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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色恐怖中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

2019-10-2 05:50|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21687| 评论: 0|原作者: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摘要: 田汉赶写出十数页纸的剧本梗概来,题名为《凤凰的再生》。可冬天还没有走,田汉便被抓走了。田汉于2月19日参加完讨论梅兰芳赴苏联演出的一个晚宴,刚回家,即被英国巡捕房的十几个人抄家逮捕,这是因为地下党的交通员被特务盯梢之故。
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诞生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歌曲在抗日战争中传唱,字字铿锵有力,句句震动心弦,成为国歌歌词的不二之选。

劫难前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不二之选

1936年6月7日,刘良模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指挥数千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九一八事变”之后仅一年半,热河又告失守。日寇继续向长城各军事要地进攻。国民党的守军激于爱国,奋起抵抗,曾在喜峰口痛击敌人。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意孤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但坚持不抵抗,更不许别人抗日。在这种近乎“开门揖盗”的政策下,如何能守得住?1933年5月,长城各口弃的弃、败的败。日军长驱直下,将战火烧至平津一带。

朱庆澜将军不忘义勇军的抗日精神,于1934年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一部以义勇军抗日卫国为题材的电影。经过上海文委的安排,由田汉撰写剧本。是年冬天,田汉赶写出十数页纸的剧本梗概来,题名为《凤凰的再生》。可冬天还没有走,田汉便被抓走了。据田申的记述,田汉于2月19日参加完讨论梅兰芳赴苏联演出的一个晚宴,刚回家,“即被英国巡捕房的十几个人抄家逮捕,这是因为地下党的交通员被特务盯梢之故。当晚林维中妈妈和小妹妹玛璃(田野),也一起被带走了……”。

同一天,阳翰笙、朱镜我、赵铭彝等三十多名地下党员也被捕。后来,田汉和阳翰笙被转押至南京拘禁。

幸好田汉的《凤凰的再生》手稿没有留在家中,而是交给了时任电通影业公司的编剧孙师毅。虽然田汉被抓走,但使命不能就此完结,电影还是要开拍的。夏衍决定亲自动手,将田汉那十多页纸的剧本稿改写成电影台本,并征得在囚禁中的田汉同意,改名为《风云儿女》。《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歌词是田汉写在最后一页纸上的。田汉后来回忆当时是很想写得长一点,却因为没有时间而煞笔。

劫难前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不二之选

《风云儿女》在荆州路405号电通公司的摄影棚内拍摄

田汉是在白色恐怖中进行笔舌之战,他知道随时会被逮捕,所以又是改名换姓,又是不停转移,然后赶紧地写,但终归还是被捕。正因为这样,他那《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创作时间和地点,一直流传很多种版本;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仍然传得沸沸扬扬。如最近香港大学中国音乐史博士周光蓁为《亚洲周刊》(2018年3月25日)撰文说:

【《义勇军进行曲》在狱中成孕,诞生时是个遗腹子,词作者田汉在狱中把首稿写在香烟盒包装纸上,让该曲用作配乐的电影《风云儿女》拍摄人员探监时传出去。】

黑狱偷光撰曲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问世再添几分哀感!实情是否如此?田汉的二弟田洪却有另一番说法。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兄弟搬到上海法租界,在联华公司做音乐的聂耳常去田家谈论国事。有一天,田汉从外面回来,十分气愤地说,国家都要亡了,还有人在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民会成亡国奴。田汉对聂耳说:“我俩合作一首战胜《桃花江》的歌,怎样?”聂耳当即答:“好!”几天后,田汉将写好的《风云儿女》主题歌词交给聂耳,聂耳很快谱好了曲。田汉听了,感觉气势还不够强烈。第二天,聂耳又在歌曲前加了前奏,用小号吹给他们听,他们感到很有气势。田汉建议取个抗日杀敌的歌名《义勇军进行曲》。

劫难前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不二之选

田汉(右)和聂耳合创《义勇军进行曲》

田洪这篇谈话稿,最初见刊于《湖北日报》。其时正当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恢复《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有歌词为国歌歌词,所以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于是《文摘报》也摘录田洪的文章。由于田洪是田汉的亲弟,一般认为可信性甚高。刚巧《北京晚报》也于12月27日刊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读者感到和田洪所说的差异很大,便去信《北京晚报》寻求事实答案。最后,《北京晚报》编辑部致函夏衍,请他翻开记忆箱,再说前尘旧事。

夏衍直接参与和领导《风云儿女》的制作,影片中《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谱曲者都是由他委派:一位是他多年的战友田汉,一位是他提携栽培的爱将聂耳。所以如果要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非夏衍莫属。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将夏衍的来信刊出,标题是《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夏衍这封复函,如同打开地下密室,将当年秘制《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公开,无疑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重要文献。但可能是在晚报发表,未能广为流传。同时,一些谈论国歌的著述,也只摘引或者是转引夏衍文章的几句话。我非常渴望能够读到《北京晚报》的全文,但在香港不易寻得,几经拜托,最后不但看到全文,而且还得以购入当日那份《北京晚报》,真是喜出望外。这样贵重的文献资料,很值得全文转录于此:

【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北京晚报》编辑部: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来历的介绍,贵报去年12月27日所载及过去各报种种记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传讹之处,特别是《文摘报》所记田洪同志的谈话记录为甚。事实上,一、当时田汉同志住上海公共租界山海关路,并非“法租界”;二、这个曲子是聂耳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当时田汉已被捕,绝无谱好了曲,再用小号吹给他听的可能。现将此事的经过简述如下:
1934年电通公司成立时,就请田汉同志写一个剧本。到这一年冬,电通公司催稿甚急,田汉同志写了一个故事梗概(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剧本),交给电通的孙师毅同志。田汉同志在他的《影事追怀录》中写道:“在一次(电通公司的)会议上,我也承担了一个剧本……”,“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定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为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在此书的另一篇悼念聂耳的文章中,田汉同志写过:“他在日本学习中也没有丢下工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定谱,就是从日本寄回来的。”(见《影事追怀录》43页、76页)
田汉同志的被捕是在1935年2月,这时剧本还在孙师毅同志处,原名《凤凰的再生》,后由作者改题为《风云儿女》。为了尽快开拍,电通公司决定由我将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由许幸之同志导演。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我一辈子没有写过诗词,而孙师毅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所以我就请他把看不清楚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实际上也只不过改了两三个字,即原词的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正在准备去日本,知道了《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时,就主动来找我“抢任务”,说这首歌一定要让他谱曲。我和孙师毅、许幸之都非常高兴。聂耳拿到我写的文学剧本及主题歌后,曾和导演许幸之讨论过,但没有谱成曲子,就到日本去了。我和师毅、慧敏为他送行时,他还表示这支歌曲定稿后一定尽快寄回,不会延误影片的摄制。
长期以来,还有一种传说,说《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田汉同志被捕后在狱中所作,写在一张香烟的锡红的衬纸上,托人带出来交给我和孙师毅的。
这种说法,传得很广,后来连田汉本人也说:“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影事追怀录》45页)事实是许多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田汉同志的一首狱中诗稿混淆了。《风云儿女》的剧本是田汉被捕前写好交出的,怎么能把主题歌留到被捕后再写呢?但他的确在香烟衬纸上写过一首诗,那是田汉同志被押送去南京前,林维中同志带了女儿田野去探监时,他写的后来流传很广的那首“生平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的七律。这首诗写后,他要林维中交给了孙师毅和我,现已搜集在戏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田汉全集》中,原件一直由孙师毅保存,可惜的是经过十年浩劫,已经无法找到了。
《义勇军进行曲》是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为我国国歌,因此,关于它的产生经过,希望不要以讹传讹。以上所述,直接经手此事的司徒慧敏、许幸之等同志都可以作证。
此致
敬礼!
夏衍
一月十七日】

劫难前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不二之选

1983年2月14日的《北京晚报》刊出《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夏衍这封书函,显然没有广为流布,所以未能扩大影响。到了1989年他接受文艺工作者范正明采访时,老人家非常不满地谈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一事。二十年后,范正明提笔忆述夏老的谈话:

【夏老似乎有些忿然,说:“现在有些人不负责任,误传《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词是田汉写在一张香烟的锡箔纸衬纸上的。这不是事实,写在衬纸上的是他被捕入狱后写的那首《七律》。这首歌词是电影《风云儿女》中的插曲,田汉的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剧名为《凤凰涅槃图》。《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他被捕后,由我接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歌词只动了一句,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一句,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另一方面,孙师毅也曾作过一些回忆,他说:

【《风云儿女》原先是田汉写的故事,很简单,终由夏衍分幕,许幸之写成剧本。那时田汉被扣禁以香烟纸写《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由夏衍交我转给聂耳。这曲最初是用五线谱写成(手稿遗失),当时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改。】

孙师毅的谈话是在1959年4月,但只是一篇记录稿,而且声言未经孙师毅本人审阅,所以不能轻率引用。

尽管田汉的剧本和曲词不是在黑狱中写就,而是刚完成剧本的梗概便被抓走,“剧情”也是相当惊险。虽然田汉曾经想把歌词写得长一点,结果无法如愿。但后来歌曲在抗日战争中传唱,字字铿锵有力,句句震动心弦,证明简短易记、便于上口齐唱的绝好歌词,可以成为国歌歌词的不二之选。

劫难前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不二之选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主持表决国歌的时刻

劫难前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不二之选

1949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国旗、国歌及纪年均已议决通过的消息

再说当年的夏衍,他在忧愤中接手田汉的未竟之业,把《凤凰的再生》改写成电影台本,同时又赶忙找了许幸之,请他为《风云儿女》这部电影当导演。

这个时候,对国统区的共产党员来说,俨如暴风雨来临的前夜。上海地下党已侦悉聂耳是在缉捕的黑名单内,为保护和培育聂耳,党的领导正安排他出国赴日,然后寻找机会前往欧洲,再转往苏联学习。热情的聂耳早已打听到《风云儿女》有主题歌要写,马上又去“抢工作”,向孙师毅和许幸之提请将作曲任务交给他。孙师毅便将歌词清抄一遍,交给了聂耳。

聂耳为创作《风云儿女》的主题曲,“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这是许幸之回忆聂耳交付曲稿时跟他谈到的创作痴迷的情况。聂耳为此还要向房东老太太赔不是。

许幸之还清楚记得,一大清早,聂耳来拍门,把赶拍片熬了夜的许幸之吵醒,兴奋地说:曲子谱好了。接着,聂耳一手拿着乐谱,一手在书桌上重重地打着拍子,大声唱了起来。他一连唱了几遍,然后停下来,问许幸之意见。许幸之有些顾虑,不敢直言。后经聂耳再三恳请,许幸之才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

聂耳静心思索,跟着拿起桌上的铅笔修改起来。他们两人按修改后的乐谱合唱,果然比原来的激昂多了。末尾句原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聂耳加上了叠句,成为: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样,田汉的歌词经过孙师毅和聂耳的一些修改,便成为今天国歌的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风声愈来愈紧,聂耳不得不走,但他仍然想将谱子锤炼一下,便约定到日本后,尽快将谱子定好,寄回上海。

劫难前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不二之选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

聂耳即将出国赴日,大家闻悉都不尽依依,纷纷为他饯行。4月的一个晚上,郑君里、贺绿汀、赵丹、袁牧之、唐纳、孙师毅等,相约在长江饭店为聂耳饯别。1935年4月15日,聂耳要握别战友,离开祖国,夏衍和司徒慧敏等人也前来话别,语多珍重和鼓励。为免惹人注目,大伙儿尽可能不到码头送行。但赵丹、郑君里、袁牧之几个好友,在早上来到黄浦江畔的汇山码头,亲送聂耳登船。二十年后,在纪念聂耳的电影中扮演聂耳的赵丹,执笔写出这难忘的片断:

我们看着聂子意气风发地上了船。船缓缓地离开江岸,远了,远了,系在船岸之间的彩带断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他在擦眼泪。离开了伙伴们,离开了多难的祖国,离开了战斗的地方,他,流泪了!这是我见到他第一次流泪,也是仅有的一次!

4月18日聂耳抵达东京,因早已和云南同乡、挚友张鹤(天虚,左联作家)联系上,可以到他租赁的民家一起暂住。聂耳没有过了海便把谱曲之事忘得一干二净,而是时刻惦记。不消半个月,他再审音定调,终将曲子定了谱,火速寄回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收件人是孙师毅、司徒慧敏。

劫难前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不二之选

聂耳最后审音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活泼开朗的聂耳到了东京并没有闲下来,他在张鹤的介绍下,先后结识了一批左翼留日学生,如杨士谷、杜宣、蒲风、陈学书、伊文、林蒂、侯风、黄冈等人。聂耳多次出席中国留日学生星期聚餐会、艺术聚餐会、诗人诗歌座谈会和戏剧座谈会等。他又如饥似渴地观赏了许多日本的歌剧和舞蹈,欣赏了一些高水平的音乐会:从著名的日本交响乐团到新协剧团、宝冢剧团和业余的儿童歌剧等,其中还观摩了“日本新人演奏会”和欢乐的“儿童歌舞晚会”。他还结识了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日本文艺界人士。

诚然,聂耳的才名亦已传到留日的中国青年学生之中。6月2日,在出席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第五届艺术聚餐会”时,他应邀以《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为题,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讲演。16月16日,聂耳又参加了留日诗人的诗歌座谈会,在席上提倡诗人和音乐家更加紧密合作。其后,他接受新协剧团的邀请,参加7月下旬在京都、大阪、神户的巡回演出。

其时正值7月初,距演出集合时间还有十多天,而东京开始踏入夏季,暑热难当。刚巧聂耳与新结识的新协剧团照明主任李相南(朝鲜人)颇为投缘。李相南建议先前往神奈川县藤泽市避暑,并到海边弄潮。度假完毕,再继续西行至关西。

7月9日,聂耳跟随李相南离开东京,乘车来到神奈川县藤泽市,下榻于李相南的朋友滨田氏的家中。

藤泽市位处东京都的西南方,今天从新宿乘搭小田急线快车,约一个小时便可抵达。藤泽市南临相模湾,近海是湘南海岸,沙滩、海滨一个连一个,早已成为滑浪海浴的胜地。藤泽市东接文化古都镰仓,古刹名寺散落市内,环境清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文化名士卜居于此,如夏目潄石、岛崎藤村、芥川龙之介、正冈子规、川端康成等。而电车“江之电”,早在明治末年已通车,穿行于镰仓、江之岛、湘南海岸和藤泽市一带,这些都是挤住东京的都市人喜爱的度假胜地。

根据聂耳7月15日的日记,他原定是7月16日离开藤泽市的,但因为日本友人特意请了两天假来作陪,“后来一想,在人情上实在有些过不去,于是决定多延一天”。

但一天的延迟,就是聂耳一生的大误。因为7月17日,聂耳再到鹄沼海滩游泳,竟成为不归之客。

劫难前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国歌的不二之选

1935年8月4日,中国留日学生在千叶县北条举行聂耳追悼大会

聂耳不幸遇溺的消息传出后,文化艺术界和爱国人士都大为悲痛,有人甚至不相信遇溺,质疑是否另有内情。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出席者坐满大剧院,同声痛悼聂耳早逝。其后,发表悼念文章的音乐家、文学家、诗人等有近百位,报章杂志亦纷纷刊出纪念文稿。其中《明星》杂志的悼言对聂耳作了高度评价:

【聂耳在出国以前,虽然对电影界和音乐界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贡献,但显然,这还不过是他的音乐生活的开端,更大的造就还在将来,他正如初升的太阳,前途是孕育着无限光明的。可是现在,聂氏却不幸被神奈川藤泽町鹄沼的海浪卷没了。……认识他的朋友,恐怕没有不为他感动的。然而这年青人却带着灿烂辉煌的生命去了……】

关押在南京的田汉,惊闻战友在日本遇难,当然悲痛万分。二十多年后,他撰文忆述:

这一年7月,我从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出来的那天,听到聂耳去世的消息,真是无比震悼。党失去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音乐干部,我失去一个很好的合作者,这痛惜是双重的。当时我曾写了一首诗寄给在上海举行的聂耳追悼会: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当年田汉获释,但不准离开南京,田汉只好寄诗遥拜、悼念战友。若干年后,田汉录此诗时,题款指聂耳在千叶海上遇溺,可见他在羁押期间,不是很容易接收到正确的传言。

【本文节选自黄天《“起来!”我们的国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0,原载微信公众号“三联书店三联书情”,授权察网发布,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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