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左翼的过去、现在、未来

二、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左派的困境

为了分析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给全球左派带来了什么不同，我们必须看看以前的情况。

在大约1945年到1968年我称之为世界革命的这段时间里，全球左派从1848年世界革命时的非常微弱的地位上升到了似乎非常重要的全球地位。他们通过推行所谓的两步战略做到了这一点，即各运动首先要获得国家权力，其次再改变世界。

这一战略使他们能够在1945-1968年期间在世界大部分体系中获得国家权力。然而，这也正是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通过主导产品的准垄断实现剩余价值最大扩张的时期。这也是美国无争议的世界霸权时期，这是地缘政治力量最广泛和最集中的准垄断时期。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反体制运动夺取国家权力的最不利氛围。不过，这绝非反常，而是唯一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时期。

然而，第一步——反体制运动夺取国家权力——根本没有导致第二步——世界转型。相反，这标志着第二步的反体制运动近乎被放弃。这种近乎放弃反过来解释了1968年的世界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革命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废黜所谓的传统左派，即已经掌权的只完成了第一步的反体制运动。

一如既往，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之后是全球停滞的B阶段，事实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一阶段。此外，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开始缓慢衰落，并在2001年，由于旨在恢复美国霸权的入侵伊拉克行径，导致其陷入了目前所处的瘫痪困境。

因为世界体系像所有系统一样（从整个宇宙到最小的纳米系统），不是永恒的，而是有一个可以分为三个时刻的历史性的生命轨迹：历史体系的创造；利用体系规则正常生活的功能；以及标志着该体系不可能继续运行的结构性危机，这时的体系进入分岔和混乱的动荡，并最终导致所有参与者的斗争，使分歧不断加剧。

大多数人问，为什么现代世界体系的两种主要节奏——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不能简单地无限期持续下去。非常简短的回答是，由于其长期趋势，整个系统已经偏离平衡太远，再也不可能恢复平衡。我们现在必须详细解释这些长期趋势是什么。

在历史系统的持续生命周期中，每次周期性衰退都不会回到以前的低点，而是总会回到稍高的一点。把它想象成向上两步，在向100%渐近线移动的百分比曲线上向下一步。从长期来看，长期趋势达到了难以进一步推进的地步。在这一点上，系统已经远离平衡。我们可以称这一点为历史体系结构性危机的开始。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达到了它的结构性危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种基本生产成本稳步上升：人员成本、投入成本和税收成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通过使这些成本的总和尽可能低于他们能够销售产品的价格来获取利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也会上升，超过潜在买家购买商品的期望价格。这时不再可能通过生产积累资本。也就是说，全球有效需求开始下降。这就在实际成本的上升和有效需求的下降之间形成了张力。

这三个成本都很复杂，因为每种成本都由几种不同的子成本组成。人事成本一直是最透明的。在这些成本中，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从历史上看，随着康德拉季耶夫A阶段的工人参与工会，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随之上升。在康德拉季耶夫B阶段，生产者的主要回应是搬迁工厂，将生产转移到“历史上工资较低”的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家需要吸引农村劳动力，这些农村劳动力与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联系较少，他们愿意为较低的实际收入而工作，因为他们从未赚到过这么多钱。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主和非熟练劳动力都可以感觉到他们正在获益。双方的愉快合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几年后，这些工人会习惯他们的新环境，并会参与工会行动。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者便开始考虑其他地区。对企业家来说，这种解决方案依赖于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基本上不参与世界市场的农村工人。这种工人的全球供应已开始逐渐枯竭，这可以通过当今世界体系的大规模去乡村化来衡量。

非熟练劳动力的成本只是人事成本的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层人员（有时被称为“干部”）不断增加的成本。他们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生产者在两方面都很依赖他们。第一，从组织上来说，他们需要处理扩大的公司复杂结构。第二，在政治上，他们可以从两方面抑制非熟练劳动力日益增长的工会需求。如果工人坚持工会权利，中层人员可以协助压制那些非熟练劳动力；另外，非熟练劳动力如果提高生产效率和自身能力，就可以成为中层人员——这一晋升可能经常用来“激励”最有效率的非熟练劳动力（如工头）。面对非熟练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常规解决方案是通过机械化和自动化将他们扫地出门。新的工作随之出现，用白领工人取代所谓的蓝领工人。然而，近年来，劳动力的减少也开始影响到白领工人，他们的工作也开始由机械化接管。

实际上，最大的人事成本增长发生在最近几十年的第三个人事成本，即上层管理者的人事成本。那些身居管理职位的人能够利用他们作为守门人（gatekeepers）的职位来索取巨额佣金，他们的报酬是从投资者（股东）的利润中提取的。结果是，与过去的成本相比，今天的人事成本非常高，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在投入成本方面，情况类似。生产者试图通过转移三种主要的支出来保持低成本：清除有毒废物、更新原材料、修复基础设施。大约500年来，有毒废物处理几乎不需成本——只要倾倒在公共空间就行了。但是全世界的公共空间已经快饱和了，全世界环保运动的压力要求生产者彻底处理有毒物质。这只能由各国家来完成，且不可避免地提高税收。它还导致各国迫使生产商从内部承担这一成本，这也降低了盈利能力。公共空间的稀缺是生产者成本上升的原因，这类似于未参与市场经济的乡村地区的枯竭也是生产者成本上升的原因。同样，原材料的更新问题在500年来几乎都不需要考虑。今天，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供给的缺乏和需求的飙升突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能源、水、植被和基本食物（尤其是鱼和肉）的严重短缺。短缺反过来导致了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分配物质需求的激烈政治斗争。另外，基础设施是生产和商业销售的关键因素。历史上，生产商只需要为基建支付部分费用，将大量的成本转移给了其他国家。鉴于翻新和扩建基础设施的成本不断上升，各国发现自己无力承担巨额成本，这导致了全球运输和通信设施的严重恶化。

最后，税收也一直在稳步上升，尽管金额巨大的逃税似乎持续不断。首先，政府税种繁多——不仅是广为人知的国家税种，还有各种地方和中间结构税。说到底，这些资金不仅用于支付官僚机构的费用，还用于满足反体制运动提出的对教育、卫生服务、终身收入保障（如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保障共同构成了“福利国家”。尽管各国被迫削减福利国家的条款，但现实情况是，全球范围内这些支出仍然比过去多得多。

除了税收，我们每天都被腐败的报道连番轰炸，不仅仅是在相对贫穷的国家，在相对富裕的国家更是如此，毕竟那里可以偷更多的钱。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腐败的成本和政府征收的税一样多。最后，由于其他限制因素（特别是短缺），黑手党式的经营不断扩大也令企业家支付了更多的资金。

随着生产成本稳步上升（以向前两步、向后一步的模式），提高产品价格的能力，受到世界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大幅加剧的严重限制。

随着劳动力被自动化淘汰，有效需求下降。随着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减少，人们越来越担心生存，个人消费者和企业生产者都不愿意有风险的支出，这进一步降低了有效需求。因此，世界体系已经到了结构性危机，下层阶级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都找不到可接受的回报。他们的注意力必然转向可用的替代方案。

一旦我们陷入结构性危机，体系就会陷入混乱，曲线开始剧烈波动。该体系不再能以传统方式运行。它分岔了，这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这个体系绝对会完全消失，但不可能预测后继系统是什么。人们只能概括地描述两种替代方式，以便用新的体系秩序解决混乱。

第二，分歧导致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关键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究竟会选择哪一种替代方式。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预测结果，但我们可以造成些许影响。正是在这里，反体制运动具有潜在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右翼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似乎能够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政府，甚至包括历史上在老左派运动掌权后崛起的政府。新自由主义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苏联结构的崩溃及其在1989-1991年的解体。即使对那些1968年后批评苏联政策的运动来说，苏联结构的崩溃也是对全球左派的一个重大打击。几乎所有地方的左派都持悲观态度。

对于全球左派来说，随着他们能量的复苏，世界局势终于开始改变。在我看来，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1月1日，当时萨帕塔民族解放阵线（Zapatistas，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是EZLN）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崛起，宣布当地原住民自治。

那么，为什么在1994年1月1日？萨帕塔主义者选择了那一天，因为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开始运作的日子。根据他们的选择，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向墨西哥和全世界发出了以下信息：恰帕斯人民长达500年的自治要求的戏剧性重现，既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也反对墨西哥政府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对恰帕斯人民的压迫。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强调，他们无意夺取墨西哥的国家权力。恰恰相反！他们希望脱离国家，建设和重建当地的生活方式。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非常现实，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发动战争。因此，当墨西哥境内的同情力量推动墨西哥政府和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停火时，他们完全同意。诚然，墨西哥政府从未遵守停战协定，但由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能够获得国家和国际支持，墨西哥政府受到了限制。

这种全球支持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追求的第二个主题的结果。它声称自己支持世界各地寻求更民主和更平等的各种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恰帕斯召开了所谓的“星际会议”，他们邀请了全球左派人士参加。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也在这些会议中拒绝了党派斗争——老左派的模式。相反，他们宣扬全球左派运动的多元性和相互宽容。

全球左派的复兴在1999年得到了第二次有力的加强。全球右派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华盛顿共识》制度化，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内通过一项保障所有签署国知识产权的条约。这项条约将禁止签署国生产廉价产品（例如药品）供自己使用，或出售给其他国家。

西雅图会场有两个显著的方面需要注意。首先，有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在会外示威。示威包括三个从未联合过的团体：劳工运动（特别是美国主要的工会运动——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此外，这些团体的成员大部分是美国人，这证明了只有在“南半球”才能动员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论点是错误的。

第二个显著的方面是抗议成功了。它们使世贸组织会议中对抗议持同情态度的代表团坚决反对通过新条约。世贸组织会议没有达成条约，从那以后，任何通过该条约的企图都失败了。世贸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此外，西雅图抗议导致在抗议的技术和策略广泛传播，以至于国际会议的召集人开始将会议安排在偏远地点，在那里他们更有可能控制示威者的出现或抗议者的规模。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反体制运动第二次浪潮中的第三个重大发展——恰帕斯和西雅图之后，是阿雷格里港2001年的世界社会论坛（WSF）。最初呼吁召开2001年会议的是七个巴西组织（其中许多组织受到天主教的启发，但也包括主要的工会联合会）与法国的ATTAC运动。他们选择了世界社会论坛（WSF）这一名称，这与世界经济论坛（WEF）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举行了约30年，是世界精英们相互讨论和规划未来的主要场所。他们决定在达沃斯会议的同时举行此会议，以强调这种对比，他们选择巴西南部的阿雷格里港作为2001年会议的地点，以强调全球南方的政治重要性。

组织者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会议向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人开放。他们还做出了更有争议的决定，即排除政党和抵抗运动组织。最后，在他们最具创新性的决定中，他们决定WSF既不设置官员，也没有内部选举或通过任何决议。这是为了建立一种“水平主义的（horizontalist）”方法来组织世界上的反体制力量，而不是“垂直主义的（verticalist）”的方法，因此是对旧左派运动的排斥。总而言之，他们选择了现在著名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作为会议的座右铭。

阿雷格里港会议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巨大成功。召集人原本希望吸引5000人，实际上10000人与会。可以肯定的是，最初的参与者主要来自巴西和邻国，以及法国和意大利。WSF在第一次会议上立即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他们决定继续举行阿雷格里港会议，寻求更多国家的人民参与。他们创建了一个国际理事会，通过共同指定的委员来监督未来会议的组织。

在随后的几年里，WSF在全球南方的不同地区举行了会议，与会者人数大幅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持续的成功。然而，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过去，WSF的困境开始凸显。从世界体系本身的演变来看，它们是容易理解的。在这一演变中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是2007-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危机，它让世界各地的评论家认识到世界体系中存在某种“危机”。第二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崛起——特别是但不仅仅是所谓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这两个问题共同导致了一场关于巨大贫富差距和全球北方地缘政治主导地位之未来的公开辩论，并在评论者中引发了如何评估这些事件的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将其视为根本性的变化，还是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一次短暂冲击？反体制运动及其支持者对于如何评估不平等和“新兴”国家崛起的辩论同样矛盾。这也导致了WSF内部关于其成败的激烈辩论。

反体制运动现在面临着许多严重的困境。首先是是否要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历史性结构危机的存在。第二是运动的短期和中期活动的优先事项是什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反体制运动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19世纪最后三十年的辩论——大概是在1968年世界革命中被驱除和埋葬的——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困扰他们。

我们已经概述了三次主要辩论。第一个涉及国家在实现不同历史体系中的作用。第二是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关于谁是争取更公正的历史秩序的主要历史角色。第三种是垂直主义者和水平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者坚持认为多个被压迫群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主要历史角色的优先考虑，后者坚持认为所有被压迫群体的要求同等重要和紧迫，任何一个都不应被推迟。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各种辩论。在世界社会论坛内部和更大的全球正义运动中，有人以各种方式回避国家权力，有人坚持认为获得国家权力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有些人坚持阶级斗争的优先地位（99%对1%），有些人坚持民族主义斗争的优先地位（南方对北方）。还有一些垂直主义者，无论是在WSF还是在更广泛的全球正义运动中都坚持联合的政治行动，还有一些水平主义者，坚持关注真正被遗忘的群体——全球最底层的人民。

这些辩论在拉丁美洲最为明显，因为它已成为各领域的全球发展的主要场所。由于各种原因，包括美国地缘政治力量的衰落，在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拉丁美洲出现了大量中间偏左或泛左翼的政府。委内瑞拉和巴西也以不同方式领导了一场运动，建立南美洲和拉丁美洲结构（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CELAC），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外。此外，还建立了区域经济区及其结构（南方共同市场、南方银行）。

与此同时，这些左翼政府、中左翼政府，当然还有少数政治右翼政府都追求发展主义目标，包括违反当地人民传统的侵占性政策。原住民指责左翼政府在这方面和他们的右翼前任一样糟糕。反过来，左翼政府指责本土运动蓄意地与右翼内部团体和美国地缘政治保持一致。

最终结果是，全球左派在围绕新的体系秩序的政治斗争中出现分裂。全球左派试图通过将分歧转向一个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世界体系（或多个世界体系）来建立新的体系秩序。当然，全球右翼也参与了一场关于策略的内部辩论，但这对全球左翼来说并没有什么安慰作用。

分析全球左派的种种选择的一种方法是，将它们放在一个区分短期和中期优先事项的时间框架内。我们都生活在当下（短期）。我们需要养活自己，找到住所，保持健康，然后生存下去。如果不认识到每个人的这种迫切需要，任何运动都不可能得到支持。因此，在我看来，所有的运动都必须尽一切努力减轻眼前的痛苦。我称这一行动为“最小化痛苦”。这需要各种短期妥协，但这仍然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最小化痛苦绝不会改变体制。这是典型的社会民主幻觉。它只是减少了痛苦。

在中期（即未来20-40年），全球左派和全球右派之间的辩论是根本性的和全面的，不容妥协，我称之为达沃斯精神（spirit of Davos）和阿雷格里港精神（spirit of Porto Alegre）之间的战斗。达沃斯精神呼吁建立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体系，但保留其最糟糕的特征——等级制度、剥削和两极分化。他们很可能会建立一个比我们现在更糟糕的世界系统。阿雷格里港的精神是寻求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制度。我说“相对”，是因为一个完全平均的世界永远不会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比以前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可能取得进展。进步是可能的，但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我们不知道谁会在这场斗争中获胜。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每一个纳米级问题中的每一个纳米级时刻的每一个纳米级动作都会影响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用蝴蝶的比喻来结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了解到蝴蝶翅膀的每一次颤动都会改变世界气候。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对世界气候参数的改变非常微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参数的微小变化会不断扩大，直到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在向新的世界秩序过渡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小蝴蝶，因此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倾斜转变的机会取决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作为积极活动者的努力不仅仅是“有用的”：它们是我们争取更美好世界的重要因素。

获胜的可能性是50%。但五五开的概率已经很高了。

三、分化与集体选择：转型策略

到目前为止，我在努力做两件事。一是概述全球左派未来面临的困境的背景。对我来说，这就是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无止境积累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我解释了这个系统在过去500年里是如何运行的。我认为，像从最大的（宇宙）到最小的纳米系统的所有系统一样，这个系统是一个有三个阶段的历史系统——它的最初形成，它根据支配系统的规则长期“正常”运行，以及它不可避免的结构危机。

在我所说的正常时期，现代世界体系有明显的周期性节奏，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所谓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和霸权周期。每一种节奏都是周期性的，它们的节奏都是“前进两步再后退一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按原路回到上一次经济好转开始时的位置。为了实现其目标，每一种节奏都依赖于构建一种准垄断。准垄断的时间必然有限，因为它们总是在自我清算。

此外，我分析了生产的三个基本成本——人员成本、投入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以及生产商寻求将这些成本最小化的方法。然而，这些努力只能部分实现。这些不完美的周期性节奏运作的结果，是500多年来一个上升的长期趋势。这些成本在可能获得的价格（有效需求）中所占的百分比稳步上升。它们最终达到了成本如此之高、离可能的平衡如此之远的地步，以至于导致了系统的结构性危机。

这场结构性危机的关键特征是体系分化。也就是说，现在有两条可能的、完全不同的路径可以让系统进化。在分歧中，人们可以肯定系统无法生存。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从本质上讲，无法预测分岔的哪个方向最终会占上风，从而创造一个新的历史体系。

在这个框架内，我概述了我们现代世界体系历史演变的某些转折点。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其历史重要性不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讨论的。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既不是法国的政治转型，也不是法国的经济转型，而是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文化转型。法国大革命给世界体系留下了两个世界默认的文化概念：“变革的常态”和“人民的主权”。我称之为世界体系地缘文化的构建。

两者的结合可能会产生非常激进的后果。主权国家的人民或多或少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改变这个体系——这种信念必然被统治阶级视为威胁。之后，出现了三种如何处理这一新现实的版本。这三个版本是三种意识形态——右翼保守主义、中间派自由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每一种都是对这一新信仰的政治回应，我称之为现代世界体系中新建构的地缘文化。

我把1848年的世界革命解释为三种意识形态的关键对抗时刻。这种对抗以中立派自由主义在地缘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告终。另外两种意识形态被简化成主导意识形态的替身。这种中间派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基本上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世界革命，其主要结果恰恰是将保守派和激进分子从他们对中间派自由主义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1968年后，这三种意识形态再次成为自主的意识形态，再现了最初的三联体。中间派自由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像1848年以前一样，沦为三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之一。

在大约从1945年到1970年的这段时间里，世界体系享有历史上最高的资本积累水平，也享有有史以来最广泛和最强大的对体系的霸权控制。正是因为现代世界体系在这一时期的目标方面运作得如此出色，才使得体系过于接近渐近线，并引发了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但是请记住，我要分析的是全球左派的概念，所以我首先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在1848年世界革命遭到严酷镇压之后，全球左派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我认为，这一政治转变的关键结果是左派不再寄希望于自发起义，而是建立更稳定更长期的组织结构，并建立官僚体系。这一组织结构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形成。

这两种运动——社会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它们关于三个问题的内部辩论中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运动与其国家的关系、主要历史行动者的身份、运动的垂直结构。在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中，胜出的战略是所谓的两步走战略——首先获得国家权力，然后改变世界。

这一策略的失败正是因为它成功了。1968年的世界革命是对几个现实的回应。第一个是霸权的帝国主义角色，以及革命者所定义的苏联和美国的勾结（雅尔塔协议）。第二个是这些运动的失败，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实现了战略的第一步，但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改变世界。第三是垂直主义战略的局限性和错误。

最初，全球右派能够在1968年后的二十年里利用当时形势。随后，大约在1994年左右，全球左翼重新开始推动变革。全球左派有三个连续的觉醒时刻：1994年恰帕斯的萨帕塔起义；1999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上，示威者有能力破坏保障所谓知识产权的新世界条约；以及2001年在阿雷格里港成立的世界社会论坛。

有待讨论的是全球左派在当前体系结构危机的剩余20-40年中的有用和可能的战略。为此，我需要提醒你经典的两步走策略失败的原因。

认为进步不可避免的信念实质上是去政治化的，尤其是当一场反体制运动上台后。1968年后，全球左翼支持一种反国家主义。这种向反国家主义的普遍转变虽然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庆祝者的欢迎，但并没有真正为后者的内部利益服务。因为事实上，反国家主义使所有国家结构非法化，而不仅仅是左翼政权的结构。因此，它破坏了（而不是强化了）世界体系的政治稳定性，并由此加剧了其系统性危机。

转变时期的政治不同于过去500年的政治。在政治上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候，当大多数行动者发现制定中期战略极其困难的时候，抓住优势和地位是一种策略。意识形态和分析上的混乱变成了普遍的现实，而不是偶然和短暂的变量。日常生活的经济学受制于现代世界体系已经习惯的波动，对此也有相对简单的解释。最重要的是，现在社会结构似乎不太可靠，人们赖以确保其直接安全的制度似乎摇摇欲坠。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反社会犯罪和所谓的恐怖主义似乎比过去更加普遍。这种感知，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产生恐惧。对此恐惧的反应是，由非国家雇佣部队组成的私人安保安全措施的扩大。

今天的全球右派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核心小组。然而，它们可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团体倾向于对全球左派采取镇压策略，另一种倾向于选择让步的政治。在过去，从最大限度地保持短期平静的意义上来说，选择让步似乎奏效了。在结构性危机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混乱和不确定性中，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接受镇压策略。他们找替罪羊，支持更加铁腕的领导人。

一直以来总有一群人认为镇压从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它会引发叛乱，而不是降低叛乱的可能性。他们今天也许是上层社会的少数，但他们有洞察力和智慧。他们意识到目前的体系正在崩溃。他们劝告每个人不要惊慌。相反，他们提倡另一种策略，旨在构建一个非资本主义但仍保留其特权地位的新体系。后一组人提倡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德兰佩杜萨策略”（de Lampedusa strategy）——改变一切，以使一切都不变。

全球右派的两个小组都有坚定的决心，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可以雇佣拥有智慧和高水平技能的干部——政治家、律师、媒体专业人士、大学知识分子。有了这些钱，他们可以随意雇佣更多或更少的人。事实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了。

我不知道德兰佩杜萨派会想出什么，或者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他们所喜欢的过渡形式。我知道，不管是什么，它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有吸引力的，而且是欺骗性的。因此，对全球左派来说，这比主张镇压的人奉行的政策要危险得多。最具欺骗性的一面是，这些提议将被披上激进、进步变革的外衣。这将需要持续地分析、批评，来揭示真正的后果，并区分和权衡他们提出的措施的积极和消极因素。

全球左派的目标是朝着相对民主、相对平等的制度方向前进。一个主要的困境是他们必须在一个不确定的结果框架内行动。这一点都不容易。没有游行庆祝花车，没有保证成功的道路。只有艰苦而漫长的斗争，他们可能会赢，但也可能会输。结果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安。

1968年以前的左翼分析包含了多种偏见，这些偏见把它推向了国家导向。第一个偏见是同质性比异质性好，因此集权性比分权性好。这种偏见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平等意味着同一性。诚然，许多思想家都指出了这个等式的谬误，包括区分公平和平等的马克思。但是对于匆匆忙忙的革命者来说，集权化、同质化的道路似乎是最简单、最快的。它不需要计算如何平衡复杂的选择集合。实际上，争论的焦点是不能把苹果和桔子放在一起——唯一的问题是现实世界恰恰是由苹果和橘子组成的。如果你不能解答这样模糊的算术，你就不能做出真正的政治选择。

第二种偏见实际上恰恰相反。将努力和结果相统一的优先考虑本应该从逻辑上推动单一世界运动的建立和对一个世界国家的拥护。但是，事实上的多国体系中一些国家明显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更有特权，客观上推动了将国家视为世界体系内保护集体利益的机制。他们倾向于把各国看作是对大多数国民更有用的工具，而不是对少数特权阶层。许多思想家又一次指出了这样一种谬论，即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服务于集体利益，而不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然而，在弱国的多数人看来，在他们反对边缘化和压迫的斗争中，除了一个国家结构之外，没有其他武器。他们认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自己控制国家结构。

第三种偏见是最奇怪的。法国大革命宣布了三位一体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从那以后，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大多数人都默认放弃了口号中的“博爱”，理由是其听上去太过多愁善感。自由主义坚持认为“自由”必须优先于“平等”。事实上，自由主义者真正的意思是，“自由”（用纯粹的政治术语来定义）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平等”对“自由”来说是一种危险，必须被贬低或彻底抛弃。

这种分析有一点站不住脚，而全球左派却陷入了这个逻辑。全球左派的列宁主义变体尤其如此。列宁主义者对这种中间派自由主义言论的回应是将其颠倒过来，并坚持认为（经济）平等必须优先于（政治）自由。这完全是错误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没有任何办法将自由与平等分开。如果一个人的选择受到不平等地位的限制，那么没有人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一个人没有另一些人所拥有的自由程度，也就是说，没有享有与另一些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同样程度的决策参与，那么没有人是“平等的”。

我们仍然不想讲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全球左派的错误，其失败的战略，是全球左派与之斗争的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全球左派的这一历史性失败得到了广泛承认，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普遍危机造成的混乱的一部分。

然而，全球左派现在和未来几十年应该推动什么？我认为有三条主要的理论和实践路线需要强调。第一个是我所说的“强迫自由主义者成为自由主义者”。中间派自由主义者的阿克琉斯之踵是他们不想实施自己的言论。他们言论的核心是个人选择。然而在许多初级层面上，自由主义者反对个人选择。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移民控制是反自由的。通过金钱去选择医生或学校是反自由的。专利是反自由的。这些例子可以无休止地举下去。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恰恰是在不履行自由言论的基础上生存下来的。全球左派应该系统地、有规律地、持续地挑战中间派自由主义。

当然，修辞上的努力只是重建的开始。全球左派需要有自己积极的计划。从1960年到今天，世界各地左翼政党和运动的纲领发生了真正的巨变。1960年，他们的纲领强调经济结构。他们主张以不同形式、程度将生产资料社会化，通常是国有化——然而，他们几乎没有谈到不被定义为基于阶级范畴的不平等。

今天，几乎所有这些政党和运动，或者他们的继任者，都提出了解决性别、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建议。许多纲领都不充分，但至少这些政党现在意识到他们有必要说点什么。另一方面，今天认为自己是左派的政党或运动很少把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社会化或国有化作为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人实际上是在提议向相反的方向做出改变。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有人欢呼，有人谴责。大多数人只是接受它。

自1968年以来，各种新旧运动对替代性策略进行了大量测试，此外，反体制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当健康的转变。昔日凶残的相互指责和勾心斗角的斗争已经大大减少，这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注意和赞赏的积极发展态势。

我想建议一些路线，全球左派可以沿着这些路线进一步发展替代战略的想法。

（1）弘扬阿雷格里港精神。这是什么精神？我的定义是：这是世界反体制和全球正义运动大家庭围绕一个共同的最低纲领以一种非等级化的方式走到一起：（a）更有对现实的洞察力，（b） 基于民众动员的、可以即刻改变人们生活的激进行动，（c）坚持追求长期的、更基本的变革。

阿雷格里港精神有三个关键要素。这是一个松散的结构，汇集了来自南方和北方的世界规模的运动，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的好战性既是智力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从智力上来说，它并不是在寻找具有达沃斯精神的全球概念。在政治上，它强调了支持1968年运动的国家外的行为模式。当然，我们必须看看一个结构松散的世界运动能否团结在一起，以及它能以什么方式发展斗争的战术。它过于松散，难以被抑制。随着它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影响力，它有可能会鼓励许多中间派力量变得不那么敌对。

（2）推行防御性选举策略。如果全球左翼参与结构松散的非国会所能控制的的激进策略，这将立即引发人们对其选举进程的质疑。它将会面对希腊神话中的食人海妖斯库拉和卡吕布狄斯。一方面，选举对长期变革并不重要，因此不能成为全球左派的优先事项。另一方面，对短期而言，选举确实重要，不容忽视。

选举胜利不能改变世界，但它们确实有所成就。它们是保护世界人民当前需求的重要机制，防止全球右派减少或清洗全球左派所获得的利益，也是许多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必须进行选举，以便通过世界各国政府的控制，尽可能减少全球右派可能造成的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赢得选举是一种防御策略。因此，选举策略纯粹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术语。一旦全球左派不认为获得国家权力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选举就不会显得那么邪恶。邪恶与否，部分取决于选举制度的形式——赢家通吃的制度必然不同于两院制或代议制。

此外，全球左派中有许多不同的政党和次政党传统。这些传统大多是另一个时代的遗物，但许多人仍然按照它们投票。因为国家选举是一个务实的话题，所以建立尊重这些传统的联盟至关重要，赢得51%的选票是务实的目标。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在选举胜利的情况下，不要在街上跳舞，因为“我们赢了！”的胜利仅仅是一种防御策略，选举胜利是一种宽慰，我们只是尽量减少了损失，特别是对那些最贫穷、受压迫最严重的人。

（3）民主化，不断民主化。各地绝大多数人对国家提出的最普遍的要求是“更多”——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健康和更多的终身收入。这些要求的人气之高，是因为它们确实关系到民生。此外，获得“更多”使得资本无限积累的可能性更加困难。这些要求应该在世界体系的所有区域高调、持续地推动。这些“更多”要求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太多”。

诚然，以各种方式扩大所有这些“福利国家”的职能会对支出的效率、腐败的危害以及对创建权力过大且反应迟钝的官僚机构的恐惧提出合理的问题。这些都是全球左派应该准备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应该因为这些问题而放弃“更多，更多”的基本要求。

尤其重要的是，民众运动不能放过他们从这些要求中选出的中间偏左政府。仅仅因为一个左翼政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右翼政府更友好，并不意味着全球左翼应该停止对“更多、更多”的需求。在选举竞争中，向友好政府施压的结果，往往是将右翼反对派力量推向中间，甚至中间偏左。相反，如果不能将中左翼政府推向左翼，往往会导致中左翼运动转向中右翼运动。虽然偶尔会有特殊情况来避免这些老生常谈，但民主化的一般规律远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