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理论主要分析资本与国家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理论自20世纪初期创立以来,大体上经历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和新帝国主义理论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最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跨国公司生产网络不断延拓,制造业普遍向南方国家转移,金融垄断资本日益膨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针对上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的所谓“新帝国主义”问题,日益成为21世纪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热点。
2017年5月21日,以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hat Patnaik)新出版的《帝国主义理论》(A Theory of Imperialism)一书为契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帕特奈克、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邓肯·弗利(Duncan Foley),在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 in New York)围绕南北依赖关系进行了一场辩论。2017年8月26日,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率先批评哈维是“帝国主义否定者”,随后两人围绕全球财富流向问题在“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网站展开了争论,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随后纷纷加入了讨论。大卫·菲尔茨(David Fields)将争论的具体内容发布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网站,进一步扩大了此番争论的影响力。“红线”网站也专门开设讨论区,就此展开讨论。争论涉及南北依赖关系、全球财富流向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适用性三个问题,与当代帝国主义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密切相关,对于深入研究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如何认识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依赖关系
帕特奈克以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间地理差异为基础,分析了中心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稳定产品供给价格和货币价值,通过收入紧缩和扩大产业后备军等手段,对非帝国主义国家施加的一种新帝国主义式强制关系。哈维认为,帕特奈克犯了地理决定论的错误,强调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并没有很强的依赖性。帕特奈克则回应,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存在较强依赖性,强调其帝国主义理论基于资本主义制度阶级矛盾,是剖析资本主义理论,并非地理决定论。
(一)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依赖——帕特奈克的逻辑
帕特奈克认为,帝国主义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施加给非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种强制性关系,以确保前者能够以不变价格从后者获得其自身发展所需的产品。帕特奈克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发展,离不开热带地区廉价产品;第二部分论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对热带地区人民实行强制性收入紧缩战略。帕特奈克将帝国主义定义为,一种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依赖关系,以一定地理条件为基础,从殖民主义时期一直持续到当代资本主义。
帕特奈克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原材料、食物等一系列商品的投入,资本主义国家自身不能全部生产这些商品,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资本主义外围地区这些商品的供给。这些商品供给价格呈不断上涨趋势。给定商品生产者货币工资水平,这些商品生产成本会随着需求增加而不断增加。典型代表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生产的农产品。它们为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或缺,又不能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处温带地区生产,形成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南方的热带和亚热带土地面积有限,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北方国家资本积累和全球收入的普遍提高形成巨大需求,热带农产品供给价格随产出量增加而攀升,造成长期通货膨胀预期,超过一定阈值,会给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带来许多严重问题。
帕特奈克提出,货币不仅是流通媒介,更是财富形式。一旦货币持有者预期商品价格上涨,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相比趋于下降,会放弃持有货币,转而持有商品。商品存在持有成本,包括储存成本以及储存过程中的损坏腐烂等损失,货币则没有。只有当预期通货膨胀率超过商品持有成本时,商品才会代替货币成为财富形式。原材料和食物等供给品价格上涨,被认为是长期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信号,将进一步瓦解货币价值,造成资本主义货币金融系统的崩溃。
这里有四个节点需要注意。第一,不同个体的预期水平存在差异。一部分人预期通货膨胀率将超过某种商品持有成本,把货币转移为商品,会拉高该商品价格,抬升预期通货膨胀率,导致更大范围内货币向商品转移,如此循环最终致货币价值崩溃。因此,引发货币贬值的预期通胀阈值,可以是某些商品的预期通胀率。第二,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黄金的持有成本几乎为零,其相对价值长期保持稳定,人们在通货膨胀时期通常将货币兑换为黄金。第三,若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工资与生活成本指数挂钩,商品价格上涨会拉升生活成本指数,并通过工会谈判提高工资,更易导致通货膨胀,引发货币价值波动。第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地稀缺,其农产品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如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物质原料基础的棉花。
帕特奈克认为,货币和商品之间财富形式的权衡取舍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外围国家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得财富持有者将财富兑换成黄金,即使发达国家富人不这样做,外围国家富人也会这样做,黄金价格因而不断上涨。如果外围国家富人将财富兑换成发达国家货币,虽发达国家货币体系不至于崩溃,但会引发外围国家货币的崩溃,最终引致全球货币体系停转。总之,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会瓦解货币的财富职能和交换媒介职能,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对于资本主义至关重要,这也是殖民统治以来资本主义在某种层面的行为逻辑。李嘉图和凯恩斯都曾预期热带产品供给价格趋于不断上涨,但这种结果并没有出现。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强制紧缩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民众收入,压缩外围国家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在既定产出下扩大了对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供给。
殖民主义时期主要通过直接剥夺小生产者和征收殖民地税,压缩南方国家人民需求。新帝国主义时期则主要通过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紧缩外围国家劳动者收入,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式。一是扩大产业后备军规模,拉大收入差距,使得全球范围工人消费不足。二是削减政府财政的公共产品支出。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下的资本全球化时代,政府吸引国际资本,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等政策优惠,对资本的税收减免必然削减社会性支出,降低民众购买力,限制对食物等重要产品的消费。三是以国际垄断资本取代小生产者和小商贩,挤压他们在供应链和销售链的地位。四是跨国资本以基础设施建设名义,接管公共用地和农民私有土地,破除资本农业原始积累的障碍,加速农民与生产资料分离,增加全球产业后备军规模。
(二)迈向地理决定论——哈维对帕特奈克的批评
在评论帕特奈克帝国主义理论时,哈维首先指出,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产品的依赖性,远未达到帕特奈克描述的程度。他认为,南方国家产品对北方国家经济有影响,但绝对不会攸关北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生存。危地马拉蓝莓和黑莓的冬季价格上涨,不会造成法国经济崩溃,至于糖这类十分重要的热带和亚热带产品是可以被替代的。拿破仑战争使北方国家意识到糖的重要性,于是甜菜产业在北方国家政府补贴之下迅速发展,实现了对热带地区糖产品的替代。只有少数产品如可可、棕榈油、咖啡、辣椒、茶和柑橘类水果等,可能对北方资本主义国家至关重要,剥夺北方国家人民对于这些习惯性产品的消费,或引发人民革命思想,但这不是新帝国主义理论有说服力的基础。
哈维进而批评帕特奈克的帝国主义论。帕特奈克将唯物主义等同于地理决定论,将“地理”仅视为“自然环境”,忽视了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重塑,这是在解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常见错误。单纯依赖自然环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一切十分荒谬,地理环境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类活动所改变和再造,特别是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导下的地理环境再造。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自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两者完全割裂,讨论谁更重要。只有通过改变世界,人类才能改变自己,当人类通过自身劳动改变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同时,人类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自己。人类行为和自然进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需要进入我们思维的中心,历史需要被重新嵌入自然中。农业生产条件并非依据一成不变的自然环境,而是随着土地、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历史因素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热带大陆已不是20世纪时的热带大陆。鲜花、水果和蔬菜能从热带大陆运往北方国家,是因为蒸汽机和铁路等交通工具革命重塑了世界经济的相对空间,内燃机、喷气机和集装箱在过去50年正主导着新一轮世界经济相对空间的重塑。
从这个角度看,温带地区已经形成了对于热带地区的强大垄断力量,这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对称的根源。人为建造的许多基础设施是人造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热带地区人造环境大多形成于殖民地时期,与温带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人造环境差异显著。西非南北走向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主要将财富由内陆运往港口,再转移到北方国家。人造地理环境对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殖民地时期殖民政府分割的经济领土,现已为大部分热带地区国家分界的主要依据。北方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和国家形成过程与南方国家大不相同。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因集聚经济,吸引大量资本,实现了对城市环境的建成和再造。包含自然基础在内的物质基础以及社会基础,在资本流动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世界不仅诞生于原始自然环境,还诞生于一系列非均衡的政治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环境。
北方国家资本主义在知识积累、研发能力、组织形式和社会基础设施等方面积累的强大垄断性力量,主要由大学等研究机构创造,并非自然的馈赠。美国和英国可能无法生产可可和棕榈油,但热带大陆上的国家机器很难生产出与温带地区同样水平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以服务于资本积累。热带地区也许可以生产出北方国家不可或缺的产品,但在汽车制造、电子信息以及生物工程等领域,它们必然面临北方国家资本的强大垄断力量。厄瓜多尔可能在可可和香蕉生产领域存在一定垄断性,但德国有西门子和宝马,美国有辉瑞、波音和苹果,这一切都赋予北方国家经济垄断权力。南方国家民众需要的汽车、计算机和手机,大部分都由北方国家发明、设计和生产,前者被迫屈服于帝国主义,以换得自身发展所需产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但两国都必须允许它们国内碳氢化合物和农业基地被开发利用来换取外汇,以便能够实施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战略。
(三)立足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帕特奈克的回应
帕特奈克回应哈维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进口依赖性并未下降,反而在增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的数据,可以部分反映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进口依赖程度。德国和英国至少有三类食品(咖啡、茶和香料)国内产量为零,进口依赖性接近无穷大。德国有六类产品,英国有四类产品,进口量均超过国内产量,包括糖类、水果蔬菜类、油料作物类和海鲜类等。尽管美国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耕地和一些亚热带土地,但对咖啡和茶叶等兴奋剂类饮料的进口量,几乎是国内产量的1000倍,香料进口量是国内产量的300倍以上。美国对水果类、海鲜类和树木类产品的进口量超过国内产量的30%,对豆类、糖类、蔬菜类和酒精饮料类的进口量超过国内产量的20%—30%。通过比较1992年和2011年一些主要食品的进口依赖性数据发现,过去20年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依赖性大为增强,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对香料类、兴奋剂类和海鲜类产品的依赖程度比以前高很多,英国和德国对水果类产品的依赖程度亦如此。
北方国家为了确保源源不断的产品供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施压,以消除后者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并迫使其从事自由贸易。同时,通过大型食品跨国公司与南方当地农民签订合同,改变其产品出口结构,满足北方国家产品需求。经历贸易自由化和财政紧缩的南方国家,越来越多的资源被转用于种植出口作物,人均粮食产量不断下降,国民营养摄入量不断减少,这种方式复制了殖民地时期“单向自由贸易”的结构。至2011年,印度和非洲的人均粮食产量每年低于225千克,而美国则超过1000千克。从根本上说,这是南北方不对称自然生产能力,以及北方国家对于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农产品单方向需求的结果。
在发达国家对于热带和亚热带农产品高度依赖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的不断膨胀和全球收入的普遍提高,对南方国家农产品形成巨大需求,一旦供给不变,会引发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帕特奈克提出了消除价格上涨的四种方式,包括土地扩张、外围地区利润增长、中心地区收入紧缩和外围地区收入紧缩,论证了前三种方式的不可行性。其中,土地扩张政策可以提高外围地区农民收入,增加外围地区自身的产品需求,挤压对中心国家的产品出口。外围地区农民收入提高,意味着农民阶级力量壮大,与全球垄断资本利益逆向而行。南方的土地扩张需要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研发投入,需要有强大的国家干预主义,这将意味着帝国主义控制的弱化。
二战后,南方的国家干预主义试图控制本国资源,将发展公共部门作为与资本家抗衡、不合作的后备选择,通过公共部门主导下的土地扩张政策和技术进步,抗击帝国主义强制的收入紧缩战略。同时,国家干预主义坚持由政府提供关键性服务,通过对国内外资本征税来支撑国家干预所需的财政支出,以赤字财政最大化来追求南方国家利益,这一切都意味着减缓帝国主义的扼制。因此,国家干预主义始终被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排斥,只存在于后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被削弱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北方国家资本霸权遭遇严重挑战,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得以在某些发达国家采用,保证高水平就业。同时,殖民地国家得以实现自治并实施有力的国家干预政策,其中包括土地扩张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进,资本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日渐强悍,民族国家对抗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行动被强烈遏制,弱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第三世界国家经历了从国家干预主义时代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变迁。新自由主义时代和殖民主义时代一样,金融资本会以各种名义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任何南方的国家行为。南方资本主义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通过国家干预主义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或牺牲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利益。在帝国主义强大压力下,南方国家总是选择后者。帕特奈克强调,以上刻画的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在特定环境下的表现,这种特定环境就是不同地区客观存在的生产能力差异。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不是地理决定论。
二、全球财富流向东方还是西方
史密斯率先批判了哈维全球财富正由西方国家流向东方国家的观点。哈维以资本时空修复理论为核心,对史密斯进行反驳,主张帝国主义国家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已经改变。随后,史密斯再度回应哈维,强调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中心国家依旧从非帝国主义国家攫取财富,帝国主义本质从未改变。
(一)全球财富的东西方流向
全球财富由西方国家流向东方国家,这是哈维对当前全球财富流向的判断。他认为,当前全球价值流动十分复杂,流动方向不断变化,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流动的历史事实已持续两个世纪,然而在过去30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哈维的论著反复提及这一观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快速增长,使得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幅减少。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从东方国家不断攫取财富的事实,随着东亚经济逐渐崛起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已成为历史。”他引用《美国国家情报会议评估报告》的预计,“2025年时美国将失去主导地位,西方的财富和经济权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移至东方”,并总结道,“这一前所未有的大转移逆转了18世纪以来欧洲和北美长期榨取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财富的大趋势”。“150年来财富由东亚和南亚转移到美国与欧洲的大趋势发生了历史性逆转。这意味着,在1945年以来美国形成的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力,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哈维在对史密斯的回应中,对此作了补充说明。他判断全球财富流向时所说的“东方国家”,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再加上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地区)构成了全球经济版图中的一个特殊权力区域,约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北美仅占四分之一。1960年以来,作为全球资本积累权力中心,东亚的崛起速度十分惊人,目前中国和日本拥有大量美国国债,且规模正不断攀升。分析哈维的判断,需要回到其新帝国主义论。哈维将“资本帝国主义”定义为“国家和帝国的政治”与“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分子化过程”这两种要素的矛盾融合。前者指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行为体拥有一定领土的管辖权,能够动员人力和自然资源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后者指帝国主义作为在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进程,资本的支配和使用占据首要地位。
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资本积累方式,内在地催生出大量过剩资本,引发不断加剧的过剩资本吸纳难题。资本可以通过长期资本项目或社会支出进行时间修复,或通过开发新市场及建成新生产能力的地理扩张进行空间修复。地理扩张必然与权力的领土逻辑相结合,造成地缘政治冲突,引发权力领土逻辑和权力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运动。不断膨胀的过剩资本和永久性的地理扩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资本必然为打开市场而征服世界。20世纪70年代,面临严重危机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资本全球化,进行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东方国家国内过剩资本在空间修复过程中流向西方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实现对西方国家的价值汲取,导致东西方财富流向发生逆转。哈维说:“目前东亚各个国家(地区)内部积累的大量过剩资本在陆续地寻求空间修复,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外输出资本,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投资都流向了北美和欧洲,使得东西方财富流向发生了逆转。”
(二)史密斯的反驳
史密斯认为,哈维的论断十分惊人,如果财富和权力的流动方向正在改变且近年来甚至已经逆转,这表明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流向西欧和北美等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已持续数百年的价值转移已经结束,现在历史上受压迫的南方国家(或“东方国家”)正在剥削帝国主义列强。哈维认为,史密斯误读了他的判断,把他所说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关系。史密斯则强调,尽管哈维关于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两分法,与帝国主义国家与非帝国主义国家,或北方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划分,不能严格等同,但其时空修复理论的大逻辑就是要表明,在全球资本进行时空修复的条件下,资本复杂流动性改变了之前财富由东方国家向西方国家的单向流动,帝国主义国家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已经改变。史密斯指出哈维的判断忽略了一些基本事实。2012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向富裕国家的净资源转移估计为2万亿美元,约占前二者GDP的8%;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净资源转移超过3万亿美元,约占前者GDP的12%。从长期来看,1950—2011年发展中国家有记录和无记录的、合法及非法的资金转移在不断增加,资源转移一直处于净流出状态。史密斯认为,这些数据已足以驳斥哈维的论断,并且哈维的财富流向论并未列举相应的统计数据进行佐证,削弱了其理论的有效性。史密斯分析道,在测算上述净资源转移时,南方国家流向北方国家的利润汇回,已被北方国家流向南方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所抵消。事实上,利润汇回可以增加北方国家跨国公司财富,对外直接投资则提高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的控制力。尽管二者流动方向可能相反,但在本质上共同强化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控制与剥削,其他类似的资金流动,如债务偿还和新借贷款与此大同小异。
史密斯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剥削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是不断加剧的。北方资本以世界范围内工资差异为基础,通过生产全球化条件下“全球劳工套利”的方式,对南方劳动力进行全球剥削,以此从南方国家汲取价值,形成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这种价值汲取过程主要由跨国公司来完成,通过劳工套利驱动下的外包形式实现,形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时代特有的劳资结构关系。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是,生产向南方国家大规模转移。2010年,占世界总量79%约5.41亿的产业工人生活在南方国家,1950年仅为34%、1980年为53%;目前,80%以上全球贸易被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掌控,绝大多数南方国家就业人口都依附于这一全球剥削体系。
新自由主义时代北方国家将南方国家亿万工人和农民,从他们依存的土地和民族产业中拖拽出来,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全球产业后备军,在降低南方国家工人收入的同时,也拉低了中心地区劳动者的收入。2015年,相对全球16.6亿的活跃劳动大军,全球产业后备军的人数超过了23亿,并且活跃劳动大军中还有不少人没有稳定工作。全球化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资本和商品可以随着贸易自由化而自由流动,但劳动者会受到地理、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的限制,无法自由流动。全球化生产体系下,劳动力流动性压制与劳动力日益增长的巨大供给相互作用,催生了国际工资巨大的梯度差异。1991—2011年,以2005年美元汇率为基准计量,人均GDP,发达国家从54800美元上升到73600美元,发展中国家由7460美元上升到14220美元。全球劳动力工资梯度差异催生了全球层面不同的剥削率,形成劳动者创造价值与工资的差异。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外包、离岸业务和成本控制等,将当地高薪工人与海外低薪工人置换,充分利用全球不完全市场工资差异,不断地从南方国家攫取价值。
史密斯进一步分析价值转移如何被GDP核算所掩盖。价值链中每个节点都代表了一个盈利点,每个节点之间的链接都构成了价值转移。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外围国家生产的价值被发达国家攫取却未记录,统计数据不反映真实的利润转移,跨国公司对此起了关键作用。在其外部承包的全球产业链生产中,对南方供应商并无所有权,账面上不记录后者的汇入利润。这与其分公司定期将境外利润汇回企业总部截然不同。事实上,那些总部设在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公司的利润,由这些利润支撑的金融资产,以及这些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来自它们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工人更高的剥削程度。
(三)北方国家依旧从南方国家攫取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