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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

2019-9-10 23:2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762| 评论: 0|原作者: 李怀印|来自: 开放时代杂志

摘要: 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非如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格局,一直处在调整之中,总体来看,具有与东亚“四小龙”的战后经济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特征。
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非如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格局,一直处在调整之中,总体来看,具有与东亚“四小龙”的战后经济成长过程截然不同的特征。后者充分发挥了自身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加工为起点,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不具有同时代的东亚“四小龙”在美国的军事霸权庇护下及其所主宰的世界贸易格局中所享有的独特条件,其“国家工业化”战略追求的是由“工农业总产值”这一指标所体现的具有自我持续能力并且部门齐全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这一时期,中国在工业制造能力、大规模农田水利设施和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以及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法以现代经济增长研究者所习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加以衡量。这一时期中国工业企业和农业集体组织的微观管理和生产效率问题,也不能简单地以缺乏激励和监督机制来加以解释。

李怀印: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论者商榷

一、为什么“比较优势”命题是非历史的

“比较优势”论者解读前30年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增长路径,尤其是东亚“四小龙”战后经济成长的经验,来评判新中国前30年在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发展战略。这一做法是非历史的和不公平的。

例如,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在论及前30年以高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经济战略时,便批评当时的决策者,“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化水平;依靠高积累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了国民收入的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还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于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的局面”(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67-68)。

新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增长战略,当然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全面融入了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的学理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所提出的关于现代经济的基本假设,即一个国家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美国并流行于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诸多现代经济成长理论,则试图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成长的具体路径和追求目标。总的来说,这些理论力图使人们相信,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在劳动力供给和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优先部门(对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便意味着劳动投入密集而资本及技术要求较低的低端产业部门),进而通过加入国际分工和本国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衡量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尺度,是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Kuznets, 1966),发展经济学家们因此把各国划分为以美元计算的低收入、中等收入(又进一步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便成为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再进一步迈向高收入国家。

对于战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来说,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经济发展图景,只是一个画饼而已。例如,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曾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积极推进以低端产业实现进口替代为主的工业化战略,但大多数企业最终都因为无力与西方跨国公司抗衡而败下阵来,其国民经济也始终无法摆脱对西方跨国资本的依附地位,在经历了早期的增长之后,均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也有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而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例外情形,这便是东亚“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其工业化均从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下手,依赖转移劳动力和拓展对外贸易,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70年代以后进一步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带动各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上升,并在80年代成功加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Chowdhury & Islam, 1993)。

“四小龙”之所以成功,离不开这些社会的民众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所形成的勤奋和节俭,也离不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行政部门的威权统治和得力规划,而这些往往是东亚地区以外那些常年陷入动荡不安的非西方社会(拉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所欠缺的。但东亚“四小龙”得以成功起飞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它们均在战后被纳入了由美国和西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地缘政治上均作为美国的盟国或盟友而受到后者的保护,其精英阶层大多在欧美受过教育,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储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容易在对外贸易乃至教育、国防、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与西方先进国家融为一体,也使其在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方面驾轻就熟。

问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没有条件按照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的设计,仿效“四小龙”,加入欧美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分工,从而得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49年后的中国,既没有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拒绝被纳入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架构。前30年的中国,所追求的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自为一体的可以自我维持的工业化经济体系。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大概是由于以下几个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首先,1949年以后,中国宣布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宣布抗美援朝,军事上与美国形成直接对抗的态势,地缘政治上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堵,经济上遭到后者的禁运,因此完全排除了加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可能性。

其次,尽管1950年以后中苏两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结盟,但毛泽东对苏联始终存有戒心,不愿意放弃中国自身的独立自主,加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党国家的国际分工体系。20世纪40年代的中共对苏共的关系,便是沿着摆脱二三十年代对莫斯科的盲目依赖,走向独立自主的主轴展开的。40年代后期的中国共产党,克服外来压力,赢得了内战的胜利,掌握了全国政权,更不愿意依附于苏联,拒绝流行于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父子党”关系。对于1949年成立的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也始终保持距离,迟至1956年,才以“观察员”的身份有限度地介入,1961年中苏关系紧张之后,连观察员的身份也予以放弃。

还有深远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感,与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记忆相激荡,使国人普遍具有民族复兴的强烈冲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尽管国家的经济面貌“一穷二白”,但毛泽东等领导人有着强烈的大国抱负,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自信和期许。在国际关系上,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中国在共产党国家集团中影响力的蒸蒸日上,更是信心满满;对中国在由众多非西方国家所组成的第三世界中的领头角色,也当仁不让。

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中自给自足的心理的影响,都使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法接受中国在任何一种国际经济体系的内部分工中仅仅局限于或偏重于低端产业的发展,或者在生产技术、对外贸易和外交关系上长期依附于主导这一体系的中心国家。相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便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部门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东西方先进工业国。

二、“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特点何在

前30年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在制定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方面,受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等教科书的影响,是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先例和蓝本的,因为这一模式在他们看来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

这一模式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并不以涵盖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为计算口径,并不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者从低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为目标,并不以扩大对外贸易为驱动力,并不以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为实现路径。相反,前30年的国家工业化战略所追求的,是实物经济总量和再生产能力的扩张,因此,其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并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最重要路径,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换言之,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扩张,是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工业部门本身的扩张,又是靠汲取农业部门的资源,通过经济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来实现的(至少在工业化初期,来自农业部门的资金积累,构成工业再生产能力扩张的主要来源)。这与“四小龙”在起步阶段主要靠外贸和外资的拉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此同时,由于致力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和自我维持能力的培育,重工业的投资必然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在建设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这一战略,反过来也制约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能力,因为重工业作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低于低端产业。所有这些,又与“四小龙”在起步初期,以资金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消费品工业为侧重点,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带来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形成了鲜明对比。

前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因此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铺摊子”,即在原先残缺不全、零星分布的近代工矿和交通业的基础上,搭建一个全新的、部门齐全的现代制造业、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体系,其中许多部门的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1957年)受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则构成了迈向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步骤。六七十年代连接全国各中心城市的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成,一大批“三线”项目在中西部各地的展开,以及能源工业和国防建设的重大突破,使上述体系更为健全。所有这些,均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二是“打底子”,即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作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劳动者在精神上和体质上的改造。5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婚姻法》的宣传以及“镇反”“三反”“五反”等,不仅改变了内地的所有制结构,根除了种种社会痼疾,改良了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冲击了几千年来扎根于中国人深层意识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阶级秩序。原先“东家”与“下人”之间的鸿沟不复存在。“翻身”之后“当家做主”、男女平等的意识越来越流行于城乡各地的劳动人民中间,整个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这些,加上整个前30年持续不断的群众扫盲,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城乡各地的普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灌输,客观上都有助于亿万民众挣脱千百年来人与人之间身份等级的枷锁,摆脱精神上的蒙昧状态,为后来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准备了条件。当然,人们也为“文革”期间“破四旧”这样的运动付出了重大代价。到70年代后期前30年结束之际,农村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广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疟疾、天花、血吸虫病等流行病的医治和灭绝,也显著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健康状态和身体素质。

所有这些,都是无法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一个单一的尺度来衡量的,甚至也是“工农业生产总值”所无法涵盖的。

值得强调的是,前30年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尽管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优先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自成一体、自我维持的现代工业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代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成不变。大体上,前30年的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苏联体制影响下的高度集中,到“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1年)力图摆脱苏联体制而下放权力,再到60年代前期为了纠正“大跃进”的灾难性错误而在调整、整顿中再度强调权力集中,最后在“文革”后期又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在调整的过程中,重工业优先的政策往往适当收缩,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则得到加强,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直接影响到农、轻、重发展次序。总的来说,在与苏联或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时,重工业和国防建设会加大投入;一旦外部压力舒缓,农业和轻工业的投入便得以增加。

前30年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绝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样闭关自守。整个5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在技术上的全面援助;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的技术进口开始转向以日本和西欧为主,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突破了过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界的樊篱,为扩大对外交往打开了大门;整个7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对外商品出口的势头也在加快。与此同时,中国对第三世界特别是众多非洲国家提供了常年援助,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三、企业的微观管理有无激励机制

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同样重要的是微观管理,因为后者直接决定了宏观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成效。这一方面,新古典派的解读也是负面的,认为在前30年企业没有自主权,因此“就不能根据工人的努力程度决定工资标准,就必然造成劳动激励不足。劳动激励与劳动奖惩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要提高劳动激励,必须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问题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佣对象,又无权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都没有联系,即无论职工个人干多干少还是职工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由于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83)。

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澄清。首先,前30年的企业,在职工的劳动报酬方面,没有实行如同新古典派所理解的“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不仅仅因为企业本身没有自主权。5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的国营企业曾经按中央有关部门的要求,仿效苏联的做法,在劳动报酬方面,尽量实行计件工资制,并且拉开不同工种和技术水平的工人之间的工资档次,以此强化劳动激励。但这一做法实行不久便予以放弃,转而普遍采用标准的以工龄为主要依据的工资制,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冻结工资等级的定期调整,只有少数几次工资普调,同时还取消了以劳动业绩为基础的奖金制度。之所以从强调物质刺激,转而采用“平均主义”的做法,是因为中国的国情跟苏联截然不同。苏联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稀缺,职工在不同企业之间跳槽频繁,企业为了稳住职工队伍,不得不以物质激励为主要手段。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劳动力供应充沛,而企业的就业岗位稀缺,因此国家对于以物质激励为主要杠杆进行劳动管理,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国家不得不尽量压缩用于个人消费的物质资源,而强调物质刺激,不仅带来分配不均,还会导致消费者与国家争夺有限的物质资源。既要尽最大可能把物质资源从消费方面转移到生产方面,又需要保障每一位职工的个人生计,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会在收入分配方面走向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即保证人人有份,但份量仅足以维持生存。这是前30年放弃计件工资制,冻结工资定期普调的根本原因。所谓企业缺乏自主权,只是表面现象。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解读之所以是误导的,还在于他们把前30年的企业职工,简单地等同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选择自由,且以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唯一追求的理性人,以为企业职工的日常劳动表现,仅仅取决于物质刺激的有无这样一个单一因素。其实,工资报酬仅仅是影响职工日常劳动投入的因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非物质的因素。其中之一,是职工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能够成为企业职工,尤其是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并不容易,他们的工资收入尽管很低,但享受从生到死的一整套福利待遇,社会地位远远高于集体企业的职工和临时工或合同工,更非城外的农民可比。刚刚转正的职工,尤其是从农村招工进厂的职工,都会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之不易。这种身份认同,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敬业精神是连在一起的。

话语的力量也不容低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家的宣传灌输使越来越多的工人相信,资本家剥削不复存在,工人已经成为工厂的“主人翁”,在生产和劳动管理上,自己“当家做主”。工人与管理层的关系,与改造之前的老板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对“单位”的认同,远远高于改造前对厂方的认同。尽管“爱厂如家”只是一种宣传,但相当一批工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职工,对自己所在的工厂是有归属感和责任心的,而且他们对其他职工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也不宜低估。

最为重要的是,工人从来不是脱离了群体的单个理性人,而是工人群体(生产小组和车间)的一份子,其一言一行,都受到群体准则的约束,而这种群体准则,又是由企业内部的政治文化、规章制度和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因素所塑就的。因此,职工个人的日常生产行为,并不仅仅以物质刺激的强弱为依归,而是上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份基于对各地各行业退休职工的深入访谈所进行的研究揭示,除了“文革”高潮时期的极端情形之外,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的职工都是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按规章要求完成生产任务的,迟到早退、消极怠工、盗窃公共财物乃至破坏生产的情形,并不常见。企业职工的劳动效率,并未因为所谓的物质激励不足,而显得如同新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样低下(李怀印、黄英伟、狄金华,2015),否则我们难以理解,前3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为什么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从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工业产值由349亿元增至4237亿元,年均增长10%。

四、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何缓慢

再来看看集体化时代农业生产的情形。

林毅夫等认为,农业具有“生存空间分散性高和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从而使得“劳动监督极为困难”,还称,“农业的这一特征迫使人民公社体系中的管理者选择较低程度的监督;而没有严格的劳动监督,就不能对劳动者的努力做出准确的度量,劳动者也就得不到与其付出的劳动相对应的报酬。事实上,生产队为每一个年龄相仿、性别相同的劳动者制定了相同的工分标准(工资率),因而劳动报酬与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态度和效果完全脱节。……那些不努力劳动甚至偷懒的人,为集体带来的产品损失也是在全体劳动者之间平均摊。这就造成集体农业生产中劳动激励不足,搭便车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83-84)。

这里同样有几点需要辨明。其一,生产队里所实行的工分制,并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一刀切”,而是分为计件工分和计时工分,事实上对劳动者有足够的激励。在计件工分制下,社员个人或小组每天的工分多寡跟当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直接挂钩。对于无法按个人或小组计件的农活,则采用个人或小组计时的办法。无论哪种方式,社员多劳多得。为了养家糊口,多赚工分,不得不起早摸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此,对绝大多数社员来说,集体生产劳动的最大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搭便车”的问题,而是太苦、太累的问题。

其二,社员是否因为集体劳动监督不易,导致无法准确计工?其实,计工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个问题,无论计件、计时,生产队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大多简便易行,社员对工分的计算方式本身,与干部之间并没有太多争执。

其三,社员在干活时是否偷懒,集体劳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后来为改革制造舆论时所描绘的“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现象,要看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新近对各地村民的访谈和研究表明,在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人们对工分的现金值预期较低,而生产队干部管理不得力的地方,的确普遍存在人心涣散,“出工不出力”的问题。但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不存在集体劳动之外的就业机会,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分配构成社员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队的规模较小,集体经营的好坏与社员家庭的生计紧密相连的条件下,社员在作为一个团体进行劳动时,干活拖拉,草率,不负责任,乃至公开偷奸耍滑的现象,其实并不多见。这不仅是因为,在每天收工之际,干部需要在验工之后方可给每位社员记工,而且在小组干活之时,社员之间相互盯看,做得太慢太差,会影响整体进度和相应的工分报酬。每位社员,特别是年轻人,还需要顾及自己在乡亲们面前的面子和在邻里间的声誉。村民们往往把一个人的劳动技能和态度,跟此人的人品和能力挂钩,这在血缘或邻里关系比较紧密的生产队尤为如此(参见李怀印、张向东、刘家峰,2016)。

因此,影响生产队社员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态度的,有制度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多重因素,绝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由于“激励不足”而普遍搭便车那么简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工业部门在前30年的飞速发展,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十分缓慢,1952年至1978年,仅从461亿元增长到1397亿元,平均年增4.35%,而农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至1978年,依然只有133元(国家统计局,1983:499)。当然,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在前30年的真实情况。全面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的大幅提高,中小学教育的普及,社队企业的兴起,等等,都是上述数字所无法反映的。但是,到前30年结束之际,全国大多数地方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集体制度本身,一直处在探索、变化之中,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从互助组和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急剧转变,直至1962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后,才基本稳定下来。以生产队(平均规模为30个农户)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允许所有农户保留一块“自留地”,事实上是农村集体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往后退则必然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即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承包。对前30年的领导人来说,这意味着集体化的失败,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允许的。而农户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生产积极性,高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已经为1979年以后农村改革的实践所证明。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前30年的农业发展战略。在无法依赖外来资本和技术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化的早期起步,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输血,也就是将农业部门在满足农村人口最基本生存需求之后的剩余资源,尽最大可能地转移到工业部门,作为原始积累,用于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张。转移的办法,主要是靠农业税和统购统销。通过这两种渠道转移的农业剩余,在1953年—1984年期间,可能达到4200多亿元,甚至6000亿元(崔晓黎,1988)。以江苏秦村某生产队为例,这里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农业税和统购统销的剪刀差转移给国家的生产队集体收入,每年平均达到11800元,每年人均45元左右(或户均225元)。如果这些资源没有被转移,而是用来改进农民生存条件,或者用于投资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结果会大不相同(当地村民在70年代盖三间砖瓦房的费用在350元至400元;户均225元相当于砖瓦房一半以上的价值;人均45元相当于60斤猪肉。11800元则可为生产队购买7台拖拉机,或15台水泵,或25台脱粒机,或42000公斤化肥)(Li, 2009:247)。

这并不是说,前30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并不重视。恰恰相反,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现代改造力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过,投入的办法并不是自上而下依靠国家,而是完全依赖农业集体组织(也就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由后者来负担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其他所有公共项目的投入。这反过来进一步挤压了用于农户分配的集体收入,使得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更为缓慢。

五、怎样评价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

毫无疑问,1949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在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其中有的失误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前所述,制订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最基本依据,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外来压力的大小,决定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优先发展目标和轻重缓急。如果大国关系处置得当,有些重大失误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比如,如果50年代不要急于求成,60年代初能够把控好中苏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就有可能避免“大跃进”的错误,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也不至于走向决裂和对抗,60年代的中国也不至于同时面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那么,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便会把更多的资源倾斜于跟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方面。

当然,除了外来压力的影响之外,领导层在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和战略思路上随着时间推移所形成的新认识和内部分歧,也带来了宏观经济战略的调整,其中某些失误也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对于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问题,是否过快、过急,甚至是否必要,当时存在争论,但谨慎、务实的一方最终被贴上“小脚女人”和“右倾”的标签而受到压制。“大跃进”时期,为了纠正运动初期的极端做法所做的努力,也因为庐山会议上的争论戛然而止,导致随后的政策更加激进,并且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之后所主持的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整顿,也因为极左势力的干扰而发生中断。

不过,我们要对前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评价,必须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当作一个整体加以看待。更为重要的是,要判断这三十年的成败,应该把它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把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以及在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所发生的改变,全面考虑进来,加以综合研判,而不是把它从历史的情境中剥离出来,机械地、抽象地与具有不同地缘政治环境和采用不同发展路径的国家或地区相比。

具体而言,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与发挥了自身“比较优势”,成为新古典派心目中经济发展样板的东亚“四小龙”,不具可比性。

前者面对来自单个甚至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不得不始终追求国民经济自我维持能力的培育和总体国力的快速上升;后者在军事上受美国及其盟国的保护,可以从直接带来国民财富增长和生活水准提高的低端产业部门入手。

前者的经济建设焦点在于夯实基础和健全体系,尤其是对国民经济的自我持续发展至为关键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则被摆在次要地位;后者正好相反,以投入最少、创造财富最为便捷的出口导向的消费品生产为起点,继而延伸到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前者在制订发展战略时,不以扩大民众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水平为优先目标,相反,必须以压缩消费来增加投资,限制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后者却因为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和低端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多,直接带来民众生计的显著改善和收入的快速增长。

前者完全依赖来自内部的资本积累,以牺牲国民消费和最大限度地转移农业剩余为主要路径;后者则严重仰赖外国资金和技术,并且由于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的逐步升级而形成自身的“造血”功能,而无须以压缩消费和牺牲农业为工业化起步的代价。

总之,关于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部门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支撑这一体系的纵横全国的现代交通运输网络。同时,在国防建设和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农业方面,大规模水利建设,已经使全国绝大多数农业地区,告别了频繁发生洪涝和旱灾的过去,并且借助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普遍推广,能够确保农业产量的基本稳定和逐年提升。全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医疗保健制度的普遍建立,极大提高了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居民的总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所有这些,都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所无法体现出来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评估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时,刻意强调改革开放前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低水平这一事实,认定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界上最穷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他们不愿意承认和提及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接近100%,初中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在1979年也已经达到了79%,居于所有“低收入”国家的最前面,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所谓“中等收入”国家(The World Bank, 1982:154);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已经达到64岁,在所有低收入国家中,仅次于斯里兰卡,同样超过了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1周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和1—4周岁幼儿死亡率,在所有低收入国家中,均几乎处于最低水平(仅高于斯里兰卡)(The World Bank, 1982:150)。难怪到了70年代,部分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第三世界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榜样(例见Singh, 1973;Weisskopf, 1975, 1980;Sigurdson, 1976)。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为了取得这些成就,全社会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一旦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之后,借助前30年所奠定的精神和物质基础,日渐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便会释放出令世人惊叹的能量和活力。

【作者: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授权察网发布。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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