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革命家小传（下）

新经济政策推行第四年的1924年是个多事之秋，列宁在这一年病重逝世了。围绕列宁走后权力格局的政治斗争便成为前后几年中党内高层关注的焦点。首先是1922年3月27至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十一大”），列宁出席了该次大会并作了政治报告，这也成为列宁最后一次亲自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二十七名中央委员及十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并选出了由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七人组成的新一届政治局。虽然托洛茨基仍然入选政治局委员，但在总计四十六名正式或候补的中央委员中支持他的仅有六人，这将使他在党内高层的表决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更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就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4月3日），斯大林当选了俄共中央新设立的“总书记”一职，作为书记处总负责人来协调党内各部门间的工作。这一任命无疑是由中央全会多数人表决通过、并经过列宁批准的。到了1922年5月，列宁健康恶化，脱离工作，党内重大事务便由其他政治局委员裁决。由于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有矛盾，他在政治局中实际已被边缘化。但在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并没有对托洛茨基发起公开斗争，双方相安无事。

1923年4月俄共“十二大”闭幕后不久，俄国国内的建设遇到了一些问题：经济上，出现了卢布贬值、商品积压、部分工厂工人闹事的现象；政治上，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和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开始表露出来【注：列宁在1923年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书中写道：“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挑起了新一轮党内争论，矛头直指以斯大林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数派。他在1923年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认为党的机关已经普遍“官僚化”、“脱离群众”，并认为和平时期的党内民主氛围还比不上内战期间好。几天后的10月15日，托洛茨基又集结一帮支持者在他家中拟定了一份给党中央的公开声明，共四十六人签署（其中不少是当时党和苏维埃的高级干部），史称“四十六人声明”。该声明将苏联的党内状况描绘地一团漆黑，说“党内的自由讨论实际上已经消失，党的舆论窒息了”，现行的制度正在“用一个特选的官僚机构来代替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也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正变成书记阶层的执行结构”，广大党员和群众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监督能力，并认为国家正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可能发生剧烈动荡。这些结论无疑是夸大其词并带有蛊惑性质的。

这份“触目惊心”的声明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0月25日至27日，莫斯科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全会决议认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经受严重挫折的关头【注：当时西欧各国的革命普遍遭遇失败，运动转向低潮，国际形势对苏联十分不利】挑起党内争论是一个政治错误，并且这一举措很可能通往派别分裂活动（“托洛茨基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性质的”）。尽管莫斯科全会对“四十六人声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俄共中央并没有制止对党内民主问题的讨论，反而应不少党组织的要求，鼓励党员发表意见。自1923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真理报》陆续刊载了多篇讨论党内民主问题的文章，其中既有托洛茨基反对者的文章，也有托洛茨基支持者的文章。其中，不少党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对加强党的建设很有帮助。到12月5日，俄共中央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做出决议，肯定了此次讨论的意义。

可见，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在处理“四十六人声明”时的做法是较为妥善的：既严厉回击了托洛茨基等人夸大事实、抹黑党内现状的行为，又肯定了托洛茨基所提出“党内民主”问题的重要性，并开放党员进行讨论，最终通过全党讨论加强党内团结和促进党的成长。但是，托洛茨基认为，12月5日决议的通过是少数派向政治局施压的结果，是“四十六人声明”的胜利，这表示他和支持者们可以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很快，他起草了一份少数派的新文件《给党的会议的信》（又称《新方针》）并于12月8日在莫斯科一个区党组织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文件随后又被广泛散发到其他党组织中去。《新方针》在“四十六人声明”的基调上对党内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评，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已经普遍到使党有陷入绝境的危险。此外，《新方针》将青年党员与老干部对立起来，认为“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是党内生气勃勃的革命力量；而老干部们则已经日渐衰朽、意志衰退，局部地甚至完全蜕化为官僚主义者，“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这一将“老近卫军”与“新近卫军”对立起来的论调并不仅是认识问题，观点背后的意图是：通过拉拢青年人来扩大自己的支持者，从而为在党内与“老干部集团”（政治局多数派）进行斗争争取优势（最根本的目的则是通过“清理官僚主义者”来撤换党的领导人，由自己及支持者上台掌权）。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试图将老干部与青年人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在党内制造和扩大分裂。因而，是发展自己的派别并脱离党的统一领导。《新方针》发表后，除了在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获得了较大支持外，遭到了党内老布尔什维克和广大党员的一致抨击和抵制【注：以莫斯科各党组织为例，除了高等学校支部中有三个二个支部支持中央而有四十个支部支持反对派——即反对派观点占据优势，其他如各军队支部、各工厂支部、各苏维埃机关支部中反对派意见均没有占据多数。这表明托洛茨基的观点在党内整体是孤立的，但能引起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鸣】。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的领导人也开始发表文章质询托洛茨基。1924年1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对由《新方针》挑起的争论作了总结。大会严厉谴责了《新方针》的观点并揭露了托洛茨基等人在党内进行派别分裂活动的图谋，指出“反对派公然违背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禁止在党内成立派别组织的决定。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而反对派则以自己的观点代替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他们认为，党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派别组织的总和。”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列宁因病去世，享年54岁。列宁的去世使俄共（布）党内的斗争更加公开化和尖锐化。就在列宁去世的第二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紧急中央全会发布了《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宣布列宁生前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李可夫接替，而列宁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则由加米涅夫接替，没有涉及托洛茨基的任何安排【注：列宁逝世前后托洛茨基正在南高加索地区疗养，因此此次中央全会是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随后，俄共（布）中央又派出一支调查团考察革命军事委员会对苏联武装力量的领导情况，随即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副手斯克梁斯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改由红军名将伏龙芝担任。此举大大削弱了托洛茨基在军事部门中的权力，他的政治地位也进一步下降。不久后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十三大”）上（5月23日至31日举行），托洛茨基没有被安排做任何重要报告，仅以普通代表身份在会上发言。他的态度也明显和缓，表示要服从于党内团结，说“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当一个反党有理的人”，“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实现正义的其他道路。”这一发言被季诺维也夫讥为“议会式”的言不由衷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十三大开幕前夕的5月18日，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向中央递交了列宁的《遗嘱》，《遗嘱》在5月21日的中央全会上由加米涅夫宣读，并在23日的代表大会上公布。《遗嘱》的政治目标之一是防止党的分裂（特别是高层领导之间的分裂），提出通过大量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来加强对政治局的监督，同时增强党内团结和党的稳定性。此外，《遗嘱》对四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两位中央委员（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优缺点做出了评价，其中，对季、加、布、皮四人均在肯定他们工作才能的同时提示他们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可能是靠不住的、难堪大用，而对托、斯二人则予以了特别的评价。《遗嘱》认为，托、斯二人的不和可能对党是否发生分裂产生关键性影响，“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显然，列宁既明白在当时的中央委员里只有托、斯才是能对全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领袖，也清楚地知道二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遗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而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归结起来，《遗嘱》对托洛茨基先论其优点，再论其缺点，又格外强调其“杰出的才能”，但是并没有对他所应担任的职务做出建议；而对斯大林，没有讨论他的优点，反倒着重提示了他所具有的各项缺点——（可能）用权不谨慎、个性粗暴、不够耐心、行事任性等等，并特别建议让另一个人来担任总书记。《遗嘱》里的这段评价很自然地被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用来反对斯大林，托洛茨基本人则表示，《遗嘱》期望由他来代替斯大林成为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他（指列宁）立此遗嘱，就是为了便于我进行领导工作。”然而，在列宁的原话里，这个代替斯大林的“另一个人”不过是在性格、作风方面优于斯大林而已，其他方面（如立场、思想、能力、素质等）均和斯大林一样【注：这反倒说明列宁对斯大林除性格和作风外其他方面的表现都很满意；注意揣摩“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句话（此句的另一种翻译为“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个“斯大林2.0”，斯大林的升级优化版，但绝不是托洛茨基。在这个意义上，《遗嘱》点评托、斯的用意在于：斯大林仍然是政治局委员里最有资格的领导人，但他在性格和作风上有严重的缺陷，这一缺陷很可能使他做不好党内的团结工作，特别是处理不好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托洛茨基又是才能出众、在党内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而这或许将导致党的分裂；为了巩固党内团结，最好能找到一个在性格和作风上优于斯大林的人来当总书记，这样就能较好地处理与托洛茨基的团结问题了（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遗嘱》没有提到对托洛茨基进行职务调动，因为他不需要被调动）。

但是《遗嘱》的困境在于，如果短时间内找不到这样的“另一个人”，那就只能继续由斯大林担任最高领导，这也成为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处理方案：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建议，让斯大林留任总书记；全体表决后，除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等少数几人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同意斯大林留任——因为虽然斯大林有着诸多缺点，但他毕竟是一名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托则是1917年才突击加入），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还没有谁可以取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