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

然而，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共产党只要不受困于那多半属自我禁锢的马列主义教，与其那可笑的抽象道义观决裂，回到历史唯物论这一共产党人的老本行，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即没有不可正视的历史，也没有不可正视的现实。从而开放网禁，轻装上阵，面向未来，又何乐而不为？谓予不信，只须看看本人多年以来，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信息世界，基于自由派所持之全部事实，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乃至中共革命史所作的几场辩护[1]，以及承认“毛派”所据之全部事实，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国策的辩护[2]，就会明白，学会在一个开放的信息世界大海中游泳，实乃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功。

可见，只要在中共党内引入派别竞争机制，那个借着庄严无比的“国家主权”、“国家机密”而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的封锁，就大可不必了。譬如，只要党内派别竞争起来，其反思党史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如此一来，那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信息，国际共运史、苏共党史、以及中共党史这类信息，不就随之自然而然理当解禁吗？然后，是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史，包括大饥荒的死难人口数据和相关史实，也将自然得到正视而予以解禁。再由此及彼，抗战史、辛亥革命史、……就还有任何封禁的必要吗？然后，随之而起的对评毛、评邓的分歧和讨论之习以为常，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国民，其经受事实冲击的那根神经，也将自然日渐坚强。这样，中国共产党所长期背负着的那沉重的信息封堵包袱，也将渐渐地冰释，从而，那耗费天价资源而建造和维护的信息柏林墙，也就再无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与此同时，能在一个开放信息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其机体不就只会更加强健吗？由此亦可见，仅从互联网开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上便能看出，开放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的的确确正是中国制度转型起步的一个捷径。

网禁一开，言禁、报禁也就形同虚设，难产数十年的《新闻法》也就自然而然得提上日程了。

第九、只要是循序渐进，各种非政治性自发的民间社团，包括民间工会的放开与规范，也就水到渠成。官方与民间的双向互动也就日趋频繁。至于是良性互动还是恶性互动，这就取决于双方的智慧了。对此，不妨开放各省、直辖市的不同试点去探索其良性互动的途径。

在这互动过程中，司法公正改革，政治犯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都会逐一提上日程。不过，即使是释放政治犯，乃至平反冤假错案等提上日程尚需时日，但至少立即改善被囚人员——尤其是政治犯——的狱中人道待遇，则是可立即实施的。

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自然无法回避。应在首先承认过去犯下严重大汉族主义错误、对边疆民族造成过严重民族感情伤害这个大前提下，着手民族区域遗留问题的处理。大原则是不分裂，最大限度的充分自治。立即着手迎接达赖喇嘛尊者回国，展开谈判；可立即与新疆流亡者展开谈判，欢迎其中的主张自治者立即回国展开其自治治理新疆的谈判。其他民族地区问题，均可参照西藏、新疆自治原则。

台海可维持现状，不独即可。可考虑参照当年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之“一国三席”模式，允许台湾以“一国两席”模式重返联合国。

香港应兑现自己诺言，无条件尊重其民意自主的双普选，尊重其名副其实的自治。

欢迎海外流亡者回国，与之展开对话。展开各级、各界别、各层次的体制内外多种形式的对话与互动，以探索和比较各种可行的和平、有序的制度转型方案。可考虑在条件适合的时候，召开全民和解的大圆桌会议。

第十、鉴于中国共产党，积七十年之一党专权，欠下的债太多，背上的包袱也太多，故既然是有序转型的改良，那么对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就可分轻重缓急，逐一提上日程。譬如：房屋、土地的私有产权问题，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问题，废除城乡户籍双轨制问题，废除官员特供，官员公布财产问题，税制简化，公开，杜绝税外乱收费、国库用款透明问题，全民健保，全民教育，全民养老问题，提高最低收入保障，老兵退役福利保障问题，……；还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食品药品，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严格清理非法外籍滞留人员，规范公务员文明执法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

在所有这一系列堆积如山待解决的具体历史遗留问题中，我特推荐两个可操作方案供参考。

一是金融专家卢麒元先生曾提出的，国家可考虑：

“开启不明来源收入的税收补交及合法性确认工作。……我们在建立关于资产持有课税之时，应给予所有居民一次补税的机会（可以理解为一次性特赦）。此后，国人的资产得到法律确认，且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反腐败也到了收官之时了。” [3]

在我看来，为争取制度转型的平稳有序计，为最大限度地变制度转型的阻力为动力计，这个思路，不失为一种向中国既得利益特权阶级所实施的一项特别赎买政策。

何以要如此“政治不正确”？这岂非有违“转型正义”？答曰：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也！在和平转型与动荡转型的代价之间，首当尝试前者，如此而已，仅此而已。须知，中华民族的和平制度转型若能成功，其成功过程本身所体现出的具体“正义”，要胜过一万个失败的抽象“正义”。更何况，基本价值观从来只是行动的指南，而绝非可直接拿来当操作干饭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将理想寓于可操作步骤之中。这是因为基本价值观与实际政治操作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这就像从知道杠杆原理到你能实际撬动地球，其间的距离岂止十万八千里？所以，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与纯粹，并不排斥实际操作中的纵横与权变，迂回与妥协等等。

另一个则是王力雄先生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倡导的“权民一体论——递进自组织社会”，又称：递进民主制[4]。这完完全全是一个纯属工具理性的、从基层起步的民主建政方案。这对于中国、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权多被当地家族把持，甚至已黑社会化了的中国底层顽症，不啻为一剂可予尝试的别具一格良方。况且，这种从底层起步的递进自组织社会，与从顶层设计的中共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的改良型宪政机制相结合，就正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政治体制模式的新型政治体制。倘中国能在自己的制度转型中将其试行成功，它就将100%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这也是很能为咱中华民族长脸的事。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中国已经将自己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制度文明，从前现代文明跃升到了当今现代文明。如此一来，中华民族也才会真正给当今世界提供一个可让人刮目相看的“中国方案”；如此一来，中国就还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大国话语权”吗？

第十一、在公职人员公示财产方面，为减低阻力，有效缓冲，可参考当年经济体制改制之初，国家同时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以及过去正式工与合同工双轨制的经验，看能否可实行财产阳光法案双轨制。即：对新上岗的公职人员，将公示财产作为其上岗的法定前提；而对已在岗人员，则可给予一个自主选择的缓冲期：或留岗公示财产，或提前退休下岗。如此一来，不出几年，国家在职公职人员，就都可自然而然地全部处于阳光法案的覆盖之下，而整个官场，也可做到基本无大的震动。更重要的是，这或可突破致使阳光法案迟迟无法出台的瓶颈，使之尽早颁布实施，以取信于民，同时也尽早地为国家从吏治源头上堵住官场腐败。

第十二、完全可以预见，有鉴于左派已经由中共党内竞争途径而纳入了体制，故在这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的这种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和平制度转型，将自始至终会受到自由主义的挑战，尤其是那高举“开放党禁”和“政党轮替”大旗的挑战。

这个本质上属改良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有序转型之路，这个具有尝试、开拓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即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宪政民主转型之路，它是否走得通，是既考验着中国官方的菁英，也考验着中国民间的菁英。毫无疑问，在这整个转型过程都将充满着艰难和艰辛，弄不好，倒退将随时可能发生：或许是极权刚迈出的一步或几步就又缩了回去，改革文官下台，军事强人复辟，然后一切又是万马齐喑；或许则是社会持续动荡，经济衰退，货币贬值，民生凋敝、怨声载道，边疆独立之声又起，……。以上两种，当然均属恶性互动形态，算是和平转型某种程度的失败。

然而，也可能会有第三种前景，即在威权和放权之间求得某种良性的动态平衡：将一些较为棘手的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派别竞争，是否必须得转化为政党轮替，对台湾及一些边疆民族自治区域、乃至香港内部，一直就存在的独立诉求之如何化解，历次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问题，……，诸如此类——均可交给时间，有的甚至得交给我们的后辈子孙，运用他们的智慧去逐步解决。或许，一个分权的联邦制，就解决问题的大半。总之，政治越是民主、自由、法制和清明，人民越富裕，国家越强盛，祖国才越有吸引力，分离也自然将化解于无形。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故在威权和放权之间的这种良性动态平衡，须积以时日，才可让中华民族最终走出那个“农民造反-皇权复辟”的历史怪圈和千年泥沼，从而让官方与民间终获双赢。如此，中国人民幸甚，中华民族幸甚。何去何从，这对于一个已历经百年制度转型而不得的千年古老文明，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历史考验。如果中国这场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或主导的和平制度转型失败，或者，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拒绝自身改革和制度转型，那么，这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劫数，剩下的，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八、“改共”与“灭共”

毋庸讳言，如今在海外，“反共”与“灭共”的口号，已是呼声一片了。尽管这“反共”口号已为海外民运喊了多年，但喊出“灭共”口号，发起“灭共”战役，却是郭文贵所独创，是郭文贵发起的“爆料革命”所独创。

郭文贵先生是一位逃亡海外的中国富商。这位出身于中国农村底层草根的70后，借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商界摸爬滚打，竟打出了一片天地，一度还混迹于高层的政商外围圈，饱尝其中的酸甜苦辣、起伏跌宕。他曾经游走于官商两界，在商海沉浮中被浪头推上过顶端，也被巨浪打入过谷底；加之有着过人的机敏，善于从实践中学习，从而能出类拔萃，成为如今从体制边沿中反出的、且横跨商界与政界，纵横于体制内外、打通了草根与菁英，驰骋于国际与国内这样一位能量巨大、前所未有的操作型民间领袖。自从郭文贵于2017年异军突起在纽约“洋山泊”揭竿而起，扯起了“爆料革命”大旗，借助于社交自媒体，大爆中共核心层内幕，自成一系，重新洗牌，居然后来居上、一跃而成当今中国民间反叛营垒之主帅；并一扫海外民运三十年来萎靡不振之晦气，搅得风生水起，全球各洲响应，俨然一派 “洋江湖”造反割据之景观。只见这“爆料革命”与中共当局，或隔空对垒，或咫尺勾兑，或剑拔弩张，或踏雪无痕；双方都铆足了劲头，调动起资源，国际国内，洋人华人，既有法的较量，也有痞的叫骂；纵横捭阖，蹩马将军，各打各的长处，各有各的胜负，这边厢是越战越勇，那边厢则穷于应付。才不过短短两年，这郭文贵便已然成了官方劲敌，以至于整个中国的民间抗争，面貌也为之一新。

中国今天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重新出发的迟的来资产阶级革命，其面临的仍然是当年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代之同样的历史课题：争人人平等、废贵族特权。郭文贵的爆料革命，不过是这四十年来处于中共官权压榨下，一直战战兢兢、笑脸逢迎、逆来顺受、逼良为娼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开发声。郭文贵的发声，其所代表的，犹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样，是远比他身处的那个阶级要宽泛得多的被压迫阶级的利益。所以，今天的郭文贵，是在为着整个中华民族被压迫被剥削着的中国“第三等级”而战：他代表着杨改兰[5]、孙志刚[6]、钱云会[7]、雷洋[8]；代表着张扣扣[9]、杨佳[10]、邓玉娇[11]、；代表着高智盛[12]、郭飞雄[13]、王全璋[14]；代表着万润南[15]、牟其中[16]、袁宝璟[17]、曾成杰[18]、徐明[19]、李明[20]、段伟红[21]、吴英[22]、王功权[23]、信力建[24]、薛必群[25]；也代表着任志强[26]、王瑛[27]、王石[28]；在某种意义上还代表着吴小晖[29]、肖建华[30]、王健[31]；乃至王健林[32]、马云[33]、马化腾[34]、柳传志[35]、……，甚至还代表着老一辈的卢作孚[36]和冼冠生[37]，……等等、等等。

郭文贵的爆料，是当今中国第三等级的泣血控诉，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宗法贵族特权阶级的泣血控诉。郭文贵的造反，是中国民营企业家被逼上梁山的造反。这个造反，在客观上代表着今天中国渴望着免于恐惧自由的广大社会阶层共同心愿，代表着中国所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当然首先是代表着如今正体现先进生产力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

如今，中国当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勇战士已经诞生，中国一帮唯恐烧着手指的伪自由主义“民运”菁英之流，正以自己特有的猥琐和迂腐的“砸郭”，反衬了这位顶天立地战士的伟大。这帮年复一年只能在各种“研讨会”、“纪念会”圈中刷存在感的家伙，无不是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和贪婪，却独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和献身。

当前，这一场发生在中国内部的具革命性质的改良，或具改良性质的革命，正与由特朗普领军的重新定义西方与中国关系的国际大洗牌，与香港的街头抗争遥相辉映，互为表里。这种看似历史偶然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其摧枯拉朽的巨大能量，无论怎么估计都不嫌高。

无疑，眼下“郭文贵”这仨字，已成为墙内的头号敏感词了。而官方对于这位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对手，却经历了一个从不屑、霸道、颟顸、到正视的过程。如今，郭文贵的爆料革命，已公开打出“灭共”的旗帜，算是他向中国共产党发出公开而明确的叫板和挑战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中共应正视郭文贵的压力，这可不是传统海外民运那种疥癣之疾！中共应尽早与郭文贵展开谈判——不是那种仅限个案勾兑的施压式接触，而是严肃、认真地正视其政治能量和政治诉求。我甚至觉得，倘若中国共产党真的有朝一日开启了自我改革的历程，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转型的历程，那么，郭文贵先生应当是你们应首先邀请进体制内，参与中国制度转型之不可多得的干才。更何况，既然中共可以邀请被你们冠以的“极右翼”、“反共政客”的班农赴京，那又有何理由不能与这位班农的亲密战友好好地谈谈呢？

就在不久前，郭文贵又将他的“灭共”口号，特别阐释为“以共灭共”，并还刻意强调了“不搞清算”，用以与传统民运帮划清界限。尽管郭文贵也居住纽约，可我却与之从未有过直接接触，也从通过电邮、电话。所以，他的这“以共灭共”作何解，我还并不清楚。然而，他的“以共灭共”，与我的“以共改共”，却仅一字之差。而他的“爆料革命”不搞清算，则与我的这同为制度转型之战略，且与革命互为表里的改良，亦正好不谋而合。

但不管怎样，我也从不讳言，若没有体制外“灭共”的巨大压力，又哪来体制内“改共”的发生？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之经验教训，倘若没有体制外的革命压力，今天中国体制内的改良，其首先是改革中国共产党，将无从发生；中国的平稳制度转型，也将无以发生。

九、简短的结语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以斯大林主义为其核心的苏版马列主义教，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中世纪黑暗”。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的遮蔽和亵渎，一点也不亚于当年路德和加尔文时代的罗马教廷教义。如果说，当年在欧洲历经千年中世纪黑暗之后的路德和加尔文的基督教变革，被称作宗教改革的话，那么，今天这个在东方革命历经百年摸索后的重回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重回科学社会主义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就毋宁可被视之为是一场对马克思主义的去宗教化革新，或去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了。

正在本文收笔之际，我收到一篇来自北京的据称是中央会议精神的吹风文稿，共计三十一条。读罢全文，我看其中的精髓正是这第24、25条：

“贞观之治的前提是玄武门之变，把政治对手全部拿掉了。中国这个国家的独特之处就是高度集权和国力鼎盛是一体的”；“未来30年，西方民主与东方集权将会成为全球两大政治模式，但是，东方集权会稍胜一筹，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38]

可以说，此文既是一篇政策宣示，也是一篇问世宣言，更是一篇宣战书，东方极权主义的宣战书。此文好就好在赤裸裸，单刀直入，为其“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39]提供了一个精准的注脚：搞掉政治对手。不过，比起这几年那炙手可热的商君驭民五术[40]，此文还是对其中的“贫民”术有稍许修正，即提到了社会福利，提到了国强民富，并坦承“政治体制改革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