是隐藏方便且运输相对容易的地方隐藏武器。
所以，这就需要在各个卡口和出入道路上设防，武器的运输不比资金，重量大、数量多，一定要采取车辆装运等策略，所以道路监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暴恐分子的武器也可能采用平时看得见的物品、工具，如木棍、菜刀、切肉刀、锤子、扳手、无齿锯等，这一类就比较难监控，但是购买记录却可以作为调查依据，追查武器来源。
（3）从人员上着手
那种从英美国家、印度、澳洲等地前往西藏的外籍藏族人是重点观察对象，而如果这类人经常性往返西藏，那就有必要高度关注，因为要注意这类人混入西藏，策划、教唆暴动的企图，这类主要是防止外籍特工混入西藏策划暴乱或培训极端分子。
对宗教人员加大管控只是“治标”，真正的“治本”，是对宗教进行去极端化，把极端主义和分割宗教并摒弃极端主义思想，同时严格把控宗教事务，防止宗教人员牵涉极端主义活动，另外借助爱国宗教人员帮助，对宗教进行正本清源，让宗教回归“世俗化”，才是最终目标。
同时，对于那类没有文化又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懒汉以及人生比较失意、对于社会满腹怨言却又无处发泄、不知出路的年轻人，国家已经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教培中心，在这里可以进行思想去极端化和个人能力培养工作，使得极端主义逐渐丧失市场。
总之，“藏独”未来闹事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危险并不高，而且时间在中国政府这边，他们有迫切性，而中国政府没有，中国政府只要耐心等待，20年后，就再也没有“十四世达赖喇嘛”了，再过30年，就再也没有“藏独”的字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