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1931—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世界知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曾提出著名的“依附理论”。阿明曾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高级经济学家、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所长，第三世界论坛理事长，联合国未来非洲战略局负责人。代表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年)、《不平等的发展》(1973年)、《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年)、《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 年)、《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7年)、《今日阿拉伯经济》(1982年)、《脱钩论：面向多极世界》(1985年)、《欧洲中心论》(1988年)、《革命转型：社会运动和世界体系》(1990年)、《混乱的帝国》(1991年)、《世界一体化的挑战》(1996年)、《衰退的资本主义》(2003年)、《自由主义病毒：永久战争和世界的美国化》(2004年)、《超越美国霸权：对多极世界前景的评析》(2006年)、《终结资本主义危机还是终结资本主义》(2010年)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2013年)等。
值2015年10月萨米尔·阿明教授受北京大学邀请来中国参加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之际，张晓萌对其进行了访问。
一、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和长期性
张晓萌(以下简称“张”)：阿明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自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在全球蔓延，演变为一场全面的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和破坏强度之高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随着资本逻辑的深化，危机似乎成了资本主义的必然宿命，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方面逐渐凸显，使得人们在承认资本主义建设性调适的基础上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病。您曾提出资本主义面临一种长期的系统性危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将资本主义危机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思考，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系统性和长期性?
萨米尔·阿明(以下简称“阿明”)：我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是长期性的危机，这次危机绝不仅仅开始于2008年金融体系的瓦解，而是肇始于很久以前的1975年。资本主义前后经历了两次系统性危机，第一次危机从1875年持续到1945年，第二次危机肇始于1975年，至今仍然在持续。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待本质，资本主义的危机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它将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我们应当回顾前一次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从而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危机的长期性。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长期准备期”，从前资本主义时期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期持续了10个世纪，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转型过程。第二个阶段是“短暂成熟期”，资本主义的真正形态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它以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同时，这个短暂的成熟时期也是第三个时期的准备阶段，它是一种重要过渡，因为这个阶段始终在酝酿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这一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并进入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在国际秩序上，世界被美国西欧等国家统治。同时，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方面的酝酿和准备使得人类历史在向着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向努力，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偶然的机遇所决定的历史发展进程。随着“第三世界的觉醒”，资本主义很快地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漫长衰落期”，这个阶段至今仍在持续并将长期存在下去。
张：您刚刚提到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开始于1875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那次危机使得“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他甚至还因此推迟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出版。请问您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在此之后的国际秩序呈现出何种新特点?
阿明：资本主义第一次系统性危机肇始于1875年，在19世纪成功的工业资本主义进入了一场危机，利润率下降，马克思曾分析过其中的原因。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三个措施应对危机：首先，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是一种政治维度上的变革即政策变化。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经常宣称全球处在一个竞争的舞台之上，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平等的而是依附于垄断资本主义体系的竞争，西方国家实际在通过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加强在全球的统治。其次，推进全球化进程，资本主义国家加深对世界的控制和统治。实际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家所言的新概念，它长期存在于历史发展进程中，例如中国在 1840年被动地卷入全球化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那以后非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都被动地卷入了被殖民化的进程当中，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个进程实际上是更为广义的全球化，据此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全世界的统治。再次，资本主义开始采取金融化的手段，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被卷入世界金融体系之中。因此，金融化并不是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新概念，它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资本主义正在通过这个举措加强对世界的统治，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出的结论。
所以说，这三个措施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方案，这次解决危机的方案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因为在那之后资本主义迎来了“美好时期”(Belle Époque)。这个美好时期指1890—1914年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与当今世界的格局非常相似，它包含许多美好的、积极的字眼，比如全球化、增长、民主、和平等，让我们误以为这就是长期持续下去的资本主义的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持有类似观点，然而这毫无根据。
张：这些措施曾有效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资本主义再次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然而究其本质，这些措施仍然是一种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政策调适，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后来的第二次危机。既然一种改良性质的方案不能改变局面，请问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是如何得以克服的?
阿明：一种政治正确的经济政策上的变革显然不能克服这次危机。回顾历史，真正能够克服这次危机的有效事件包含这几个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1929年经济大衰退、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其中，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采取的是一种积极的斗争，纳粹和军国主义是一种消极的斗争。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以上几个事件都是人们在克服危机时所采取的斗争性手段，单纯通过社会政治、经济的政策上的调整并不能做出改变，只有人民主导的社会斗争才能真正使人们克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第一次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和俄国的革命。按照美国的宣传，在此之后世界上的主要对抗力量是美苏两极对立，而事实上有四个主要力量存在于全球秩序之中：第一个力量是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欧洲和日本，他们构建了集体帝国主义( collective imperialism)；第二个力量是苏联和东欧;第三个力量是中国，值得说明的是即使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前中国也应当被视作一个独立的力量;第四个力量是亚非拉地区通过人民斗争取得国家政权的独立，但他们尚未建立起联盟关系。
张：根据您刚才的提法，第二次系统性危机开始于1975年前后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和大萧条，对国际关系的走向和全球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请问第二次系统性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第二次系统性危机的手段是否与第一次应对有本质区别?
阿明：资本主义第二次系统性危机开始于1975年。自1975年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开始出现严重下滑，我们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他们在一年间经济增长率从5%下降了一半，甚至还低于2.5%，此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再也没有超越以往的发展速度。这一次的危机不是一个突发性的衰退，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开始相当长期的系统性衰落。知名学者麦格道夫( Harry Magdoff)和我曾经写过相关文章，我们认为在1975年或者1978年后，资本主义进入了第二次长期系统性危机。
相比第一次系统性危机，第二次的应对方案看起来是相似的，但两者处于不同的情形中。首先，在1975年至1990年这个短暂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的垄断资本主义集中于经济垄断之上，而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全面渗透到了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仅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还包括文化、价值观，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全面控制了人的思想。经济上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垄断资本主义能够降低经济活动的标准，并在现实中将全部的经济活动分包。我们以农业举例，虽然农民成为更具独立性的个体，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但是在最后的生产、销售环节，都是由新的资本家集中控制。孟山都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为农民提供种子和设备，然而获得的收益大多流向垄断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变化伴随着全球政治上的变化，即民主开始衰弱，美、日等资本主义寡头出现。垄断资本主义由此实现了资本的集中和权力的垄断。
其次，我们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二次系统性危机的政策应对——全球化。较之第一次，这次的全球化进程更为纵深，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多变化。比较典型的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向全球投资开放，即将全球经济、工业和农业等纳入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此后全球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所谓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向着同样的方向发展， 例如在欧洲，德国、希腊等国家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在全球化这一同质化的进程中，新兴国家逐步将本国市场融入全球的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秩序的新控制。
第三个应对方案是新金融化的纵深发展。不同于前一次的金融化，这一次有新的体现。众所周知，新金融化的中心位于华尔街和伦敦，规模扩展至全球。为什么要进行金融化的改革?实质上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在新时期追求一种超级利润，这种动力驱使着他们投资、再投资。金融投资使得现在全球的生产系统更加全面、深入地铺开。也就是说，在金融的投资当中，我们在追逐更多的增长利润，而不仅仅是在生产体系当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大量的金融泡沫，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透过这种全球金融化进程，我们一方面提升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在生产不平等，我们应当意识到剩余价值在新时期仍然被少数人所获取。这种获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个类型是投机性投资，即运气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导致金融泡沫破裂的重要原因。虽然2008年中国避免了金融泡沫的出现，但是东南亚、俄罗斯等国家深受其害。这种金融泡沫正在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至今仍然在持续。第二种类型是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来源于占有。对资本利润的追逐和对占有的需要，使得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外攫取资源，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因此，当代生态危机可以被视作这种对外攫取的最终恶果。第二次金融全球化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如今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时刻，即存在宣布一次新的战争和革命浪潮的可能性。
二、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
张：在经历过两次系统性的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通过政策调整适应全球格局新变化，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调适?
阿明：整体而言，我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持有一种失望的态度，因为它不断地在持续和加深。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探讨解决危机的可能性：第一种是接受垄断资本主义的逻辑，那么情况就会按现有的趋势发展下去并逐步加深，人们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操控，大多数弱势群体将会受到更多利益上的损害，或造成更多的革命和全球秩序上的混乱。我们从索马里、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这四个国家的现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种就是“脱钩理论”。“脱钩”并不是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脱离联系，不再有贸易和政治上的往来。在我最初提出“脱钩论”的时候，世界银行的学者认为这是闭关锁国在新时期的体现。西方学者这种解读方法是幼稚的也是有目的性的，他们希望人们不相信脱钩理论。在我看来这种“脱钩论”应当是一种战略性原则，它包含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脱钩论”极大地重视了主权国家的发展，将主权国家置于优先地位。其次，开放性，它要求国家向外界开放并参与到全球化竞争中。应当说是主权国家利用全球化进程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把握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一种渐进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我们在探讨“脱钩论”的时候是在利用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在全球的统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全球化进程优先地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我们应当最大程度地重视这种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即持续的、不断进行的变革。
张：您在分析资本主义成熟时期时提出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在酝酿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资本主义不断通过重塑世界格局强化新时期统治的时候，这种内部的酝酿是否仍然存在?请问您如何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一种替代性的全球新秩序应当如何建立起来?
阿明：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经历了多种形态，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最终确定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我们恰恰是要超越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未来如何超越资本主义，这个超越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力、生产方式上的超越，而是一种关于文明的变革，一种质的飞跃。我们应当在全球的视域下，将其视作一种普遍性的进程。
在回顾历史和分析现在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来对未来进行预测。我的第一个结论是这场危机将继续持续下去，如果我们认为一种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变化能够缓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这种想法不仅是天真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并不是解决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需要在当今寻求一种替代性的制度方案，改变以往这种导致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制度。关于未来走向，没有人能预料到最终的结局，这也包括我在内。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社会形态一定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和平的竞争实现，它应当通过一种斗争和革命实现。这种革命应当是在全球的平台上实现的，即各个国家都有参与其中并采取措施，有效地结成联盟共同应对。同样它也不是凭借运气实现的，应当经历长期的准备，最后通过人民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甚至有时战争也是一种必要手段。全球应当联合起来应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联合，我们应当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不是无意义的、无目的性的，而是为了更长远、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对于这种长远的、美好的未来，马克思有一个清晰的表述：自由人的联合体。
张：您提出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方法是革命，进行这个革命的主体是人民，您也一直在强调人民团结的力量。然而一些左翼理论家总是在碎片化这个群体，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及如何将人民团结起来?
阿明：的确，人民革命也面临新时期的问题，如何定义人民这个词?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提出工业生产中的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第二个阶段发展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革命的主体变成了农民。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列宁在思想上更加深刻。他们共同的观点是，社会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历史进程，而是通过一次次的革命向着更高层次发展。现在我们面临与以往不同的局面，亚洲、非洲地区的农民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一个重要的群体，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被遗忘的受害者。很多国家都在拒绝回应农民的问题，但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在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农民并没有受益，也没有联合到一起，这是全球化和工业化的悲剧。我们现在面临诸多挑战，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反资本主义制度是每一个国家应当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使命。各个国家和政党(例如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应当紧密联合起来，结成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是因为我们始终处于一种混乱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危机正在减缓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说这是一场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危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双重危机也是指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危机，也涉及了大众和中产阶层。中产阶级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层面：中产阶级的上层与资产阶级寡头有联系并依赖于他们，中产阶级的下层应该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的诉求不受资产阶级的重视，这一部分的力量应该是潜在的变革力量即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内爆的最根本动因。
三、中国在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张：您在研究中曾多次提及中国在应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2008 年以来成功应对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影响力日益凸显，随着亚投行成立和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系列举措实施，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之中正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面对至今仍在持续的第二次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作用?
阿明：在回答中国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之前，有一个前提是认同我关于这场危机必然要继续深化下去的观点。根据我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特别是来自非洲和拉美、亚洲地区学者的观点，在全球层面上我们期待并需要一个团结、强大的中国来应对这场全球的系统性危机。在这个全球的抗争之中，中国应当处于一种领导的角色，一个团结而强大的中国对全球发展而言利大于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误以为日复一日的政策上的调整能够彻底解决这场危机，只有我们认识到它长期持续且不断加深，我们才能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在应对这场危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希望削弱中国的力量，它们甚至企图将中国四分五裂。这场整体性的危机是关涉中国的，中国在其中能够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应当期待一个强大且团结的中国。中国应当从“脱钩理论”中获得启发，实现增长性的内部变革。
张：如今，中国正在全球治理中承担越来越多的大国责任，同时也在积极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的正常与合理秩序。2014年，由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签约，有效地增加了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进入实质阶段，在战略层面上既可以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共赢，也可以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上的影响力。一系列重要的金融与治理改革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赞赏，但也有一些激进的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全球现存的金融秩序和规则。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秩序意味着什么?
阿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得益于此前长期形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得益于革命的积极遗产，也得益于中国持续性的改革和治理。放眼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世界必然走向多极化的格局，独享全球资源利益的帝国主义“三合会”(美国、日本、欧洲)已给现存的国际秩序带来了诸多矛盾与冲突，中国的崛起带动了亚洲的整体经济增长率，这为全球秩序带来了新型的稳定而平衡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发展标志着对现有秩序的超越，标志着世界体系走向复兴。虽然很多霸权国家希望看到一个分裂的中国，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经济中显然具有不同的历史地位，只有一个团结统一的中国才能够持续性地取得快速发展，促进区域性与全球性的秩序稳定和增长，也才能在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抗中更具分量。
中国的发展有着持久的动力，这来源于如下方面：首先，中国人对国家的悠久历史有强烈的情怀，人们总在观察世界发展模式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种恢复中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的使命感，这是中国模式发展的内在动因。同时，中国对世界格局有着理性而清醒的认识，较之前苏联领导人对世界秩序和霸权国家的愚蠢判断，中国显然深知资本主义制度的当代变化和发展，也知道霸权国家对待中国的真实态度和意图。相比较东欧国家以往经历的历史进程，中国对未来发展始终有明确的目标和周密的规划。虽然有人质疑当代中国仍然存在着一定不平等的情形，但是中国在制度中有着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以保障13亿庞大人口规模的资源再分配。这种国家层面的规划和处于合力控制下的改革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在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类似的情形。
张：随着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中国始终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向非洲人民提供了长期的、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有效地帮助非洲人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而，在西方媒体报道中始终存在着一些刺耳的声音，认为中国在非洲进行着新时期的殖民主义。事实上，西方国家已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有限资源攫取殆尽，在这种情形下，后发展国家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
阿明：我曾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非洲居住过很长时间，中国那时在非洲地区非常受欢迎。不仅仅指中国与非洲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政府在非洲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高。主要基于如下两点原因：首先，中国帮助非洲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例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中国以极低的价格向非洲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卫生和医疗援助，这极大地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降低了疾病的发病率。但是，我注意到现在中国遭受了一些非议，我感到很遗憾。中国支持当地实现工业化，并提供技术、知识的支持，这是一个双向受益的过程。曾经有非洲政府向我咨询如何与中国进行沟通，我给他们的答案是：你们很清楚中国需要什么，非洲需要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非洲可能需要建设曾被西方国家破坏了的铁路，这种破坏在我看来是一种犯罪。中国能够为非洲政府提供工业化可能需要的设备和技术。双方应当进行具体的沟通和磋商，应当通过沟通实现政治、经济上双向受益的良性格局。
应当说中国并不是唯一在非洲进行援助的南方国家，印度、巴西等国也参与其中。我们应当意识到这是一种共同发展，即通过项目实现多方的发展和受益。我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南方国家一定要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团结，中国在其中是最核心的角色，我们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沟通伤害我们共同的利益。
张：最后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通过这些政治举措的实施，中国实际在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必然面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的理论问题。正如著名分析马克思主义者G.A.科恩在批评资本主义公正理论的时候，认为资本主义追求的并非实质上的平等，而是一种伪善的公正理论，而社会主义则持有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实质平等原则。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中国又将如何探索中国道路的发展?
阿明：资本主义形成的结构、性质、形式和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是“历史性的妥协”的产物，是霸权国家之间相互妥协与制衡的社会联盟。我们应当意识到资本主义自我建构的合法性、长期的稳定结构和历史发展进程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一定时期的稳定性，即使我们都深切地知道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因为资本主义永远是建立在经济和商品的异化基础上的社会。
社会主义是面向人类解放的一种社会全面协调的模式，它能够摆脱以资本积累需求为基础的异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讨论必须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前途的讨论结合起来看待。关于世界的现状和未来走向，我们不应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漫长历史时期，而应当将其视为各种制度之间的冲突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一部分制度从资本主义逻辑中寻求合法性，另一部分制度则在努力超越资本主义、探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他社会合理性标准，即社会主义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在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和对抗中孕育自身的发展，未来的历史趋势必将超越资本主义、实现面向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一成功的崛起取决于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世界上的许多其他正在崛起的国家实质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连贯而独立自主的道路，而是遵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当代的全球化。历史地看，中国领导人深切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将对边缘国家造成生死攸关的挑战，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选择了不同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路径。放眼全球，较之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唯一一个实现真正崛起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对世界“中心—边缘”秩序有深刻的认识，建设了完整、统一、独立自主的工业体制，拥有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探讨和思索无法绕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正在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的现实体现。
【张晓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察网摘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6年第1期。原标题《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及出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 阿明教授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