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3.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地继承

唯心论盛行时，唯物论也会出现有力反弹和抵制。实事求是就是东汉时提出来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因为此时中国知识界太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名学，用今天的话说叫“爱惜羽毛”。这个毛病在东汉末期尤其严重。国亡了，就知道光爱惜个人羽毛是没有用的。所以朱自清说：“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62]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杨修乃至罗贯中本人及其作品很有些东汉名学遗风。

东汉之后，宋朝也是一个学风严重脱离实际并由此亡国的王朝。宋朝的GDP在当时是世界第一[63]，有些像战国时的齐国，富裕却弱智。为什么？那时的学问受唐末禅学的影响。

理解宋朝的意识形态就有必要在这里与大家说说“禅”。禅宗的学问可以说是东汉之后的魏晋玄学与佛学杂糅的结果。我写了一本《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中里讲过这事。东汉时佛学进了中国，它与同期进入欧洲的基督教一样，也是有政治诉求的，也要与国家分权。基督教到欧洲那边去更是赤裸裸地要夺权，他们曾夺取了一半天下，可佛教到中国没有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与进入法兰西平原的查理大帝承接罗马帝国的外衣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需求一样，中国北方的鲜卑人进入中国北方后也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他不能用儒学作为鲜卑人的意识形态，因为用儒学他们就被汉化了，于是就请来了西来佛教。当时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佛学和佛僧们特别的尊重，受到尊重的佛僧们就有了日益膨胀的野心。有一次太武帝出师平乱，路经长安在僧庙发现藏有兵器，疑其反心，北魏太武帝便对佛教开始镇压[64]。但镇压后鲜卑人还没有可以与南方儒学相匹敌的意识形态，没办法，后面的皇帝又把佛僧们再捧起了，让他们拥有大量的寺庙房产、地产，钱多了有的还放高利贷。当时寺院财产已占国家财赋的三分之一[65]。这时佛僧们从政欲望萌复，以至他们利用国家给予佛教的“优惠政策”，以众多寺院为基地发展出有如少林寺那样的带有武装性质的佛僧力量，这已悖于佛学教义。北齐时佛僧们干政日深[66]，这引起北周武帝警惕，周武帝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二次“灭佛”运动。由于这次事件主要发生于建德年间（公元573—578年），佛史称之为“建德法难”，书称“为期虽短，而政令至为严酷。北方寺像，扫地悉尽。僧徒流离颠沛，困难莫可名状。或以身殉法，或隐迹尘俗，或遁匿山林，或入通道观。”[67]

隋之后，反复受到打击的僧界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开始好转。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还拜天台宗始祖智顗为师[68]，二人关系好的就像今天的“哥们”。但到隋末时，佛僧们却成了帮助李世民反隋的重要力量。大家知道的少林寺就是由于助唐反隋有功，才能在唐朝成为一段佳话。但从另一方面说，武力助唐也是干政，唐太宗明白，佛有能力反隋，也会有能力反唐。所以唐太宗对佛僧是限制性使用，防止它干政。说我姓李，我只能信奉道家而不是信佛。道家鼻祖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dān)，佛家只能在道家之下。李世民治国理政用的都是儒生。为什么呢？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儒学重现世，只有现世崇拜，这就是“忠君报国”，中国“患”字就反映了这个思想。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一个国家若有两个神，这个国家就麻烦了。为什么说我们党员不能信宗教？你想一个人心里若有一个耶稣，白天还要过党的组织生活，怎么过？这不内心打架嘛。西方与中国不同，西方一边是天主教主，另一边还得效忠皇帝，这造成了西方人心分裂，从而导致国家的撕裂，天天为众神而战，统一不到一块儿。因此欧洲大陆的版图很有点“微积分”，极度破碎。破碎了就打架，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绝非偶然，微积分学科出现在欧洲也绝非偶然。中国人不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人讲究的是和文化，和与合不同，和，《廣韻》順也，谐也，不坚不柔也。《书·尧典》协和万邦。合，《说文》，合口也；《玉篇》同也。中国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重“和”轻“合”，比如说“苟合”等。中国人不求“苟合”，更不求二分。这一点可从中国对数字的偏爱中得到反映。中国人喜欢“一”，反感“二”，比如“一以贯之”“忠贞不贰”等。“二”在中国文化中多是贬词，说这个人缺心眼就说他特“二”，说人不忠就说“有二心”，说这人莽撞，就说他“二百五”。中国人表达“二”的意思时常说“对”，说“双”，说“俩”，说夫妻双双把家还，成双成对，说“哥俩好”，中国人说一个忠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这些都是对立统一。西方人热迷康德的“二律背反”[69]。

唐朝佛僧们并不满足其“少林”虚名，在武则天建周时，支持武则天的改制，又干政了。武家革唐的做法不可能得到儒家的认同，武家只有从佛门寻求支持。而此时的佛僧们前所未有地发挥了能动性，其间表现最突出的是武则天最为青睐的华严宗。如果说隋朝时的天台宗只是配合国家的话，那这时的华严宗则走向极端，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宫廷斗争，为“武皇革命”打头阵。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承嗣伪造载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70]的瑞石。部分佛僧对此心领神会并于次年（载初元年，公元689年）秋七月，有“东魏国寺僧法明等”[71]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盛言神皇授命之事”[72]；“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73]。现存敦煌《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有为武则天改朝造势、神化武则天的内容。但是，积极参与武则天取代李唐的运动并没有给本已获得很大发展的唐佛加分，相反却为佛门引来了更为严厉的唐武宗“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

唐武宗灭佛很彻底，但不极端。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与西方不一样，西方对“异教徒”是赶尽杀绝，中国不这样，中国求和而不强合，只是限制其负面的东西，保留其正面的东西。在制度上王权通过对佛僧剃度和封号标准以及生存空间即寺院规模的控制，将佛教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由此牢牢地将佛事掌握在自己手中。潘桂明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五代王朝对佛教的基本态度”[74]。

经过这一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中国统治者终将多元意识形态中的积极内容融于以“忠君爱国”为使命的中国儒学，宋时融儒释道三家为一炉的新儒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佛教主流也从隋时与国家合作的天台宗到武周时富有张力的华严宗最后归位到主张自我心灵反省的禅宗。那些曾经激进入仕的僧人则转向“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75]的异端，尽管不是主流，但它还是“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身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厌倦和否定”[76]。毛泽东说：“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77]这话讲得非常深刻。

禅宗的特点是什么呢？这讲起来比较复杂，但讲的通俗些就是将道家学说中合理的相对论思想无限放大并发挥到极致，道家更多地用这种思想解释自然，部分用于人类社会，禅宗则用它改造了人心：比上不足，比上有余，世界就好像卓依婷演唱的那首《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首歌充满禅思，听多了，人就不担当了，就没有立场了。但它也有一个好处，能让人解脱痛苦，或者说痛苦的心可以得到麻醉。从这个视角大家看，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与卓依婷演唱《故事里的事》，异曲而同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要从政治角度解释，就可看出问题：说你是一个宋朝人就是宋朝人，说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为什么你把你当成宋朝人，是因为你把你当成宋朝人，你不把你当成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如果这样，你怎么打仗呀？肯定不打仗了。鲁迅笔下的阿Q人物形象是禅宗在清末民初时由学问堕落为滑稽的反映，这与今天曾喧哗一时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在已由学问转为滑稽所经历的路径大体相似。

苏轼去世于1101年，26年后，即1127年宋朝便遭遇了“靖康之耻”，北宋由此亡国。大家比较一下发生在1127年宋朝的“靖康之耻”和发生在1449年明朝的“土木之变”，没有定性的北宋人“横看成岭侧成峰”，在金军的攻击下不堪一击，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明朝人在于谦的带领下战胜了北方瓦剌大军的南犯，于谦的冒死担当保住了北京，大明王朝又延续了两百多年。

那是不是宋朝人就没有立场呢？也是有的，宋人的立场就是“天理”，天地宇宙，一理而已。这个“理”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普世价值”。就是说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只有普遍性，没有具体性。其结果，民族、国家的个性没有了，没有个性的“立场”只有神才有。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说：“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78]

北宋人天天空说理学而不求实际，这种思想再有禅宗的相对论思想从侧面推波助澜，导致“靖康之耻”以及随后的宋人偏安苟且的孱弱命运。

历史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许多时候人心还是很重要的。南宋诗人刘过[79]在《龙州集·襄阳歌》诗中提出“人定兮胜天”，意思是人只要坚定才能胜天，人要不团结就不能胜天。为什么南宋人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他们的遭遇使他们知道北宋灭亡的问题所在。北宋搞唯心，玩虚活，一玩虚就亡国。有意思的是，在当下中国，禅学和“普世价值”又双双在中国涌动，其中还有台湾地区“禅学大师”推进，有一段时间还曾形成相当的声势。如任其泛滥，其前途宋朝已有前辙，清末更现恶果。

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和自觉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般说来是从王阳明（1472年—1529年）开始。但在此之前的北宋的司马光（1019年—1086年）、南宋的朱熹（1130年—1200年）等所做的思想铺垫万不能忽视。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年—1127年）末期周敦颐（1017年—1073年）及其学生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80]。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81]，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82]。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83]，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84]。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85]

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86]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脱离实际的学风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对宋朝的军事力量造成致命的影响。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御史中丞贾昌朝《上仁宗备边六事》痛陈军界乱象：

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牙校[87]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稟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來，兵不复振。近岁恩幸[88]子弟，饰厨传[89]，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御侮平患，何望於茲？然乘边鄙无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骤择将领，鳩集士众，士不素练，固难指纵[90]，将未得人，岂免屡易？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且亲旧、恩幸已任军职者，便当为将，兵谋战法素不知晓，一旦付千万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91]

文恬必致武嬉。宋末将军们多由近亲宠幸繁殖，“饰厨传、沽名誉，不由勋效，坐取武爵者多矣”，这些人不思武备，胸无大志，“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尔”。如将千万士兵交到这些庸人手中，必“将致之死地”。

《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是对当时唯心空论的强烈反弹，它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司马光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92]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93]，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94]。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95]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96]。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97]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朱熹诞生于宋朝南迁的第三年即1130年（建炎四年），知识分子的亡国之痛自然伴随他的成长和学习经历，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这时的朱熹与少年杜甫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经历相似，同样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98]的伟大抱负，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年仅32岁的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1178年（淳熙五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1179年（淳熙六年）朱熹到任。1180年（淳熙七年），朱熹重立白鹿洞书院，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决心从教育入手，再造救亡新人。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四书”为学生必读的至尊科目。1182年（淳熙九年），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1183年（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直至1200年（庆元六年）去世。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进步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99]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

后人将朱熹当作宋朝著名的理学家，确切说，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革命家。朱熹与德国黑格尔一样，黑格尔将被康德“二律背反”打散了世界再用“对立统一”整合起来，朱熹也试图将北宋以禅思为底色的理学打散了的人心在再用“四书”整合起来，他在正统的理学概念中注入了革命的内容，将理学改造为可以治国理政的学问。朱熹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通过“格物致知”——这是“实事求是”的不同提法——的教育，将中国知识分子培养和改造为可以图存救亡的骨干力量。飘浮在天上的北宋二程理学就这样到南宋时期被朱熹拉到了大地上，这与马克思将飘在天上的黑格尔辩证法拉到德国的大地上历程有些类似。

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认识呢？因为他有北宋的亡国之痛，南宋有点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坐视半壁江山在沦落北寇之手而不图收复。如果脱离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抓不住朱熹思想的要义，就会从“普世”的角度抹杀朱熹思想的革命价值。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00]其实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的命运大体相同。也就是说，他们许多人的思想中的能动的、积极的和革命的部分被后来人“修正”为“普世”即人人可以接受的学说。比如孔子、朱熹、王阳明等的命运都是这样。

从司马光《治资通鉴》泣血疾呼，经南宋朱熹教育革命的大力助推，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与朱熹(1130年—1200年)同时代的岳飞（1103—1142）、辛弃疾（1140年—1207年）及稍后的文天祥（1236年-1283年）诗词中已有强烈的抗战精神。与孔子、朱熹的命运一样，今天我们有些人也把王阳明（1472年—1529年）学歪了，把王阳明的学问偷换成禅宗的内容，一天坐着没事练心，这是对阳明学偷梁换柱式的歪曲。

理论的价值在于时代赋予的问题。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学问的核心是要解决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为什么要“正心”呢？正心就是立场，有了立场才能谈观点和方法论。为什么王阳明要提出来这个，因为他看眼到明朝空论造成的误国问题，当然这也是北宋普世理学带来的同样问题。

蒙古人对汉人政权的颠覆，特别是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被蒙古瓦剌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使明朝知识分子联想起宋靖康之难，他们在反思，为什么每次都是落后民族打败所谓的“先进”民族呢？你说人家不行，但人家把你打败了，最后王阳明说那是由于人心不正，不正是由于没有立场，无立场则人心不定。最后王阳明就说要正心。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先回答你是谁的问题，这就是立场。正心才能修身。为什么？你有根了，你的人生努力才可能是有矢量和有方向的。刚才我说了，中国的思想只能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思想。你是哪的人，你是中国人，你的双脚就必须踩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就是立场。有立场才可能有力量。所以，王阳明就说，你要正心，明白你是谁，这是全部学问的基础。

现在中国教育界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讲开放就忘了立场和国家。一定要出国才算开放。评高级职称非要出国几个月，这不合适；出国，没问题，但我们更要到中国基层去，到农村、工厂、部队去。不懂中国，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有什么用呀，你得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一次曾偶遇刚从国外回来朋友，告诉我他在想一个问题，我问想什么问题？他说在想“我是谁？”我说你是中国人呀，他回答说那不一定。大家看，这出国读书读疯了。我说反正我知道我是中国人，也知道我为中国人民服务。知道了自己是谁才能知道朋友和敌人是谁，这样才会有人生的力量。力量是冲着对象去的。没有对手的人生就是标量的人生，标量的人生看似欢快，实则无力。动物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大家知道力量必须有支点，支点就是立场，你没有支点，后面什么都扛不住。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标量的人生，脚底下打着滑轮，怎么担当，不担当，国破家亡，什么也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朱熹、王阳明都是为中国人寻找和建立力量支点的人，这才是他们学问的伟大之处，我们也只有从这个方面才能读懂他们的学问。

大危亡造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元朝人征服了满腹诗书的宋朝人，北方清人又灭了“学问空疏”[101]的明朝人。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汉人王朝为北方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被你看不起的人打败了自己，这个时候，汉族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此后，中国文化就有了“经世致用”的方向，学问就不再是供文人把玩的艺术品了。

王阳明是过来人，知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02]，为了让明朝避免宋朝空论导致亡国的悲剧，决定要从改造明人的认识论入手。从王阳明之后，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有了文化自觉，其特点是开始拿枪杆子了。王阳明就拿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个人都拿枪杆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全拿枪杆子，学问也做得好。司马光泣血疾呼，朱熹准备，从王阳明始。宋人那种学问不用于实践，只用于把玩，学问人和拿枪人多不融通的现象发生变化，一直到近代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知识人都知道抓枪杆子。

中国近代以来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于湘湖地区，岳麓书院开一代新风，王船山力主这种学风。早年毛泽东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并终生提倡这种思想。“实事求是”则是这种学风的最基本的要求。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曾在“船山学社”[103]旧址创办自修大学，现旧址门首“船山学社”四字是毛泽东亲笔题书。当时还有一种外来的思想，就是胡适带来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经世致用，现在咱们把它说成是“实用主义”，翻译上有问题，好象人家没有主义似的，不是的。杜威说的是效果产生真理，真理是从效果、效用来说的，这就是实践。为此，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特别叮嘱：

【“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