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革命家小传（下）

在经历了自“十三大”以来“低调”的几个月后，托洛茨基终于在1924年9月重新掀起了党内争论。在9月中旬，他写作并发表了自己总结十月革命经验的《十月的教训》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十月的教训》一方面过分夸大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将起义的胜利归功于他自己；另一方面点名批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将季、加二人在1917年间办事不力的一些陈年老账都翻了出来，指责他们犯了右倾错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立即遭到了政治局多数派的反对，党内斗争迅速激化。围绕《十月的教训》所展开的争论，加米涅夫首先于10月18日做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报告，认为托的文章“是为反党分子服务”，“用非常巧妙的、然而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和事实相反的方式叙述从2月开始到整个10月的全部事件”；季诺维也夫随后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批驳了托的观点；斯大林则写作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文章，在澄清史实的同时特别指出托的新著企图恢复很早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并认为“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敢作为好战力量来反对列宁主义，它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活动”（用中国的话说，这个评价意味着《十月的教训》就是一篇反列宁主义的“大毒草”）。布哈林也以《真理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焉能不写十月的历史》一文，谴责托洛茨基篡改历史的行为。从1924年11月至1925年1月，在各类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上公开批判托洛茨基的还有布勃诺夫、克鲁普斯卡娅、捷尔任斯基、米高扬、基洛夫、伏龙芝、库西宁和柯拉罗夫等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一向自负的托洛茨基万万没有料到《十月的教训》的发表，竟使自己受到全党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批判。

1925年1月，党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保留托洛茨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但解除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任职（后来由伏龙芝接替）；同时责令他在行动上而非口头上服从党的纪律。这使托洛茨基丧失了手中最后的军权，成为无实际权力的“挂名”委员，其政治声望也迅速下降。几个月间，他都默默无闻、很少露面。到了1925年5月，他被重新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显然，俄共中央的意图是希望他能在这些技术行政职务上“发挥余热”，不再煽风点火、制造矛盾。

在1925年托洛茨基遭“贬官”后，党内高层斗争又出现了新的动向。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结成联盟，密谋反对斯大林，史称“新反对派”。新反对派同样从“左”的角度抨击党的政策，认为自1921年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使社会主义不断退却的政策，苏联的国营工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而非社会主义性质，并指责斯大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权力过大，要求改组书记处为纯粹的技术机关。双方的斗争在1925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十四大”）上爆发出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尖锐地批评斯大林，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则予以了坚决的回击。最终，新反对派在会议上失败，大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职务及加米涅夫的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并批准了多数派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十四大后，遭遇失败的新反对派分子声明不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开始秘密联络昔日的宿敌托洛茨基，希望能联合“老反对派”一起对抗斯大林【注：此举一方面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季诺维也夫等人政治上的无原则性。这说明在列宁逝世后的联共（布）党内斗争中，既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有个人权力斗争的因素】。双方的联盟在1926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正式确立，双方由从前的相互攻击和谩骂转变为彼此谅解和宽容，托洛茨基也就《十月的教训》向季、加二人认错。

从1926年夏季开始，“托-季联盟”分子不顾十大通过的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在苏联各地举行公开或秘密的聚会，并在多个城市的党组织中建立地下派别小组。在这个势头之下，从前的派别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中的一些成员也纷纷加入新的反对派同盟“托-季联盟”中，他们在各地散发秘密文件并召开秘密会议。1926年7月，就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召开之际，新反对派同盟抛出了公开文件“十三人声明”，高呼“反对官僚主义”的口号向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进攻【注：“十三人声明”甚至还争取到了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的签署，但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发现了错误，声明退出】。

总的来说，“托-季联盟”持极左立场，围绕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对农民的政策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与多数派进行争论【注：具体观点几乎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再表述，这里不再赘述。季、加在此时几乎全盘认同了托洛茨基的理论】。斯大林等人则在争论中重申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农村经济的正确性，并捍卫了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随着多数党组织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季联盟的派别活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感到了来自党内的巨大压力，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被迫转变策略，于10月16日发表了态度缓和的“六人声明”，表示愿意服从党的决议，放弃派别活动，与多数派达成一致。但是鉴于托、季等人以往的行为，联共（布）中央已经不再轻易相信他们“放弃派别活动”的保证。斯大林说：“收缩自己的派别活动，因为如今时机对他们‘不利’...他们是意存观望，等待‘良机’，以便积蓄力量后一有可能就重新反对党，这一点丝毫也不用怀疑。”于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决定，不同反对派和解，而是继续以压倒性优势进攻。1926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被免除，加上7月份已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季诺维也夫，至此托、季、加三人均被踢出了政治局。随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作了《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对托-季联盟进行了全面批判。新反对派的活动暂时偃旗息鼓了。

到了1927年上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英苏关系恶化，英国拉拢法德从外交上孤立苏联，另一方面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在此情形下，反对派重新组织起来，借着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于5月发表“八十四人声明”，抨击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国革命上的错误并指责斯大林等人的国内政策正在把苏联引向深渊。到了1927年11月即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反对派对中央的进攻更加激烈，除了继续提出自己的政纲以与中央路线相对抗外，还大量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公开散发反对党中央的政治传单，向中央施加压力。11月7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出现了两支完全不同的游行队伍：一支是苏联党和政府组织的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游行，另一支是反对派分子组织的反对党中央的政治游行，双方在街头相互对峙、各自行进，而在后者的队伍中还喊出了“托洛茨基万岁”、“季诺维也夫万岁”的口号并抬出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注：反对派的游行队伍中还有一位中国青年名叫蒋经国，他当时正在莫斯科学习，俄文名叫“叶里扎罗夫”】。这次游行事件严重违反了党章党规，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大”）上，党中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做出了将反对派分子“赶出党”的决议，包括加米涅夫在内的共计七十五名反对派骨干成员被一道开除党籍。这次大会宣布党中央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到政治纲领和道路上的分歧，反对派已经走上了反苏维埃的道路。这个结论相当于给反对派纲领在政治上判了死刑。大批骨干被开除也使反对派在组织上彻底瓦解（除非他们能建立第二政党，否则在苏共党内进行组织活动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托-季联盟彻底失败。

十五大闭幕后，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反对派成员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要求恢复他们的党籍。为此，党中央提出，凡是在组织上与旧派别彻底切断联系、在思想上彻底清算派别思想，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毫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的反对派成员，可以在经过半年的考察期后，重新吸收入党。这样，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许多反对派成员都在1928年重新获得了党员身份。而托洛茨基和他的一些坚定的支持者拒不承认错误、坚持反对派立场，因此被苏联政府逮捕。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判处流放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但是到达流放地的托洛茨基并没有停止政治活动，他通过自己的儿子谢多夫与全国各地的支持者进行联系，甚至写作了十万字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一书提交1928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希望获得参加共产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同情【注：这一举措实际上收到了效果。美国共产党代表坎农和加拿大共产党代表斯辟克托尔等人便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托洛茨基主张的信奉者，他们将《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秘密带回国内加以传播。坎农后来创办的《斗争》杂志，就成为英语国家里宣传托派观点的主要刊物】。

托洛茨基的“不安分”使他再次遭到了被驱逐的命运，这一次是被逐出苏联国境。1929年2月，托洛茨基全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起先住在苏联领事馆，后来住在一个岛屿上的寓所内。在土耳其期间，托洛茨基依然坚持与国内的反对派成员进行联系，并试图在国际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创办了刊物《反对派通报》，在柏林、苏黎世、纽约等地出版，并通过各种渠道秘密送往苏联国内。《反对派通报》大肆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引起后者不满。1932年2月，苏联政府发出通令剥夺了托洛茨基及其家人的苏联公民身份。托洛茨基在土耳其还写成了总结其思想的《我的生平》（1929年）、《不断革命》（1929年）、《苏联的发展问题》（1931年）和《俄国革命史》（1931-1932年）等著作，其中《俄国革命史》有三卷共一百万字，充满了对自己在俄国革命中作用的抬高和溢美之辞。

自1929年开始，托洛茨基开始在各国工人政党中寻求自己的支持者，并提出“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政治联系”的构想。1930年4月，一些托派组织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了所谓“第一次国际会议”，宣布成立“国际左翼反对派”——“共产主义联盟”。这次会议还产生了一个托派国际中心，后来成为托派国级的书记处。1933年7月，托洛茨基在向支持者发出的信中说：“必须成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要求反对派重新回到正式的党内，都是空想和反动的”。1934年7月，托派的刊物《新国际》创办，该刊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大肆污蔑，指责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是苏联向民族主义蜕化变质的表现，说苏联在三十年代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了资产阶级的专政”，以至于“一场政治革命已变得不可避免。”1938年9月，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在巴黎召开，总计有代表十一个国家的托派组织的二十一个代表出席，会议确定了第四国际又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纲领，正式打出旗帜与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对抗。托洛茨基鼓吹说，第四国际的纲领将在以后的十年内“为千百万人所信奉，而这革命的千百万人将夺取整个世界。”第四国际的建立破坏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给相当多国家的工人政党带来了工作上的麻烦；而各国托派以“左”的面目出现，并用超革命的词句来迷惑工人群众，也使不少国家的工人运动发生了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以至于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因此，托在三十年代中期建立起的所谓第四国际便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

1933年，托洛茨基以治病为由获得了去往法国的签证，从此获得了在法国的短暂停留。在法国期间，他写成了《苏联和第四国际》（1933年）一书。1935年6月，他离开法国前往挪威，并在挪威开始了其名著《被背叛了的革命》的写作。此书于1936年8月完成，分十一章，因站在反苏、反斯大林的立场上，受到各国托派分子广泛推崇。1936年12月，受苏联国内政治空气的影响，挪威当局决定不再收留托洛茨基。此时，大洋彼岸的墨西哥表示愿意为托提供避难所。1937年1月，托洛茨基一家来到墨西哥定居。在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开始写作《斯大林评传》，该书把斯大林比作马基雅维利，竭力丑化斯大林的形象，说他是“专制君主”、“亚细亚暴君”、“成吉思汗”、“虐待狂”，说他是一个对革命没有做出贡献而专门靠玩弄权术起家的人。这本书直到托洛茨基去世也没有完全写就，最后一些未定稿的章节由该书英文版编者查尔斯·马拉莫斯加工整理，与托本人定稿的部分合编成书，在他死后出版。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住宅内被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用冰斧猛击头部，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次日（8月21日）去世，终年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