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

1923年3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和党性，因此，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妥协的进攻性斗争是共产党人的使命。[1]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传播，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文化、科学、出版和教育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查封了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报纸，成立了一些传播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培养意识形态干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如共产主义大学（1919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党史研究会（1920年）、红色教授研究院（1921年）、列宁研究院（1923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等。

“二战”之前，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国外敌对势力一直对苏联施加思想高压，在思想教育领域，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是“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以后，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大力准备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并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

应当说，面对西方日益强烈的心理战，在战前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组织了有效的反击。在军队系统，伏龙芝将政治工作视为“补充武器”，在军队总政治局下设进行心理战的机构和政治宣传委员会。贝利亚领导的安全情报部在对外侦察和反宣传方面也卓有成效。日丹诺夫在领导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思想方面，组织了宣传工作，有力整合了国内宣传机构，统一思想，集中精神，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大量精力，也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

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为此而兴起的美国苏联学起到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也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谋士们认为，思想战、信息战、心理战是美苏较量的有力武器。而欲取得效果，进而达到取胜的目的，必须“里应外合”。因此，西方专家非常关注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十分希望苏联社会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使这个国家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人们注意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在20世纪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强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做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为此，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在苏联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经济上的原因，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原因。作者认为，西方对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进行了“分子入侵”，先是制造对体制怀疑的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最后直至共产党和国家解体。他认为，这一过程至少在60年代就开始了。产生这种情况，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3]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齐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出，苏联作为一个堪与美国匹敌的世界超级大国，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失败了，这是信息心理战的结果。西方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下，使苏联人民接受了假象，坠入改革的空想，并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行动，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

二、“放任自流”：舆论阵地拱手让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举什么旗帜和走什么道路，事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苏联解体首先发酵的就是舆论领域。当时苏联主要媒体逐渐脱离了党的领导，舆论领域大面积出现丑化和否定党的历史的现象，把社会和人心搞乱了。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戈尔巴乔夫有意识地纵容和雅科夫列夫背叛的情况下，苏共主动打开思想战线的“闸门”，自愿放弃坚守的思想战线，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

（一）报刊电视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4]该法规定，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该法明确提出，对大众传媒禁止进行书报检查；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以获得登记出版资格。

在《苏联出版法》的鼓励下，舆论领域的监管和进入门槛全部放开。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例如，《论据与事实》周报是苏联“改革”以来至今在俄罗斯十分流行、发行量居首位的报纸。它在1990年10月获得重新登记资格后，马上在头版声明：请读者注意，我们报头上原来标注的由全苏知识协会（相当于“科协”）主办，已经变为记者集体自己主办。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和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却是掌握着权力和证据的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七十多年的报纸主管权。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西化自由派的舆论阵地，而且一度为外资所控制。

此后，在办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5]许多传播自由、激进思潮的出版物如《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新闻》周刊、《星火》画报的印数达到数百万份，而且常常是刚刚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自嘲“虽然腹内空空如也，但此时却贪婪、如饥似渴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以《仇恨的面孔》批判美国而受到赏识的维·科罗季奇成为《星火》画报的主编后，笔锋一转，很快将刊物变成侮辱苏联军队、丑化历史、否定斯大林的阵地。苏联解体后，他“及时”移居美国，并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6]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出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摆脱控制和剪辑。例如，几个年轻记者在苏联电视一台创办了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他们要求现场直播。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

包括一些学术刊物和书籍在内，将整个苏联历史都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描述得一团漆黑。有人称，“二战”苏联军队是靠督战队才打赢的，因为士兵害怕背后的子弹。有人声称有确切的证据，说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7]此外，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纷纷出笼。一些本应严肃的报刊，包括莫斯科地区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眼球。媒体和社会上要求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开建议莫斯科市划出专门街道成为“红灯区”。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不但忘却了社会责任、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苏联时期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严肃的学术著作只能依靠内部印刷进行小范围的交流。

苏共执政后期，苏共领导人一方面拱手出让思想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将苏共一些全苏性质的报刊和苏共中央级出版社变成传播自己背叛思想的工具。为配合“公开性”运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共中央决定出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由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出版这样的刊物原本是向全党和全社会通报每次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的材料。然而，就是这样一份重要刊物，却有意回避现实生活问题，反而热衷于揭发斯大林的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1917年以来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甚至占据2/3的篇幅。

（二）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

1988年以后，苏共领导人掀起了“民主化”浪潮，席卷苏联社会的政治选举热也强烈冲击着苏共思想根基和民众心理。例如，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了政治改革构想。苏联最高苏维埃根据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精神，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做了重大修改，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1988年12月3日，《真理报》公布《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1989年春，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社会上下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此时的竞选活动可谓是天赐良机：不仅有了染指权力的机会，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宣传自我。更重要的是将来有机会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

在这期间，为了打败苏共，激进派人士周围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迎合民众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竞选开始以后，激进的自由民主派积极利用各种讲坛，一方面以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另一方面为激进的改革纲领勾画出一幅诱人的美好蓝图。他们高呼“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进行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打击腐败、建立‘法制国家’等”。在这种情形下，谁“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谁选举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是民主人士”。一些苏共异己分子乘机改换颜色，踏上“自由化”的浪尖，振臂一呼，赢得了百姓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崇拜。

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成为思想上和组织上否定苏共的开始。正如美国前驻苏大使、苏联问题专家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所说：

【（当他看到苏共会议文件时）“兴奋不已，新内容比比皆是……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有些提法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

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提法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舆论界的演变

积极的舆论能够为社会提供正能量，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民意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相反，消极的舆论则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迷魂汤、分离器、软钉子甚至是社会冲突的催化剂。在苏联演变过程中，新闻舆论充当了马前卒和吹鼓手的角色，成了苏联社会分裂的迷魂汤和催化剂。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神化西方。他们自傲于到过西方国家，认为西方国家完美无缺，连西方街头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这些知识分子一般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因此报纸、杂志的编辑也很乐意发表这些人的文章。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苏联各级会议上差不多一半发言中都用过“文明国家”这个词，而“文明国家”指的就是现在的西方国家。各种派系的杜马代表，包括反对派代表在内，都一再使用这个词，话里话外是在断言自己的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不如西方国家文明，有制度缺陷。争论问题时，只要不运用西方的材料，你的论据就不能被对方接受。神化西方使得苏联丧失了自信，丧失了独立思维，丧失了自主评价能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

第二阶段，1988年至1989年，报刊等舆论界的“公开性”运动进一步高涨。一些报刊开始虚无苏联的革命历史，积极鼓吹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否定十月革命，美化沙俄历史，流露出对西方露骨的崇拜。一些学者顶着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头衔开始宣传：“苏联的道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西方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跟着它们走。”他们提出，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学说才是经济科学的基础。《文学报》、《莫斯科新闻》和《共产党人》等报刊杂志经常刊载一些专家的文章，公开号召要抛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市场化；要打碎苏共和苏联的官僚特权机构，搞政治“民主化”。

第三阶段，政治家来表演和实施。这些人有的是以知识分子身份从政的“新贵”，也有部分原苏共的高级官员。他们看到了迅速市场化和快速私有化的好处，利用手中掌握的党和政府的权力，捞取了巨额的财富，实现了权力向资本的转变。其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了私有化，造成了两极分化，用国家财富培育和扶植了私人财团；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寡头““民主”政治。

苏共党内的叛徒故意拱手出让意识形态阵地，给反对派宣传和传播自己观点的机会。看到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则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忘掉自己的誓言，改旗易帜。自由改革派先锋人物、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人民代表加·波波夫，以及《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叶·盖达尔公开宣称：抛弃社会主义模式，移植资本主义制度，要用最资本主义的方法改造俄罗斯。[8]一度为叶利钦之后俄罗斯第二号政治人物的根·布尔布利斯宣称，“资本主义”是目前为止人类创造出来的虽不是最理想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俄罗斯可以大胆采用，无须任何民族性的修饰。[9]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后，在就职演说中强调：

【“国家复兴有赖于人的精神解放、真正的信仰自由和完全的放弃任何意识形态的强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