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实践篇 上） 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共产党那个曾几何时还一再挂在口头的“政治体制改革”，便逐步淡化、虚化了。或许，这由邓、胡、赵当年信誓旦旦倡导过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今已被划归“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37]了吧？中国共产党今日之顽固拒绝自身改革，固然有其在意识形态上受制于马列主义教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则更有受制于中共特权阶级自身那既得利益羁绊的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面前，毛泽东当年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文革暴风骤雨失败了，邓小平那种叶公好龙似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失败了。自“八九”以后，由江泽民腐败治国和胡锦涛无为治国而累计下来的制度性腐败，如今更是尾大不掉了。今天，习近平是既继承了毛、邓两个时代的正资产，也背负着两个时代的负资产。如今中共党内是人人皆腐，反腐者本身亦腐，甚至更腐；不腐者在中共干部生态圈中已属异类、难以存活。不仅如此，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还被输出国门，在国际交往中大行其道。如果说，习近平当初大刀阔斧的反腐，还曾带给人们一线希望，可几年过去，人们对这个执政党还有救却更失望了。这个失望，与其说是针对个人的，不如说是针对制度的。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若找不出一个可从制度本身具备抗腐、反腐、制腐的内在功能之制度模式和治理机制，而仅靠自上而下地纪检监察反腐，那是断然无法让中国产生出一个中国共产党一直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制度优势”来的。而如此制度性腐败，如此腐败性制度，又奢谈什么“大国竞争”？！ 中共执政七十年，“十月革命”以降100年，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政治制度，这个号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治制度，至今却筛选不出一个能长治久安的良性运转治理机制，至今官员权力只来自上峰任免，老百姓却对此毫无发言权，至今也无法公示官员财产，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这个制度最大的失败。 反观人家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可以轮换，但制度却经得起风浪。即使从最纯粹的工具理性着眼，人家那种经几百年筛选，完善、成熟而从权力制衡中去求得自身制度稳定的治理机制，难道就不值得今天一直被“维稳”压力给压得苦不堪言的中国共产党，好好去研究一番和借鉴一番吗？ 因此，要改革中国共产党，除了在意识形态上要回到历史唯物论，为中国重新出发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正名，为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即新型资本主义制度正名，用以解除其意识形态紧箍咒、来一个再次思想大解放以外，就还得有的放矢地针对中共自身那已尾大不掉的家族式特权阶级既得利益，找出一种既可避免被清算以减低内部改革阻力、又可根治其制度性腐败癌变的可操作方案来。 针对专制特权阶级既得利益的解决方案，历史上有改良式的英国天鹅绒革命模式，也有以断头台开路的法国大革命模式。不过，这里既然是在谈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那当然也就是在讨论渐进可行的改良方案了。然而，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中国是多有人看到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却鲜有人看到革命与改良的内在联结：没有革命的外部压力，哪会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退一步讲，即使无革命压力的内部自发改良得以发生，也定会以失败而告终。1898和1989，同样是夏天，同样是北京，同样是垂帘听政者对变法的始乱终弃，同样是用人血为政治体制改革画上了句号。一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剪掉辫子，长袍换成西装，中国就仍还在“中体西用”的泥沼中挣扎轮回。究其原因，我看是要么革命全盘否定改良，要么改良又全盘否定革命。 被“告别革命”论和“和理非”[38]拜物教所大加赞美的英国君主立宪，哪会是如其描绘的那般如跳华尔兹似的惬意？相反，这场发生在330多年前且开启了世界新纪元的政变，恰恰是充分借助于外部军事压力而引发内部变革成功的一个典型范例。1688年11月，英国议会中的“带路党”们，暗中写信“勾结”外国（荷兰）派大兵压境，逼宫国王詹姆斯二世逃亡，致使变革得以成功，并旋即提出了著名的《权利法案》，宣示限制王权，保障民权，史称光荣革命。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当然从不放弃革命，但作为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更从不轻言革命。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就主张：革命与改良均为当代中国制度转型总战略的组成部分[39]；革命是绝不能如同加工产品那样，靠着“革命”图纸依样画葫芦给定制出来的；任何革命的发生都必须仰赖于革命危机的形成；而革命危机稍纵即逝，它只青睐那些平时有备而来者；革命促改良，改良续革命，革命与改良各有长短，彼此互补，相得益彰。 因此，在革命危机正在形成而尚未到来的今天，在政治危机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改良作它决不放弃的最后一次冲刺，焉知就不是此其时也，焉知就不会好风凭借力，送它上青天？ 在去年即2018年，我就已说过，我的那些近二十多年来一直不厌其烦、不断重复说过的那许多改革和再造中国共产党的话，非到“沉船”之时，恐怕是不会被听进去的。时至今日，在这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危机已联为一体，冷战火苗业已点燃，乃至台海热战也非可望而不可即的时刻，我想站出来再说一次，如下基于马克思主义框架的治本方案，即可避免共产党被清算的中国宪政民主制度转型，若中国共产党再听不进去，不仅马克思救不了你，上帝也救不了你： 第一：别玩火，尤其是别在台海玩火。否则，中国共产党不会再有自我救赎的机会。 第二、香港尽快软着陆，只要不分裂，其余都好谈，包括（真）双普选，100%兑现自己曾宣示过的各项政治承诺。 第三、用一揽子接受“三零”的战略让步，去换取美国贸易战熄火，以避免中美、中西贸易脱钩。 以上三条当然仅是为赢得治本时间的治标。不过中美贸易战的搁浅，中美准冷战的开启，乃至可能的热战，其原因均在于战略判断而非技术细节。故只有对关系全局的治本把准了脉，治标也才有其意义。 第四、认准中国现今的社会性质。治本的大前提是要对中国现正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哪一个历史阶段，即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性质，有着清醒而准确地把握。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根据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目前的制度模式与西方制度模式的竞争，就绝非是什么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而不过是早该走入历史的封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这个封建社会主义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整整一个时代。它是传统宗法专制皇权社会的一个变种，由造反农民革命军所建。正因为如此，也仅因为如此，才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才有了必须挣脱“中体西用”老皇历的必要性。由此可见，这个基于唯物史观而对中国如今自身所处时代性质的准确判断，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也是全部改革开放的应用理论和操作理论得以发生、得以存在，得以合理的大前提。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基本理论的奠基石。 这个理论前提异常重要，因为是否有此认识判断，是检测中国共产党是否冲破马列主义教，是否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再次思想解放之最显著标志。 第五、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利益死结解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矛盾是：既要统治者自己实施由上而下的改革，而统治者基于其利益机制，为免可能的清算又自然会抵制改革。如此，又哪会产生体制内、尤其是体制上层的任何内在改革动力呢？事实上，其消极抵制已算是最温和的了。譬如，取消按干部等级配给的形形色色的特供和医疗特权，仅此一端，就会触动多少官僚特权的利益？就更别说公示财产了。可见，既然制度转型的改良只能自上而下由统治者来发起，那么，在体制外革命压力已日益增大、日益逼近的形势下，排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对改革的阻力，以分化统治集团，就显得必要而迫切了。因此，既要改良，就必须为统治阶级因担心转型后必遭清算的拼死抵抗这样一种利益纠结解套。 中国自由主义者常热衷于呼喊“转型正义”。譬如那位民运首席蹩足理论家，就成天把个“转型正义”和“清算”喊得震天价响。但是，除非你拒绝任何改良，倘如此，没话说，当你干革命打败了共产党，就当然随你的便，你想怎么干清算行正义都行。可此君恰又是民运中反对革命、唱衰革命的第一人。 而在那边厢，中国共产党也愈来愈顽固地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禁止谈论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视人权、民主、自由、法制、多元为洪水猛兽了。诚然，有担心制度转型后遭清算这一心结，也并不奇怪。可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这不过是处于制度转型期所有极权专制者们的共同心态。不错，鉴于中共自八九后，贯彻强力维稳国策，官民矛盾越积越多，官民关系异常紧张，故官方除了维稳强压之外已别无良策。这或许就是当年在著名的莫干山会上大出风头，曾有着“改革四君子”雅号的王岐山，在以改革派面目进入体制、并升到高层后，要来个180度地大转弯，以“改革派”身份反改革，歪解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为十八大之后“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定调的一个原因吧。这也正应了那“屁股决定脑袋定律”。更何况，台海彼岸还正在上演着国民党放权后却招来党产清算的活报剧。 可见，就改良或改革而言，光会喊“转型正义”，就未必来得了正义；而可操作的制度转型本身，才更可能体现正义和实现正义。 有鉴于此，改革治本之可操作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基于利益机制，为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死结解套。这解套的大原则是：兼顾朝野利益平衡，摒弃朝野零和游戏；解套的根本目的则是：变改革阻力为改革动力，重启那已被搁置许久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出制度转型的第一步。 第六、在政治层面，转型的民间利益为：专制集权必须中止，权力制衡必须开启；而官方的利益则为：中共政权合法性不容挑战，中共法统、道统不容否定。 为此，零和游戏便是：要么民间借助战争危机而爆发革命，彻底清算当权派，一切重起新炉灶；要么官方则不断增大叠加维稳强度，不惜一切代价严防死守拼命扑灭革命火苗火种以维持政权，维护既得利益。 而兼顾利益平衡的改革方案则为：将资产阶级经几百年筛选出的那成熟的权力制衡宪政机制，借鉴地、改造地引入中共党内，为我所用，以完善共产党的领导，使其能胜任领导中国的制度转型。这就需要有步骤地开放党内的政治派别竞争合法化，以首创出一种迥异于马列主义教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证权力的有效制衡，又能避免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那种混乱、无序的制度转型；进而能以此新型宪政模式，后来居上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旧式宪政模式，展开处于同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制度文明之大国竞争。惟其如此，中国才可能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转型，作出成功的样板和表率。 诚然，启动中共党内派别竞争合法性的制度转型第一步，这对于民间营垒，当然是远不解渴。但它却总比停滞惰性、停滞惯性要强吧！常言道：不怕慢，就怕站。既已起步，就有起步惯性，安知它就是龟步？尽管执政党内的派别竞争并非政党轮替，但你能否定它已是某种权力的制衡？你能否认体制内竞争就与体制外不会构成某种互动？更何况，它毕竟为东方后发国家的艰难制度转型，又提供了一种可予观察、测试的新型模式。所以，双赢并不要求一步到位，但却亟需便捷起步和尽快起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也仅从这种意义上，难道中共党内的派别竞争合法化，不构成启动中国民主宪政制度转型的一个捷径？ 这一步之于官方，无异于颠覆祖制，颠覆马列主义教的教条。但它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的法统和道统，却未构成一丝一毫的挑战。因为党内无论哪派掌权，都还是共产党政权，可又的的确确不是原来的那种权力无边、不受制约的共产党政权。由此可见，共产党仅仅迈出这一小步，便可换来不再成天坐卧不安地担心被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搞政变；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共七十年来也未解决好的最高权力转移危机；就可立竿见影地让维稳压力疏解一大半，不再是“敏感日”越来越多，365天都疲于奔命维稳，又何乐而不为？ 更何况，用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升级版，作为凝聚左右共识，消除左右撕裂的旗帜，用中共党内派别竞争的合法化，作为中国启动宪政制度转型的第一步，用以代替那种一步到位的政党轮替之震荡式转型，这对于官方而言，可免除其转型后将遭清算的抵制心结；对于民间而言，则总算找到一种能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受阻瓶颈的可替代方案。 不过，即使是在体制外强大革命压力下由体制内部开启的这个制度转型，既然是一种利益互动、利益交换和利益平衡的结果，既然互动双方，均有得有失，且综合平衡后均得大于失，互利共赢，那么，这转型的起步，转型的过程，转型的结局，就不仅是官民双方的承诺，而且是双方的契约，更尤其是有国家机器强制力为后盾的硬约束契约。这便意味着，这转型本身也需要一种特别的转型法律来规范了。如此，任何一方破坏该契约、该法律，便将意味着转型的失败，改良的失败，官民合作良性互动的失败。如此，社会便或将复辟极权，或将走向动荡。 第七，将宪政机制改造地引入中共党内，实施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必须思想解放和赢得主动地把为“篡党夺权”案的平反，提上中国共产党的日程——这包括了以其它种种罪名，尤其是以“贪腐”罪名而定下的各类“篡党夺权”案——以缓解党内外的紧张局面。至于确实具有的贪腐行为，则纳入常规的党纪国法处理即可。 毋庸讳言，如今中国的第一大“篡党夺权”案，当然就是薄熙来案。薄熙来明显是因为不同的治国理念、不同的治国抱负，以及不满于中共党内最高权力的非竞争上位模式，而落下罪名，身陷囹圄的。中国的不少自由主义者们当年为薄熙来的锒铛入狱拍手称快，这只能表明他们自己常唱在嘴上的那个“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40]之信念，仍属口是心非，叶公好龙而已。 中国共产党正在走着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因而倘若党内没有思想、政治、路线分歧，那是不可思议、也不现实的。中共建党已近100年，可至今也没能建立起一种正常的、规范的、可操作的机制，来解决党内必不可免的思想、政治、路线分歧。多少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当年的血雨腥风都走过来了，但却因建国后的思想、政治、路线分歧，而纷纷倒在了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下，倒在了党内没有正常的健康的路线斗争机制之下。过去，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缺乏良性互动的解决党内分歧的健康机制，这类分歧就往往被简单化地用“阶级斗争”来代替了；而今天，则同样是因为没有良性互动地解决党内分歧的健康机制，于是，这类分歧便被简单化地套用“反腐斗争”和“刑事犯罪”来代替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教训。须知，党的领导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那么，在这种体制下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最高领导人自己——是安全的。所以，那种一元化思维，不准妄议思维，就最终会导致不仅压迫“反动阶级”、“敌对势力”，而且还压迫自己人，压迫红二代，压迫党内同僚，压迫不同意见，最终弄得党外万马齐喑，党内鸦雀无声。可见，这哪是什么三个、四个自信，其实是三个、四个玻璃心，一碰就碎，还碎一地。 诚然，薄熙来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抱负，仍囿于马列主义教，仍未摆脱封建社会主义的禁锢。但几年的秦城幽闭，或会让他对这个教条，对这个制度有所反省，或会让他从自己所亲厉的“党比法大”之无法无天的遭遇中，体察到他自己也曾在重庆的无法无天需要反省。须知，当年的毛泽东，当年的邓小平，均无不是在落难罢官赋闲期间，分别对当时正盛极一时、且自己也曾不同程度上参与过的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所反思，有所省悟，才萌生出后来其分别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改革开放来的。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任何人，坚持任何治国理念，哪怕是斯大林主义，哪怕是回到毛泽东，均不可怕；哪怕他过去和现在也犯过、或正在犯着“左”或右的错误，也不可怕。中国共产党只要改造地引入了宪政的权力制约竞争机制，就自然而然地能比较、筛选出较为切实可行的转型机制、转型步骤和转型路径，就自然而然地能使得任何施政均不可能走向极端。因此，只要有了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党内政治生活才会正常起来，整个政坛也才会活跃起来，顶层错误也不可能犯得太大而难于纠正了。 总而言之，在今天的中国，从竞争求长治久安，长治久安存；从一尊求政权稳定，政权稳定亡。这无论对于体制内外，均无不适用。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来看，党内派别竞争从来就属天经地义。当年，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就同时存在着马克思派、布朗基[41]派、拉萨尔[42]派、蒲鲁东派[43]和巴枯宁[44]派。马克思当年盛赞过的巴黎公社，也由布朗基派、蒲鲁东派、自由主义共和派、乃至雅各宾派组成[45]。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同时合法地存着埃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并各自办有自己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彼此竞争。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也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长期合法并存，且一度也各自有着其机关报《前进报》和《火星报》[46]。尤其是，这一党内派别合法化的传统，一直为社会党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继承并沿用至今。 资料显示，至少在中共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有鉴于缺少制约机制去阻止那导致数千万人饿死政策的惨痛教训，中共曾正式议论过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据邓力群披露，毛泽东在会上就明确地说到：“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47]文革中也曾盛传过毛泽东的一条看起来“近乎黑话”[48]的语录：“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49] 至于后来中国共产党为何终于没能允许党内反对派合法存在，这可以让党史专门家考察去。但以上这些史料最起码已可证明，开放党内多元化，允许不同派别在共产党党内合法存在并竞争，就并非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相反，只要摘下“左”倾机会主义的有色眼镜，思想解放一点、脑子开明一点，就会明白：它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而已。 七、改革中国必先改革中国共产党（实践篇下） 第八、将宪政机制变通地、改造地引入中国共产党，让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政治也就自然要求公开透明。为此，作为对境外不同声音进行封锁而建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柏林墙，就自然而然显得多余了。 中国政府首创了“网络主权”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的国际法含义引发极大的争议，但只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这个视角，从人类发展各历史文明阶段的演变史这个唯物史观视角去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个“网络主权”本身的历史文明意义了。换言之，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现代史前文明与现代文明本身在当代世界同时并存，从而致使那史前文明也要透过当代国际法这一途径，顽强地表现自己罢了。换言之，所谓“网络主权”，不过是尚处于现代史前文明期的国家，要在当今信息互联网社会这种现代文明中，为求其史前落后文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而在当代国际法体系中争夺其自主权和话语权而已。 然而，从改造中国共产党这一治本目标模式来看，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无须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作任何封锁，而能在畅通无阻的信息挑战中仍屹立不倒，并能竞争和发展的共产党，才算得上是真共产党；无须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作任何封锁，而能在畅通无阻的信息挑战中仍屹立不倒，并能竞争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有资格称得上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必须在一个完全不封锁互联网多元声音的环境中站得住脚，那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这对于长期习惯了在一元化封闭生态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谈崛起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甚至是命运攸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从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之起起伏伏的教训来看，从中美冷战、热战若开打将决定中国共产党之命运的意义上来看，倘无开放网禁的背水一战，倘无在开放网禁中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共产党是断难治愈其沉疴痼疾，断难凤凰涅槃的。 封锁互联网，固然是为封锁不同声音，但尤其是为封锁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既包括现实真相，亦包括历史真相。中国数千年的宗法皇权文明史，就有过为尊者讳、为贤者隐、为亲者避的古老传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建党已近百年，执政也近七十年，在当年打天下时期，因彼时彼地的政治斗争需要或判断，与现今中国共产党所鼓吹和宣传的调门大不一样，乃至正好相反；或因地下斗争、军事谋略的需要，也自然干过许多声东击西、纵横捭阖、打进去、拉出来的事，当时需要保密而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或执政后以“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写的”这种心态，去撰写出的大量党史、革命史、战争史和执政史、……，所有这一切，在今天这个信息开放、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其史实的真伪辨析和解读，便当然统统都得面临极为严峻、甚至是空前的考验和挑战了。 过去，在毛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特权，除物质生活上的那明细而森严的等级制外，还有精神生活上的等级制。这就是所谓“内部发行”的灰皮书、白皮书、蓝皮书和黄皮书、……之分。今天这个信息特权的享有，又是以能否乃至多大程度上可上“外网”来体现的了。其实，“外网”这称谓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不言而喻地蕴含了中国的互联网，其实只是国内“互联”，其实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局域网而已。 中国共产党为封堵各类“敏感”信息，可算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依托于从西方文明输入的高精尖信息科技的武装，将对人民的信息封锁、信息监控，推向了几乎无所不包、无以复加的当今世界之冠。但殊不知，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技之巅谁就站在了全球竞争力之巅的时代，人家是信息毫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励和竞争，而你则是殚心积虑地封网、过滤、压制和钳制；人家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而你则是最大限度地将国民的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试问，你这不是自己在给自己过不去，拱手让人在凝聚着大量创新力的高新技术方面，永永远远地卡住中国的脖子吗？！ 如今，中国网络上的历史禁忌与现实禁忌不断叠加，敏感词是越积越多，包袱也越背越重，还常常顾此失彼，捉襟见肘，闹出不少笑话。然而，真相的吸引力是无穷无尽的，它足以摧毁任何信息封锁的铜墙铁壁。于是，建墙与翻墙，封锁与反封锁，敏感词与反敏感词，……中国广大网民便与疲于奔命的官府，正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展开了这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构成了当今互联网上的一大奇观，并还将永载史册。总有一方将会以失败而告终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正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50]：你越禁我越好奇，越感兴趣，最终适得其反，走向反面。其实，这“禁”本身，倒俨然成了被禁信息的最有效的免费广告。这不，请看香港地摊上那多如牛毛的瞎编乱造、印刷粗劣的“内幕”书刊，赚的不正是大陆游客们拜封网所赐的那个蜂拥而至好奇心的冤枉钱？君不见，香港“铜锣湾书商事件”的广告效应，不就一下让纽约突然从地下钻出好几位“写手”来争当该书的作者？可见，如今中国严苛的互联网封锁，已让官方终于掉入了自己挖的坑：你说的任何话——哪怕地地道道为真——都少有人去相信了。 然而，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共产党只要不受困于那多半属自我禁锢的马列主义教，与其那可笑的抽象道义观决裂，回到历史唯物论这一共产党人的老本行，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即没有不可正视的历史，也没有不可正视的现实。从而开放网禁，轻装上阵，面向未来，又何乐而不为？谓予不信，只须看看本人多年以来，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信息世界，基于自由派所持之全部事实，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乃至中共革命史所作的几场辩护[51]，以及承认“毛派”所据之全部事实，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国策的辩护[52]，就会明白，学会在一个开放的信息世界大海中游泳，实乃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功。 可见，只要在中共党内引入派别竞争机制，那个借着庄严无比的“国家主权”、“国家机密”而对互联网上多元声音的封锁，就大可不必了。譬如，只要党内派别竞争起来，其反思党史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如此一来，那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信息，国际共运史、苏共党史、以及中共党史这类信息，不就随之自然而然理当解禁吗？然后，是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史，包括大饥荒的死难人口数据和相关史实，也将自然得到正视而予以解禁。再由此及彼，抗战史、辛亥革命史、……就还有任何封禁的必要吗？然后，随之而起的对评毛、评邓的分歧和讨论之习以为常，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国民，其经受事实冲击的那根神经，也将自然日渐坚强。这样，中国共产党所长期背负着的那沉重的信息封堵包袱，也将渐渐地冰释，从而，那耗费天价资源而建造和维护的信息柏林墙，也就再无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与此同时，能在一个开放信息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其机体不就只会更加强健吗？由此亦可见，仅从互联网开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上便能看出，开放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的的确确正是中国制度转型起步的一个捷径。 网禁一开，言禁、报禁也就形同虚设，难产数十年的《新闻法》也就自然而然得提上日程了。 第九、只要是循序渐进，各种非政治性自发的民间社团，包括民间工会的放开与规范，也就水到渠成。官方与民间的双向互动也就日趋频繁。至于是良性互动还是恶性互动，这就取决于双方的智慧了。对此，不妨开放各省、直辖市的不同试点去探索其良性互动的途径。 在这互动过程中，司法公正改革，政治犯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都会逐一提上日程。不过，即使是释放政治犯，乃至平反冤假错案等提上日程尚需时日，但至少立即改善被囚人员——尤其是政治犯——的狱中人道待遇，则是可立即实施的。 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自然无法回避。应在首先承认过去犯下严重大汉族主义错误、对边疆民族造成过严重民族感情伤害这个大前提下，着手民族区域遗留问题的处理。大原则是不分裂，最大限度的充分自治。立即着手迎接达赖喇嘛尊者回国，展开谈判；可立即与新疆流亡者展开谈判，欢迎其中的主张自治者立即回国展开其自治治理新疆的谈判。其他民族地区问题，均可参照西藏、新疆自治原则。 台海可维持现状，不独即可。可考虑参照当年苏联时代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之“一国三席”模式，允许台湾以“一国两席”模式重返联合国。 香港应兑现自己诺言，无条件尊重其民意自主的双普选，尊重其名副其实的自治。 欢迎海外流亡者回国，与之展开对话。展开各级、各界别、各层次的体制内外多种形式的对话与互动，以探索和比较各种可行的和平、有序的制度转型方案。可考虑在条件适合的时候，召开全民和解的大圆桌会议。 第十、鉴于中国共产党，积七十年之一党专权，欠下的债太多，背上的包袱也太多，故既然是有序转型的改良，那么对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就可分轻重缓急，逐一提上日程。譬如：房屋、土地的私有产权问题，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问题，废除城乡户籍双轨制问题，废除官员特供，官员公布财产问题，税制简化，公开，杜绝税外乱收费、国库用款透明问题，全民健保，全民教育，全民养老问题，提高最低收入保障，老兵退役福利保障问题，……；还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食品药品，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犯罪，严格清理非法外籍滞留人员，规范公务员文明执法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 在所有这一系列堆积如山待解决的具体历史遗留问题中，我特推荐两个可操作方案供参考。 一是金融专家卢麒元先生曾提出的，国家可考虑： “开启不明来源收入的税收补交及合法性确认工作。……我们在建立关于资产持有课税之时，应给予所有居民一次补税的机会（可以理解为一次性特赦）。此后，国人的资产得到法律确认，且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反腐败也到了收官之时了。” [53] 在我看来，为争取制度转型的平稳有序计，为最大限度地变制度转型的阻力为动力计，这个思路，不失为一种向中国既得利益特权阶级所实施的一项特别赎买政策。 何以要如此“政治不正确”？这岂非有违“转型正义”？答曰：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也！在和平转型与动荡转型的代价之间，首当尝试前者，如此而已，仅此而已。须知，中华民族的和平制度转型若能成功，其成功过程本身所体现出的具体“正义”，要胜过一万个失败的抽象“正义”。更何况，基本价值观从来只是行动的指南，而绝非可直接拿来当操作干饭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将理想寓于可操作步骤之中。这是因为基本价值观与实际政治操作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这就像从知道杠杆原理到你能实际撬动地球，其间的距离岂止十万八千里？所以，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与纯粹，并不排斥实际操作中的纵横与权变，迂回与妥协等等。 另一个则是王力雄先生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倡导的“权民一体论——递进自组织社会”，又称：递进民主制[54]。这完完全全是一个纯属工具理性的、从基层起步的民主建政方案。这对于中国、尤其是农村基层政权多被当地家族把持，甚至已黑社会化了的中国底层顽症，不啻为一剂可予尝试的别具一格良方。况且，这种从底层起步的递进自组织社会，与从顶层设计的中共党内派别竞争合法化的改良型宪政机制相结合，就正好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政治体制模式的新型政治体制。倘中国能在自己的制度转型中将其试行成功，它就将100%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这也是很能为咱中华民族长脸的事。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中国已经将自己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制度文明，从前现代文明跃升到了当今现代文明。如此一来，中华民族也才会真正给当今世界提供一个可让人刮目相看的“中国方案”；如此一来，中国就还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大国话语权”吗？ 第十一、在公职人员公示财产方面，为减低阻力，有效缓冲，可参考当年经济体制改制之初，国家同时实行计划与市场双轨制，以及过去正式工与合同工双轨制的经验，看能否可实行财产阳光法案双轨制。即：对新上岗的公职人员，将公示财产作为其上岗的法定前提；而对已在岗人员，则可给予一个自主选择的缓冲期：或留岗公示财产，或提前退休下岗。如此一来，不出几年，国家在职公职人员，就都可自然而然地全部处于阳光法案的覆盖之下，而整个官场，也可做到基本无大的震动。更重要的是，这或可突破致使阳光法案迟迟无法出台的瓶颈，使之尽早颁布实施，以取信于民，同时也尽早地为国家从吏治源头上堵住官场腐败。 第十二、完全可以预见，有鉴于左派已经由中共党内竞争途径而纳入了体制，故在这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的这种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和平制度转型，将自始至终会受到自由主义的挑战，尤其是那高举“开放党禁”和“政党轮替”大旗的挑战。 这个本质上属改良的，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主导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有序转型之路，这个具有尝试、开拓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即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型资本主义宪政民主转型之路，它是否走得通，是既考验着中国官方的菁英，也考验着中国民间的菁英。毫无疑问，在这整个转型过程都将充满着艰难和艰辛，弄不好，倒退将随时可能发生：或许是极权刚迈出的一步或几步就又缩了回去，改革文官下台，军事强人复辟，然后一切又是万马齐喑；或许则是社会持续动荡，经济衰退，货币贬值，民生凋敝、怨声载道，边疆独立之声又起，……。以上两种，当然均属恶性互动形态，算是和平转型某种程度的失败。 然而，也可能会有第三种前景，即在威权和放权之间求得某种良性的动态平衡：将一些较为棘手的问题——比如，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派别竞争，是否必须得转化为政党轮替，对台湾及一些边疆民族自治区域、乃至香港内部，一直就存在的独立诉求之如何化解，历次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问题，……，诸如此类——均可交给时间，有的甚至得交给我们的后辈子孙，运用他们的智慧去逐步解决。或许，一个分权的联邦制，就解决问题的大半。总之，政治越是民主、自由、法制和清明，人民越富裕，国家越强盛，祖国才越有吸引力，分离也自然将化解于无形。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故在威权和放权之间的这种良性动态平衡，须积以时日，才可让中华民族最终走出那个“农民造反-皇权复辟”的历史怪圈和千年泥沼，从而让官方与民间终获双赢。如此，中国人民幸甚，中华民族幸甚。何去何从，这对于一个已历经百年制度转型而不得的千年古老文明，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历史考验。如果中国这场由改革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或主导的和平制度转型失败，或者，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拒绝自身改革和制度转型，那么，这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劫数，剩下的，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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