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为对消费主义时代的反映和总结,后现代哲学风行一时。它以强调多元化和个体性为特点,在政治哲学上,呈现为对个体意识和“人道主义”的片面强调,以及进而导致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三者的剥离。卢卡奇及其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属于此列。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建构中,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和黑格尔的简单存续,视意识形态为完全的物质性存在,希望通过文化革命来改造世界;正因如此,这一思潮发展至今,已经完全沦为仅存在于纸面上和故纸堆里的学术表演。本文主要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从发展历程、理论特点、实践性等几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总体把握、分析和阐释。本文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归结为意识与物质的剥离,导致唯物史观的废弃,和实践性的破坏。这一特征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认识孤立且片面,因而对于许多现象(如符号化和异化等)无法作出解释。本文认为,要克服这一弊端,唯一的办法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当代西方黑格尔主义色彩的哲学流派所解构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而是从马克思主义自身寻找答案。

一、从经验主义到“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20世纪初,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由此终结了理论界关于暴力革命和改良的争论;但是,这次历史性的胜利却并未像人们预期那样,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率先发生。

第二国际的理论无疑失灵了。现实要求西欧理论家寻找新的解释,来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引未来的行动。一批理论家将注意力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马克思进行“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

不同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忽视哲学、片面强调政治经济中个别现象的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哲学为出发点,特别重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哲学观点上的传承关系,认为马克思完整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袍泽,否定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结论:马克思是在充分批判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因素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和辩证性吸收。但是,他们并不分析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而是仅仅将之视为后者的简单延续。换句话说,所谓“重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黑格尔主义的简单重复,把马克思变成黑格尔“复活”的符号。

“重建”的理论基石是理论家卢卡奇确立的“总体性”范畴。他认为,导致第二国际理论家庸俗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验主义,在于他们沉湎于对孤立、片面的事实的分析而忽视这些事物作为整体的有机联系。因此,“总体性”原则被视为抗衡经验主义的最有力武器,受到极大重视;卢卡奇甚至认为,这一原则高于“历史解释中经济动因的优先性”,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真正本质所在。

“异化”的规范性身份认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视域下的符号主义-激流网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行动的领域”,最终把总体性归结到了主体身上。卢卡奇试图复原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时,也将之描述为主体认识客体(即无产阶级认识自身)并复归的过程。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由自发转向自觉的过程,只是主体“异化-复归”的过程。根据主体性原则,柯尔施提出将意识形态视作在历史总体中与物质等同的部分,否认单独的经济动因的作用;他重视思想运动,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视为一次单纯的“思想领域的革命运动”,抛弃了它的现实性,把它变成了纯粹的哲学符号

葛兰西则以实践哲学来发展主体性原则。他将实践和理论统一起来,认为理论是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使他强调历史必然性中意识的因素,将对历史必然性的理解扩展到抽象的层面。而这种对意识的强调最终导向了无产阶级的主观意识决定社会革命进程的结论。在这些观点指导下,葛兰西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归结为文化革命;在探讨异化时,他同样格外注重文化产物的异化现象,并且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直接视为战胜资产阶级文化体系,夺取文化领导权。

阿尔都塞在这方面再次前进了一大步。在这里,意识形态不仅是独立于经济基础的实体,而且已经获得了物质性存在,成为社会物质生产结构的一部分——学校、教会、出版社等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们不是强制性国家机器的产物和附属,而是独立地作为总体的部分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相对立。意识形态革命甚至找到了物质的依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至此被彻底割裂开来,二者成为相互独立且相互影响的“总体”的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站在黑格尔的视角、夸大主体性的结果,是意识与物质分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离,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分离。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内涵被解读为纯粹的历史辩证法,而历史辩证法又被简单地视为黑格尔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所找到的“实体”。随着主体性的提出和自然辩证法的取消,唯物论和辩证法被拆卸为对立的两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性遭到肢解,成为了一种完全主观的东西,即一种纯粹的哲学符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重建”,不仅无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且向二元论倒退,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留出了空隙。是马克思主义异化和符号化的哲学基础,为全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肢解、异化、重构提供了最初的土壤。


二、异化与符号化——符号主义视角的“两个”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仍保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因素,如仍然坚持阶级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但本质上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而且,由于对意识形态独立性的强调以及对经济政治领域的轻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很快沦为空谈,“实践性”也仅仅成了口头上的实践性。这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事实上拥有了“两个”马克思主义。

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符号学往往是被作为一种现象,采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行分析的。而对于“另一个马克思”,则可以以如下方式进行解读:

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理论基础的符号主义解读,即符号学的异化。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解读符号学,而是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论》时,他们把它纯粹看成一本符号学著作,将商品视为符号。他们认为,正如符号在系统中的特定位置才具有意义,作为符号的商品也不例外,它只有在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中才能体现其价值。同时,商品的消费也被视为符号的消费。符号价值受到强调,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则被排斥。消费似乎仅仅是文化层面的消费,而与现实的消费没有关联。

生产领域也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将商品的生产视为“客体物质”的生产,强调商品的符号价值与“二次生产”。至于商品生产的本质、劳动的物化、商品无需置于交换中也同样具备的内在价值,则往往被视为过时的内容遭到忽视。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视角下,商品流通的唯一意义好像只是体现出物主的社会身份

“异化”的规范性身份认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视域下的符号主义-激流网

自然,生产和消费的文化意义是不可被忽视的,但因此就忘记了消费最根本的目的依然是获取使用价值,仍然体现出了偏重意识形态、忽视经济与政治的弊病。这样绝无可能对当代的商品社会作出透彻的分析,因为商品消费并非纯粹的符号消费,本质上依旧是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没有了对这层基础的探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必将沦为纯粹的“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