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革命”到“革命政治” ——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转向

三、革命政治：无产阶级的“最高级自由革命”

马克思终生的政治理想，就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革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创造一个更高级的、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世界——共产主义。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不满意单纯的“政治革命”，而必然转向“革命政治”——“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实质所在。对此，作为马克思一生最亲密、最伟大的战友——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盖棺定论地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其实，早在回答小女儿爱琳娜的提问“什么是幸福”时，马克思就回答：斗争！而到了晚年，在回答太阳报记者约翰·斯温顿的提问“什么是存在”时，马克思依然深沉而庄重地回答：斗争！对此，太阳报记者感叹：斗争是马克思“生活的规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一生就是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革命和斗争的一生，“政治革命”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序幕”和“开场”，“革命政治”才是其“高潮”和本质。在此意义上，美国学者塔克强调：革命观是马克思理论结构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说，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革命政治”，就是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主题和“理论轴心”。

作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革命政治”，它既不是康德和黑格尔所谓的“理性自由”，也不是法国大革命所谓的“政治自由”，更不是阿伦特所谓的“自由言说和行动”，而是马克思自己强调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说，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所有的范畴都终止于存在着的社会秩序，那么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的范畴则是触及这些存在着的社会秩序的否定。在一定意义上，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通过发现所谓的“政治自由”而达到历史的终结，马克思则是通过革命政治终结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而发现真正的“实体性自由”，也即马克思是通过否定资本主义政治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如果说，政治革命追求的是“财产的自由”，那么，革命政治追求的就是“摆脱财产的自由”。但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而这一共产主义行动，就是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政治”——它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在马克思的革命政治这里，共产主义不是推倒旧社会的一切重来，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为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革命政治之主体的“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在革命政治的意义上，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倾其一生的巨著《资本论》，就不再仅仅是“非批判的”经济学著作，而是“批判的”哲学和革命著作。《资本论》通过揭示剩余价值之谜，论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然要为争夺剩余价值而进行“阶级斗争”。正如柯尔施所言：“《资本论》整个的、贯穿于三卷中理论的论述与批判，以同样的方式最后归结为鼓动革命的阶级斗争。”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资本论》之所以不同于和高于《国富论》《纯粹理性批判》和《法哲学原理》，就在于“这部书远离了一切超然的解释和抽象的说教，而是仅仅在具体的斗争总体性中把握概念”。《资本论》就是资产阶级发展与灭亡的“革命政治的辩证法”。革命政治的激情在《资本论》中一再喷薄而出——《资本论》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和共产主义的“助产婆”。

在马克思之前，政治革命的实质都是把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手中，但是它们却未触及它的根本弊端，即统治和剥削的权力。与基督教一样，政治革命也给人们留下了双重生命：想象的自由与现实的奴役。但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遭受奴役的根源并不在于政治，而在于一种允许一个阶级占有和垄断生产资料的生产制度以及私有制所引发的劳动分工。因此，除了政治革命以外，还必须有革命政治，它将通过生产社会化——无产者的联合生产而把人与公民完全联合成一体，并一劳永逸地铲除剥削和社会不平等的各种根源。也就是说，所有政治革命都是肤浅的，因为它并未触及不平等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任何实质性的变革；而且通过这种变革，资本主义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也将立即得到变革。在此意义上，革命政治的实质不在于劳动产品怎么分配——分配权的问题，而在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所有权的问题。这其实也正是黑格尔为什么强调“财产是自由的最初定.在.”的原因所在。革命政治就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夺剥夺者”的行动。“剥夺剥夺者”的行动就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争夺财产权的斗争，也就是消灭私有制——“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可以说，马克思通过革命政治——“剥夺剥夺者”，把黑格尔的政治革命——“自由的定在”实现出来了。如果说，政治革命只是实现“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那么，革命政治的本质和存在的秘密就是瓦解“政治革命的经济基础”，宣告迄今为止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解体。为此，马克思强调：革命政治就是人民群众“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所以，革命政治不是“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而是“人”和“劳动”的解放——人之自由个性的实现，其最高目的是通过推翻经济生活里的支配和奴役关系而实现人之“自由的联合劳动”。在马克思的革命政治这里，自由的联合劳动最终要代替强制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要真正实现人之劳动的“自由联合”和解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根本。

在马克思看来，迄今为止的所有革命都仅仅转换了生产关系的内部分配，它们把生产方式与财产的控制权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但没有改变这种控制权的性质，因而没有改变生产关系本身。“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所以，马克思主张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以一种分工内的生产活动方式代替另一种分工内的生产活动方式，正如资产阶级革命是以雇佣劳动代替农奴劳动，共产主义革命将为一种彻底新的生产方式铺平道路。这种彻底新的生产方式消灭和超越了分工以及人类所总是了解意义上的“劳动”——异化劳动自身。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一切人都能自由自觉地联合劳动——“劳动解放”的革命政治。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一切人都将成为自由创造的个人，自由创造力才能变成人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劳动才能变成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在这个时候，“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分析，绝不仅仅是关于劳动者的恶劣境况的悲惨故事，而是马克思革命政治的具体化。革命政治要废除的“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所以说，革命政治的最终目的与政治革命相反，不是自由和平等的形式和口号，而是“阶级”和“政治”的根本终结和废除，这才是革命政治作为“最高级自由革命”（塔克语）的真实意义。

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形式性的政治自由”，马克思只是“批判的承认”。他认为，只有在批判和超越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治中，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实体性的自由”。“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由此可见，通过“剥夺剥夺者”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其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也即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实际展开。在此意义上，马克思通过“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政治，在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辩护士的政治革命所造成的实践和理论解释盲区的地方，开辟了一条人之自由解放的新道路。

说到底，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虽然都具有“政治革命”的思想倾向和理论诉求，他们的倾向和诉求甚至在形式上使“政治革命”显得光彩而成了时髦的东西，并因此而深刻影响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马克思。但由于他们共同的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和泛逻辑主义，致使在他们的“政治革命”主张中，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观念”变换成了革命的主体，“政治革命”变成了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最终，他们也都变成了资产阶级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和同盟军。而马克思却通过深入“政治经济学”中对市民社会釜底抽薪式的解剖，彻底瓦解了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的“政治革命”的世俗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而打破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平衡器”，既终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历史性现实，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超历史性神话，因而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双重自我异化。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突破了“政治革命”的“观念论牢笼”，才真正成为超越“政治革命”的“革命政治”，走上了“通向自由之途”。所以，革命政治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新革命的开始——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作者简介：白刚，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白刚。来源：政治学人。责任编辑：黄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