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0年 ——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上）

二、“前30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70年以自力更生为基点，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积极探索，尽可能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批评和自我批评，排除来自国内外的“私有化”干扰，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且浑然一体的政策日程和强势历史进程。2016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55]这个评价高度概括了建国近70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成就，也完全适用于今天。个别人反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切割“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关系等，不仅是毫无政策依据和违反了政治规矩，也完全脱离了在建国7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一直存在“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基本事实。

　　在建国70年中，“前30年”“后40年”国有企业的存在形态有同异。相同处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国有企业的总产值、资产、企业规模、科技水平、利润、税金等绝对指标，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的脉络都十分清晰。相异处，主要指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相对指标上，一定时期内国有企业增加值比重下降较快。但近些年来此事有了新变化。以下分两个阶段简介建国70年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基本轨迹和不同时期的异同。

　　第一阶段，即“前30年”中，国有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户均固定资产规模、科技装备、利税，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比重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一）指导思想。

　　建国前夕，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即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56] 基于此，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进一步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57] 其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58]这种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59]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通过了早已酝酿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在国有企业中也得到贯彻。如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吸收了“鞍钢宪法”内容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即“工业70条”)中，就有推动企业“多快好省”发展，加强“技术革新”的一系列要求。[60]另外，国家为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及企业之间的“比学赶帮超”[61] 和“工业学大庆”等社会主义竞赛，也都促进了国有企业在“非完全市场竞争”下加快发展。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62]本文将这些内容理解为是“前30年”语境里，关于要在国民经济结构和企业层面“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一部分法律和政策的特殊表达。

（二）基本评价。

　　社会主义建设“万里长征”，成功迈出第一步。过渡时期之后，在存在某些“商品经济”关系、大量集体经济和少量非公经济，及在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都一直实行的特色对外开放、[63]“企业自主权”[64]的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地位不断上升。从已有文献和国家数据看，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在“局部战争”“准战争”“核威胁”“备战”，及被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等先、后不同程度“封锁”的条件下，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亦或90%的经济生活仍停留在古代的国情出发，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为主，尽可能多地利用各种机会成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装备和人才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实行赶超战略，在利用“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的条件下，从质和量两方面完成了从农业国转变工业国的宏大战略目标。国有企业“不辱使命”。

　　如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工业占比为17.6%，1978年已上升为44.1%。[65]而1978年的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是77.6%(集体经济为22.4%)，是工业化的主力军。[66]也正是在国有企业主导下，我国1978 年工业增加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67]在这期间，国民经济增长年均速度也快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居全球第11位” 。[68]在“前30年”的这些巨大成就中，离了国有企业，一无是处。而消灭地主和中外资产阶级剥削，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实行主要受赶超战略制约的惠民政策，也使人民生活质量水平比旧社会得到大幅改善，并远超印度等所谓人均GDP更高点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在中国100多年的近代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新中国之前清王朝的“洋务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上百年的经营;握有官僚资本，放纵欧美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并引入“民营”资本搞“混改”的国民党政府38年执政，通通是“终不能望其项背”。

　　这一切，实如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前30年”我国主要依靠国有企业，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另外，“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在这期间，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早已大幅超越后来，即1984年的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更是远超印度。[69]这份重要文件总结道，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这些成就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70]1982年我国宪法在“序言”里再次确认这种评价，指出在这期间(计入了1979-1982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71]存在一些问题，也就是“三七开”。个别人习惯用同期的印度增长/发展状况，甚至于用所谓“民国十年黄金时期”来贬低中国在国有经济主导下“前30年”的工业化成就等，这是不客观的。有研究者反驳这类貌似“先锋”的观点道，“无数硬指标证明，我国1979年的经济比1949年繁荣得多，更比1929—1939年昌盛得多。1949年，我国所有重要经济社会指标都落后于印度;三十年后我国已没兴趣与印度比较。” [72]如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前30年”间，印度年均增速却多为3.7%，1978年工业化率才为20%。[73]

　　在更开阔视角上评论由国有企业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前30年”成就，“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 ’。”[74]显然，其中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功不可没。

　　科学对待“第一步”的学习成本。“前30年”党和人民都有学习成本的付出。但放开眼量瞻前顾后，左盼右顾，可有一个大国在列强环伺下，甚至是在数次战争和“核威胁”下，以“只争朝夕”精神白手起家建企业、搞经济，风雨兼程，为告别百多年“积贫积弱”旧时代，为争取生存和重新崛起而不付出一定学习成本的吗?“后40年”各式各样的企业不一样也支付着一些学习成本吗?2019年9月16日，国务院领导还坦承，中国进入全球化“这个过程中，我们承受了很大压力，付出了很大代价，经历了很多阵痛，但我们认准了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坚持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75]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断发生的各种危机、战争等，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企业”和政府在付出巨大的“学习成本”。有人几十年来在这个“成本”问题上致力于矮化、抹黑“前30年”的国有企业，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邓力群同志在总结“前30年”时，曾要一些党内笔杆子注意恩格斯的这段话：“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76]这对于正确看待那时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适用的。

（三）主要数据和其他资料。

　　以下为“前30年”国有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企业户均资产规模、效率、科技水平、利税“做强做优做大”，及国有经济比重在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做大”，即提高的情况。

　　1.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固定资产和企业规模的绝对指标“做强做优做大”。1978年比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做大22.7倍。1978年比1957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做大1.7倍，国有工业企业户均产出规模做大5.2倍。[77]另外，1978年比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按固定资产原值计算做大21.5倍。1978年比1957年，国有工业企业户均固定资产原值做大5.6倍，由68.4万元上升为381.5万元。至1977年，中国已拥有6600户国有工业大中型企业(1978年因提高大中型企业规模划分标准，国有工业大中型企业下降为4400户)。[78]这些指标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前30年”中，国有经济主力军，即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在不断地“做强做优做大”。

　　关于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效率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在工业中，“1949-1954年间，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私营企业。……在1949-1984年间，国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如果以1952年为100%的话，1984年则为336%，提高了3倍多。”[79]

　　2.全国各行业国有企业都在发展壮大。1978年比1952年，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和邮电、商业粮食和外贸、城市公用事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做大18.7倍。[80]

　　3.国有企业的科技水平“做强做优做大”。195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带动我国工业化空前快速发展，也反映了这些企业的许多科技能力在经历着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1956年，经毛主席提议，国务院制定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提出了57项重大科技课题。还决定在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核技术和喷气技术等新技术领域采取六大紧急措施，以适应世界新技术发展趋势。在这之前和期间，我国先后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及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等引进的一批先进设备技术等，[81]也都融合在这个规划的落实过程中了。“这个规划经过实施并提前完成，使我国一系列新技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初步改变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缩小了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毛泽东倡导的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在企业和农村也开展起来。”[82]“鞍钢宪法”、《工业70条》等，也都强调国有企业要加强“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而在197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则更是广为人知，甚至被有的人批评为“洋跃进”。党中央有关文件言简意赅地总结道，“前30年”科学事业“有很大发展”。这些发展成就很多最终都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工业生产能力中了。如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都表现出国有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有很大的提高。电子信息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等也有快速发展。1971年10月绝密军事项目523完成，青蒿素筛选成功,并投入国有企业生产。之后，其重要领军者屠呦呦于2015年获诺贝尔医学奖。这也是属于“前30年”的一大成就。这样，在当时“全国一盘棋”的机制下，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等既“自力更生”，又联合作战，并尽可能争取“外援”，成为实施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出产品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自身的科技、装备和人才水平也因此得到很大提高，不断“做强做优做大”。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成就，直追发达国家。

　　4.国有金融企业及资产规模“做强做优做大”。1952年至1978年，存在或曾存在的主要国有银行有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1978年比1952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发放的贷款指标做大24.5 倍。[83]该指标间接反映出国有金融企业规模(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金融资产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5. 国有企业“做大”利税和财政收入。1978年比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产生的利税由30亿元上升到790.7亿元，做大26.4倍。1978年仅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0%。[84]

　　6. 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涉农业)，即统称的公有制经济的相对指标，即其比重不断“做大”。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发表的数据，“从国民生产总值构成看，1978年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引者注)、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三者的比例关系......(是)55：43.2：1.8”。“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是)98.2：1. 8”。经过“前30年”发展，公有制经济及国有经济已占绝对优势。进一步分析，当时第一产业主要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主要从工业总产值分析，“第二产业，改革前全民、集体和其他所有制三者的比例关系是76：22：2” 。 “第三产业，包括了交通、邮电、公用事业、金融、国家机关、科教文卫等行业，全民所有制的比重一直较高。1978年全民、集体、非公有制的比重为74：22.3：3.7”。其中的商业也是这样。1952年至1975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构成中，国营企业为主的公有制商业和非公有制商业的比例，由35：65，演变为98：2。[85]可以说，这种所有制结构+计划经济+部分商品货币关系+有限“企业自主权”+“非完全市场竞争”+对外开放等，为新中国在短时间中快速推进大国赶超战略，实现工业化和国防保障，成功地提供了最强大的支持和保障，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西方主流经济学至今也难以证实，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符合教科书中市场标准的体制，可以提供如此耀眼的大国成就。

（四）小结。

　　“前30年”的国有经济创业史中，尽管探索不易，道路曲折，但在企业层面和国民经济结构中，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并以其为主导力量，快速实现了庞大的国家预定发展目标，“打了空前的大胜仗”，为“后40年”高速发展“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存在。什么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体制、战略和政策的成功?这就是。有些折损，在所难免。今后总结经验，再改革就是了。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今天我们讨论总书记、党中央提出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大政方针，可以说它们是源远流长，是一种巨大的历史继承，是一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持续走向未来的重要探索的延伸，而不是什么“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非是轻率之举。当然，也不是简单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