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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2019-10-12 02:2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751| 评论: 0|原作者: 许光伟|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始终遵循两条路径:方法论基础和实践路向。前一条路径注重对唯物史观域内生产力规定性的把握,后一条路径重在凸显理论和实践的对接性。


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始终遵循两条路径:方法论基础和实践路向。前一条路径注重对唯物史观域内生产力规定性的把握,后一条路径重在凸显理论和实践的对接性。前一条路径,我们用关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评判来说明;后一条路径,则可用所谓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加以例解。必须指出,两条路径是内在统一的,从中我们识别出生产力研究维度的性质。

 生产力研究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兼析“客体批判”的研究性质

摘要:人类史前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逻辑,以“生产关系的客体批判”为工作领衔,这就是劳动二重性的基本工作原理:主体和客体构成了历史运动辩证法的主角,但客体批判的力量始终高于主体力量。这种史实摧垮了“生产力纯经济学”认识神话,但恰当地提出了科学界定“客体批判”研究性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离不开继承与发展原则,需要在坚持历史传统、时代方向之前提下重塑学科工作逻辑和夯实学科基础。生产力研究维度的恰当识别与工作整理将成为实施创新的“新入口”,同时,它以“互系性思维”防止了理论建构的自足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主体,客体,批判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9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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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从如何研究“权力”说起

新时代发展和实践创新的双重任务,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生产力理论,同时持续关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转身和应用性的增强扫除理论障碍。这涉及到一个尖锐问题:生产力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究竟该如何建立对生产力的有效性研究。为简洁化起见,我们以《保卫<资本论>》建立的研究为“引子”。“我们从历史进程中工作取出两个权力体系:(1)生产力体系——人对物的批判,以人的物化为发展指向性,或日第一权力体系;(2)生产关系体系——物对人的批判,以物的人化为发展指向性,或日第二权力体系。权力体系乃是相互嵌套的工作系统,不是简单并列的两个概念层次。尽管由人来设定,第一体系说到底是发展了客体的力量……马克思在四重义项上运用生产力概念:一是生产条件,二是从生产条件来看的生产形式,三是客体,四是从客体角度对待和运用的主体概念。第二体系因应第一体系方面进行,马克思《资本论》以客体批判规定‘鸟瞰’之……马克思同样在四重义项上运用生产关系概念:一是生产形式,二是从生产形式来看的生产条件,三是主体,四是从主体角度对待和运用的客体概念。第一体系的核心工作内容是‘知识关系’(主体对物质世界的了解)。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开放和发展过程,直至使主体自身同样成为物质系统的智能组成——所谓人的物质化;这就是‘客体批判’人类史前时期任务的终结,并在规定性上向生产力系统回归,由此开创人类真正形态之历史发展时期。第二体系的核心工作内容是‘身份和财产关系’,即物以人格化的关系成为人的系统的组成。生产关系的发展道路是客体批判→主体批判。因此,无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均是典型存在者的具体或抽象规定,它们均是历史用语,而非一般科学用语……主体和客体在权力结构类型上固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彼此互系、统一。整体看,这就是人类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历史态’、‘现实态’和‘未来态’。”[1]607608

人们在如何研究“权力”的问题上,似乎陷入了理论窘境:既然生产力作为“第一权力体系”,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何不优先研究它?其实这是“客体批判”的学科定位问题。马克思以“资本”为历史发展规定、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科学方法的标题主旨,其寓意在于强调对“物性科学”进行批判,由此释放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动力。一旦这一问题解决,客体批判所回归的“生产力科学”已然是实践科学,它绝非批判意义的“理论科学”范畴。所以政治经济学对于生产力研究的考量,毋宁说是一个“过渡时期”:由非纯然的实践科学向纯然的实践科学过渡。这决定了我们的具体研究内容:(1)基于全历史域,实施原创理解与理论运用意义的创新。(2)坚持把生产力作为客观过程对待,通过建立与社会客观过程批判规定的内在联系,以期深刻揭示“生产力对象”和“生产关系对象”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分殊的辩证统一关系。(3)从学科和工作逻辑的层面处理好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诸范畴的辩证界划关系,由于确定了界限,“它不抹杀现实差别”;手段是“构图”,但在这些过程中,既要防止逻辑主义的作风,又要避免陷入“知识论的解释学”窠臼,目的就是通过对“话语权”的争夺,获得关于历史对象运动的“客观辩证法”,以完结对“客体批判”理论性质的认知。

二、生产力研究维度的识别——文献梳理和问题意蕴

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始终遵循两条路径:方法论基础和实践路向。前一条路径注重对唯物史观域内生产力规定性的把握,后一条路径重在凸显理论和实践的对接性。前一条路径,我们用关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评判来说明;后一条路径,则可用所谓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加以例解。必须指出,两条路径是内在统一的,从中我们识别出生产力研究维度的性质。例如,林岗教授坚持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领域内的生产方式范畴认定为“生产力基础”的规定,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表述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因为马克思的表述,既包括生产力,又包括广义的生产关系,而经济形态正是这二者的统一。”[2]孟捷教授则认识到,“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在其运用中还有如下特点:它将生产力在塑造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社会形态时所具有的归根结底的作用,等同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这样一来,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任何发展和变革,都被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或内部的批评者看来,这种片面的生产力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其实难以解释历史发展的全部复杂情况。”例如说,它没有说清楚这一点:“生产方式作为劳动和分工的特定组织方式,自然要以某种生产力水平为前提,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未必是决定论的关系,因为劳动和分工的组织也受到生产关系以及其他制度因素的制约,在生产力水平相同的条件下完全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为我们摆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契机。”[3]这种争论凸显了人对物质条件的占有是以劳动分工关系的实现为具体历史条件的发展规定,从而可以肯定:生产力是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所谓“人是首要生产力”是从交往关系上说的,“最为发达的生产力”仍然受制于物质状况。生产力基础的界说没有说清楚物质设施及其实现条件的历史。另一方面,所谓“生产方式的特定组织方式”说,也没有明确交代清楚社会条件及其实现形式和发展手段的规定。两者于是陷入了争论的僵局。任何一方都想要援引对己方有利的“本体论”根据,但结果都会被对方所利用。可见,“争论”终归是不必要的。归根结底,是需要我们深入认识到,“与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更为关注复杂的历史运动和发展。马克思特别区分了社会过程的物质性和社会性,但没有意味着概念或理论的彼此画地为牢。马克思特别强调的是实践本身,而非概念本身,关注的是物质性对于社会性的历史辩证运动及其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开放结构就其本性而言是关于方法和理论进而理论体系和实际应用的有机统一的方法论用语,并最终要化为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理论层级和方法元素,化为批判逻辑、建设逻辑的现实的统一,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实际的统一。”[4]在这些研究当中,卫兴华教授仍然是一个例外,他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涉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诸多方面。”为此,需要认真研究以下问题:“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什么?马克思有没有界定或怎样界定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马克思为什么要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否指劳动生产率?生产力发展的源泉或动力是什么?科学是不是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主张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能否成立?生产力决定论与生产力标准论是同一命题,还是不同问题?能否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归结为‘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判断和评价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是否只能是生产力标准,而排除生产关系标准?”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回答,将全面涉及到“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5]

在另一研究线路上,程启智教授也有有其独到的观点和分析理路。在一系列文章(以下统称“程文”)中,通过对“生产力的维度”的梳理,教授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系域中的“分割”与“对峙论”。程启智教授的重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体系缺少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在这两门学科上,恰好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了它们,似可以借鉴,虽然范式不同。有关专家学者在讨论方法时提到的规范方法、实证方法、数理方法和计量方法,实则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作了很充分的发展,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分析工具,而这恰是因为新古典主义学者们撇开了生产关系主要研究了纯生产和生产力,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的结果。”[6]

以上学者的讨论聚焦了“客体批判”的理论性质。第一条路径试图说明生产力作为“客体批判”的基础地位;第二条路径则说明“因果关系”的无条件贯通性。这表明:继承、发展、创新仍旧是目前理论经济学研究主题之所系。生产力研究维度不过展示了两大客观批判过程——物质客观发展过程和社会客观发展过程的“无缝对接”,即“这种研究使历史建立为‘实践的对象’,产生认识,又进一步使逻辑建立为‘认识的对象’,产生理论,从而完成了对于‘康德主义知识论’的真正走出。”[7]并且以此种文献语境把握“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我们尤其认为,错误的不是内容观点,乃是用语不当问题。亦即,“在这里需要先弄明白什么是‘决定论’和‘意志论’。基于西方哲学的广义解释,‘决定论’指的是单线原因性,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由单线原因引起的;而且关键的是,单线原因性采取了规律性公式形式。”[8]

我们应肯定程启智教授对“生产力的维度”予以把握的积极性研究态度,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其研究的不足性。亦即是说:如果按照“要素生产力-协作生产力”认知维度,那么恰好不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依赖理论范式(制度经济学)→纯经济科学理论范式(生产力经济学)”理论下降的逻辑或分析的路径。程文的缺陷性在于:其一,把马克思的劳动和生产理论看作“知识的熔炉”,以“二维的平面法”试图结构化这个熔炉;其二,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分析误认为是“生产力的本体”;其三,在实际的逻辑推演中,忘记生产力是实践生成的规定,而妄图离开这个前提从生产力的技术性质中抽象出“生产力的理论性质”;其四,在学科定位上,过于热衷生产力理论科学的“应用性质”,一味鼓吹“一门纯经济学分支学科”意蕴上的“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例如,其不能理解如下运动构造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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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政治经济学域内唯物史观范畴建立互系性的逻辑理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于没有作为生成运动域内的“存在者规定”来理解,不仅决定论被狭隘、公式化了,而且整体看,对于“存在形式”的分析崇拜症甚为显著。其表现有二点:一是不加思索地把运动的空间形式作为出发点,知识化“物质交往”和“社会交往”,忙于形式逻辑的意义对接,而割裂了它们分别与母体间(即和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以“逻辑概念”(知识范畴)为出发点,通过否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的系统生成特征,整体上误判了马克思的这一阐述:由生产方式启动生产系统的发生学与决定论统一的广义而总体的政治经济学结构。概要地说,此“动力机制”既是生成的、也是批判的,是生生不息的开放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导的系统类型得以相对确立。如可以把机制摹写为: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过程,首先代表了一定形态的物质关系和技术关系)→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力系统→物质交往关系(劳动分工主导的物质生活系统及其形式)→社会生产方式(这是生产方式其次的“形式”,例如劳动协作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系统(特定构造的所有制结构关系)→社会交往关系(社会身份或财产系统及其生活形式)。由于不了解历史运动构造,必然导致研究的非法性。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推断:“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我认为,可以大胆地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的许多成果如果剥去了它们把一般当作特殊或把特殊当作一般的外衣,剩下的科学内核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即马克思的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上……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与增长理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的意义。”[9]因为,它其实没有剥离“新古典主义外衣”,它的问题是:试图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歪曲为“研究在既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何种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结构更有利于个人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发展自身,并对个人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创造性活动中发展的影响,及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客观而论,程启智教授的“以生产和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纯经济学”完全为新古典主义大开理论门户。[6]

正如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确认为互系双方,是为了突出统一发展总体——作为对象性存在的商品,同时,亦是为了指示统一的生成物——劳动——之需要。现在,我们把物质生产确认为互系双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确认为互系性的“社会客观批判”,同样为了突出统一发展总体以及指示统一生成物即“生产方式”。由此,劳动和生产方式必须被视为“二重性生成结构”,而且,它们在结构上是内在契合的,均是为了说明对象的生成运动,从而作为了“历史的研究对象”规定。[10]总体看,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一般”规定,应集中于二重性规定的生成运动的结构予以历史把握。在这种情势下,从理论突围的角度——超出“客体批判”单一体系,探索所有制历史结构,将其认定为“产品所有制”、“商品所有制”之统一,例如说,肯定:“与商品所有者规定了商品关系——商品被视为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因素的构造统一体——相对应,产品所有制规定了产品关系,把产品视为使用价值与特定身份关系的结合和统一,把‘使用价值’(有用物的规定)和‘人的身份’(劳动者的身份)作为产品的二重构造因素。”[11]这是有特别意蕴的。但同时要考虑到客体批判的总体历史任务没有变,主体批判仍然工作服从于客体批判,生产力体系从批判角度看仍然服从于“财产生产关系”,特别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一句话,由于生产关系仍然整体处于“必然性”之中,主体就不能够得到彻底解放,由生产力焕发出来的客体力量就仍然不能由主体自由地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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