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旗易帜：信息战下的全面崩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主动放弃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在舆论导向上放任自流，任凭各种攻击、造谣和蛊惑人心的言论泛滥，导致苏共丧失了对主要媒体的控制，最终被淹没在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苏共执政后期，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搞乱了社会的思想，瓦解了苏共的理论基础。
（一）挖墙与凿船：“公开性”运动与“新思维”倡议
“公开性”一词在列宁时期便开始使用，原意是为了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渠道，更畅通地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1986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利用“公开性”的提法，将其与促进信息公开、民主化联系起来，把所谓信息公开、新闻公开视为发扬民主、扩大批评的工具。
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对新闻媒体讲话时说：
【“造成党和国家思想和行动停滞不前的许多保守主义现象、错误和失误，与缺乏反对派、缺乏不同意见有关。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11]】
1987年召开的苏共一月全会又一次特别强调“公开性”问题。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对宣传舆论界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此后，“公开性”运动一发不可收。
在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于翻历史旧账，寻找污点，肆意放大。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公开性”已经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的突破口。“公开性”的矛头直接对准苏共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扩大“公开性”成为暴露苏共和苏联社会消极面、阴暗面以及宣扬西方的富足、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运动。苏联舆论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狂欢时节”。一些文人自由地抒发着情感，以解多年积藏在内心的压抑。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回忆，某些知识分子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鲜的空气，暂时忘却了空空的货架和腹中的饥饿。[12]雅科夫列夫对此十分满意，他写道：
【“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起初，就想不仅要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作是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13]】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崇的新闻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也被美国苏联问题专家视为赢得思想战的绝好机会。对此，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深有感触，他在《全球化与人类命运》中写道：“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14]
在国内积极推行“公开性”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境内外积极宣传对外政策的“新思维”。1987年，戈尔巴乔夫所著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倡导“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倡导以所谓全人类的价值代替“阶级观点”。戈尔巴乔夫一方面鼓吹“文明社会价值”和“核时代的文明”，一方面单方面主动对西方让步，这为他在西方赢得了奖赏，也从根本上颠覆了苏联舆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良好愿望”最后没能换来西方真正的回应，但他那些国际关系“新思维”的主张却有效解除了苏共思想武装，使西方轻而易举地打赢了多年的攻心战，赢得了冷战。
（二）从“历史翻案”到“社会复辟”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社会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这股反思浪潮彻底瓦解了苏联，不仅延误了改革时机，还使社会分裂，苏共丧失了威望、失去了凝聚力，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15]
自1987年开始，到1991年苏共下台前后，苏联社会中的激进势力利用各种“历史问题”大做文章，有些做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他们疯狂地揭批斯大林，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少数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16]。列宁也成为被讥讽和批评的对象。例如，经济学家瓦西里·谢留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说：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并非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17]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后来思想舆论界开始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则开始鼓吹，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却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如果能够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中，意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过后，莫斯科等地原先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除莫斯科十月广场上矗立的少数还保留之外，一夜间，或被推倒，或被打碎。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此厄运，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也被搬出。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竞相换掉和原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18]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一些旧势力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叶利钦亲自主持国葬。同时，自由激进势力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的理想破灭，人们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否定历史引起了社会思想的混乱，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加速了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进程。
（三）文学的解禁与舆论的狂欢
1987年至1988年是苏联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据戈尔巴乔夫自己称，“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侨民文学著作”。[19]
1987年是“解禁文学”最为流行的一年，这一年发表的这类文学作品比重大、数量多、反应强烈。其中包括：作家布尔加科夫1925年创作的《狗心》，普拉东诺夫1930年创作的《地基坑》，伊萨科夫斯基40年代创作的长诗《关于真理的童话》，雷巴科夫1966—1983年完成的《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等等。1987年苏联作协代表大会还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并决定出版他的作品全集。不仅是文学，电影戏剧也如此，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影片呈现了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的经过。此后，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在社会上引起了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言辞激烈，思想激进。由几位年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创办的《视点》节目为争取摆脱约束还积极争取直播。《视点》节目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善于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一时间社会影响巨大。[20]
（四）从“反特权、反官僚机构”的口号到瓦解苏联、摧毁国家制度
在许多改革和经济问题争论过程中，苏共“特权”问题和“官僚管理”成为众矢之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进行了3年多的时间，经济改革丝毫不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社会舆论认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官僚主义是苏联落后的“罪魁祸首”，官僚机构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21]按这种思路，戈尔巴乔夫认定，“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官僚机构“从中作梗”。他认为，“改革”触及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地广泛发动群众，在开明的改革派领导人的带领下，向官僚机构施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波波夫在宣传打碎经济管理机构方面最为出力，也出尽风头。他撰文提出，要彻底摧毁部门和地方上层的官僚管理机构，为改革开道。2010年波波夫在接受俄罗斯《独立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当时萨哈罗夫是如何说服他，希望他们与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一起在政治选举中打败苏共。[22]
1988年6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融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已危在旦夕。
（五）由“争自主”到“搞分裂、闹独立”
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苏联和苏共成为“众矢之的”。“经互会”组织中的一些东欧国家认为过去是被“强拉硬配”，是“站错了队”，言语中显露出与苏联为伍的极尽埋怨、后悔之意。在苏联内部，政治松动和经济困境促使民族区域的离心倾向也愈发明显。
几经试探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最开始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在“民主集中”的原则下，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在各地纷纷成立，声势日益浩大。“人民阵线”直言“独立于苏联”。一些共和国的党组织对此暗地支持。
除了政治气候的转变以外，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注意。其中，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起了领头羊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在首都得到了苏共内部“民主派”和反共势力的积极响应。他们以“俄罗斯”作后盾，反苏共、反中央，举起了“独立”“自由”的大旗，形成了对苏共的统一战线。以盖达尔为代表的俄罗斯自由派人士公开提出，俄罗斯应“甩掉落后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包袱”，首先“自救”，然后轻装上路，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怀抱。
苏联社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俄罗斯民主、独立”的大旗下。在普通群众的眼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连同“苏共”“社会主义”等已失去了旧日的光彩，俄罗斯才是真正民族、国家及传统的象征。俄罗斯人很不情愿听到自己被称为“苏联人”。他们在对“苏联”的象征表现反感的同时，为自己将重新作为“俄罗斯人”而感到欢欣鼓舞，充满自豪。这样，戈尔巴乔夫所代表的苏联和苏共“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强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忽左忽右，节节败退。他倡导的“改革”已失去控制，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不讲政治原则、不坚持党的领导、不顾复杂的国内外客观实际的“民主化”和“公开性”，造成了苏联社会舆论的严重失控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大肆发泄，苏共历史和苏联体制受到了质疑。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苏共领导层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苏共将国家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许多地方都吸食的麻醉剂”[23]。作为苏联最大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宣布，只有“独立”，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必须选择走一条激烈的社会变革之路。
（六）理想信念的背离
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维”。在改革“模式”的选择上，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模式。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层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曾打出政治上“中间路线”的旗号，试图改变颓势，避免苏联解体，但已是力不从心。
1989—1990年，“社会主义”开始在苏联知识分子当中失去吸引力。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如“民主的、人道面孔的”等前缀的企图也宣告失败。例如，戈尔巴乔夫崇信的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社会学会会长塔·扎斯拉夫斯卡娅也停止了她“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革”的研究方向。1990年，她在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上公开宣称，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而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戈尔巴乔夫另一法学顾问、主管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的副院长弗·库德里亚采夫的赞同。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知识界的情绪和期盼：
【“社会主义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24]】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联社会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人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问卷选择了中国方式。[25]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当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人亚·雅科夫列夫写道：
【“如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路上去。”[26]】
（七）自由谎言和市场神话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使一种逻辑越来越鲜明地浮现在激进派和西方派的头脑中。这个逻辑推理简单而明了：苏联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西方的比赛中败北，苏共改革和完善这种制度的努力也未奏效，那么最后只有完全抛弃这种制度，全面照搬和推行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体制。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真实写照。1991年8月事件以后，“激进化”“空想化”倾向在苏联社会思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苏联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苏联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27]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叶利钦宣称，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在经济生活中，他主张“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认为市场与计划“水火不相容”；让市场的“自然法则”充分发挥作用，“物竞天择”；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纯粹意义上的私有制；等等。
在“胜利情绪”的驱使下，俄罗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界人士也摇旗呐喊。他们坚信，市场经济能够带来俄罗斯文艺的复兴。他们认为，在自由和市场的条件下，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可以筛选出优秀的成果或文艺作品。
新一轮激进改革派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并借此蒙骗急欲摆脱困境的俄罗斯百姓。当时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时任莫斯科市政府经济顾问、经济学博士阿·彼娅舍娃的言论，真实地表达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社会的舆论思潮和社会心态。她写道：
【“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象征物搬进博物馆。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就是俄罗斯社会的复兴之日。”[28]】
注释：
[1]泽齐娜，等，著。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89.
[2]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6—86.
[3]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M].徐昌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反苏计划[M].莫斯科：阿尔戈利特姆出版社，2003：8—9.
[4]鲍·伊·瓦列茨基。书页沙沙、旗帜猎猎——三种政治制度下的俄罗斯报刊[M].莫斯科，2001：191—192.
[5]苏共的失败及教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168，171.
[6]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11.
[7]弗·亚·利西齐金，列·亚·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M].徐昌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26.
[8]盖达尔。胜利与失败的日子[M].莫斯科：瓦戈利乌斯出版社，1996：247，365.
[9]弗·索戈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1985—1994）[M].莫斯科：全世界出版社，1994：118.
[10]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6.
[11]尼·涅纳舍夫。时代的人质[M].莫斯科：进步与文化联合出版集团，1993：351.
[12]弗·索戈林。当代俄罗斯政治史：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1985—1994）[M].莫斯科：全世界出版社，1994：32—36.
[13]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84.
[14]根·久加诺夫。全球化与人类命运[M].何宏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79.
[15]［俄］文化报，1994-1-19.
[16]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8.
[17]瓦·谢留宁。源泉[J].新世界，1998，5.
[18]如列宁格勒、高尔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大城市相继更名为圣彼得堡、下诺夫格罗德、叶卡婕琳堡等。
[19]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50.
[20]安·康·索科洛夫，维·斯·佳热丽科娃。苏联历史教科书（1941—1991）[M].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348—349.
[21]B·维克多洛娃，A·格利得齐娜.内部最坏的敌人[M].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7；［苏］莫斯科真理报，1987-5-7.
[22]加·波波夫。我警告过：谁说转型是轻松的，那他是在欺骗人民[M]//李慎明。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张树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23—224.
[23]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62.
[24]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1.
[25]社会与经济变动：社会舆论调查[J].全俄社会舆论调查通报，1993（6）14.
[26]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74.
[27]叶利钦总统的讲话[N].消息报，1991-11-28.
[28]［苏］阿·彼娅舍娃。靠自由痊愈[J].祖国，1990（5）8.
【本文摘编自张树华《俄罗斯之路30年——国家变革与制度选择》，中信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本文为原书第三章，原标题为《失去话语权——舆论阵地的坍塌》，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