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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冬烈火》对事实的无情嘲讽

2019-10-22 17:39|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2231| 评论: 0|原作者: 列夫·戈林金|来自: 香港《国际》

摘要: 无庸置疑,香港正在走进乌克兰式的族群斗争的深渊。我们认为那些主张“关爱”內地新移民、少数族裔和外佣,就可以构建“进步的”、“香港人认同”的“左翼”是100%的虛妄。这类人已經走进了纵容、无视甚至参与对于一切疑似属于中国的人和事的暴力攻击的不归路。

《凛冬烈火》對事實的無情嘲諷

《國際》按:本文譯自美國自由派政論雜誌《國家》(The Nation)在2016年2月18日發表的評論文章。作者列夫·戈林金(Lev Golinkin)是美國作家和評論員,生於烏克蘭東部城市哈爾科夫(Kharkov,烏克蘭語:哈爾基夫,Kharkiv),在1990年以難民身分移民美國。其關於烏克蘭危機、俄羅斯、極右派、移民和難民身分認同等題材的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各大媒體。

本文在網上有另一個中譯本,我們認為其中有多處誤譯,故在此發表我們的譯文。我們認為該譯本的作者出於某種將中國和西方劃上等號的香港本土主義,才會將原文對於2014年麥丹事變(Maidan,烏克蘭基輔獨立廣場俗稱)的定性以及部分對《凜冬烈火》的批判文字作出了不準確的處理。

我們在查閱了原文作者的部分相關文章後相信,作者並不認為新納粹和極右黨派在2014年麥丹事變之中扮演的中堅角色是偶然的,而是整個撕裂烏克蘭的歷史和現實、故意製造族群對立的反共拒俄本土主義思想所造成的。

將烏克蘭與俄羅斯對立起來、宣稱投靠西方才有出路的這種意識形態,在本質上就是要將佔烏克蘭大約一半的俄羅斯族民眾列為異類和清洗對象。用「自由民主」包裹起來的這種思想,實際上就是極右派和新納粹的濫觴。在「本土民主運動」突入推翻「外來政權」的決戰中,沒有戰鬥力的「和理非」群眾讓位於「勇武」的新納粹團伙,鼓勵他們打砸搶燒衝鋒陷陣驅逐鎮壓異己勢力,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無庸置疑,香港正在走進烏克蘭式的族群鬥爭的深淵。我們認為那些主張「關愛」內地新移民、少數族裔和外傭,就可以構建「進步的」「香港人認同/民族主義」的「左翼」是100%的虛妄。這類人已經走進了縱容、無視、甚至參與對於一切疑似屬於中國的人和事的暴力攻擊的不歸路,在事實上就是極右思想的載體,這是任何「政治正確」的修辭都是不能掩飾的。他們像本文所批判的《凜冬烈火》導演一樣,都在為了宣揚和洗白本土運動,製作自欺欺人的片面之詞、對事實進行無情的嘲諷。

2017年元旦,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首都基輔遊行,紀念斯捷潘·班傑拉誕生108週年。(路透社)

像西方大多數對烏克蘭的報道一樣,這部奧斯卡提名的紀錄片向西方展現了神話般的、粉飾了的麥丹「革命」。

奧斯卡提名的Netflix紀錄片《凜冬烈火:烏克蘭自由之戰》,向觀眾呈獻了這樣的一個故事:烏克蘭的平常百姓通過勇武抗爭,擊敗了有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撐腰的烏克蘭時任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所指揮的殘忍的防暴警察 。五花百門的活動家、藝術家、戴著頭巾的大媽、滿面鬍子的神父和青春煥發的學生陸續登場,讓人看上去以為烏克蘭各行各業的人們都參加了麥丹起義。但有些人卻失蹤了——新納粹分子的蹤影在這部片子中被徹底剪掉。

極右派在麥丹運動中的關鍵角色

遠早在2013年末至2014年初的麥丹動亂之前,烏克蘭就有了有頭有臉的極右派運動。在2010年﹐烏克蘭時任總統維克多·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就因授予榮譽稱號給在二次大戰期間與納粹德國合作、領導地下部隊屠殺了幾十萬猶太人和波蘭人的斯捷潘·班傑拉(Stepan Bandera),而遭受了國外的廣泛譴責。麥丹事變爆發前的烏克蘭是白人至上主義組織「社會民族大會」(Social-National Assembly)的根據地,其領導人安德烈·比列茨基(Andriy Biletsky)將其任務規定為「 領導全世界白人進行確保種族生存的最後聖戰」。類似的還有「自由黨」(Svoboda)——在2004年,時任國會議員的黨魁奧列格·特亞尼博克(Oleh Tyahnybok)要求查辦據說控制基輔的「莫斯科-猶太黑手黨」,成為了國際頭條。在2012年,另一名自由黨的政客將烏克蘭出身的美國女演員米拉·庫尼斯(Mila Kunis)稱為「下流的猶太女人」。這些團體躍躍欲試,麥丹事變給了它們粉墨登場的機會。

麥丹運動剛開始的時候,三教九流的新納粹黨派是處於邊緣的。但隨著示威活動在2013年年底轉趨暴力——導致亞努科維奇倒台、觸發內戰和克里米亞事變等等——像《紐約客》所形容的,極右派「通過為沒有戰鬥裝備的示威者提供兵力,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事實上,在傾向十分不同的媒體上,從倫敦《衛報》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到 《國家利益》雜誌,記者和評論員們都承認了極右團體的這種主要作用。連發表了無數篇挺麥丹運動的評論的漢納·索伯恩(Hannah Thoburn),都指出了《凜冬烈火》完全不談「極右民族主義團體高度參與了戰鬥」的事實。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教授伊萬·卡恰諾夫斯基(Ivan Katchanovski)對2014年2月20日神秘槍手殺害超過50人的事件,即「麥丹狙擊手屠殺案」的調查研究,為極右派當年的行動提供了最黑暗的佐證。此案既是促使亞努科維奇倒台的關鍵轉折,也是《凜冬烈火》全片的最高潮。卡恰諾夫斯基引用大量的法醫和其它證據主張,極右派團體當日不但通過向警察開槍挑起了戰鬥,還實行了射殺麥丹示威者的假旗行動。基輔政府至今還未能就此事作出明確的解釋。

與其它關於烏克蘭的紀錄片相比,極右派在《凛冬烈火》中失蹤是更加顯眼的。《紐約客》好評的《麥丹:今夜明日》(Maidan: Tonight Tomorrow),即使片長不足九分鐘,也收錄了極右派。而法國作品《革命的面具》(Masks of the Revolution),則完全聚焦在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在麥丹事變前後扮演的角色——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烏克蘭政府以這部片子會「造成誤解」為由,嘗試阻止法國播放。

事實上,沒有這些新納粹團體,麥丹運動便不會成功推翻烏克蘭的民選總統,《凛冬烈火》的烈火也會漸漸熄滅。儘管如此,這部片子還是絕口不提他們的存在(仔細檢查每個鏡頭:有時背景閃現了一些旗幟和徽章、某受訪者戴了班傑拉肖像的圍巾、特亞尼博克在兩個鏡頭的背景中閒蕩,但這些對美國觀眾來說並不會有任何意義)。導演葉夫根尼·阿菲內耶夫斯基(Evgeny Afineevsky)竟然選擇了無視生成了他的作品題材的那項因素,這本身就是讓人十分驚訝的事實。

美國的積極佈局

《凜冬烈火》另一個對事實的粗暴扭曲,是它把麥丹運動表現為沒有西方干預的事物。這部片子在對亞努科維奇政權和莫斯科的關係大做文章的同時,把抗議運動描繪為自發的、草根的東西,還有最重要的:它不虧欠任何外國利益。在事變期間訪問烏克蘭的大量美國政客,只在一個10秒長的鏡頭中出現,間幕表示他們是「為了尋求解決當前危機的外交手段,而與亞努科維奇會面」。

然而,證據顯示,美國在2013-14年的冬季動亂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美式橄欖球之中組織進攻行動的四分衛(Quarterback),而不是裁判員。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美國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和美國駐烏克蘭大使傑弗里·皮雅特(Geoffrey Pyatt)的一通被截取和洩露的電話交談。在這次交談中,紐蘭和皮雅特兩位聽起來就像謀劃架構重組的企業高管:紐蘭指示皮雅特該任命哪一位烏克蘭領袖當總理,如何在談判桌上排斥聯合國和歐盟。總言之,制定讓烏克蘭事變以服從美國利益的方向結束的最佳戰略——用十分積極的皮雅特的話說,就是要讓烏克蘭這塊麵包掉到地上的時候,塗上了果醬的那一面是向上的(「jelly side up」)。

這通電話交談是在2014年2月4日被洩露的,在此之前紐蘭和皮雅特已經深度參與了麥丹事變。早在2013年12月11日,他們高調地探訪麥丹上的街壘,派發曲奇餅慰勞示威者。三天後,美國國會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飛抵基輔,向麥丹上的群眾講話;麥凱恩和另一位美國國會參議員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與自由黨黨魁特亞尼博克一同站台。 烏克蘭和西方的媒體都拍攝了這兩次訪問,但《凜冬烈火》這部紀錄片卻沒有把它們記下來。毫無疑問,美國政府高級官員攪局、努力讓烏克蘭「塗上了果醬的一面向上」的事實,是同《凜冬烈火》敘說的「尋常百姓、教師、醫生、環衛工」等等主導運動的故事大相逕庭的。

「我就是個拍電影的,從來都不是新聞記者」

《凛冬烈火》異乎尋常之處,不在於它掩蓋了麥丹事變的真相,而是導演阿菲內耶夫斯基對此的直言不諱。美國提供經費的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在對他的一次訪問中,談及了這部片子「掩飾了」「右派地帶」(Right Sector)的存在的話題——這個新納粹組織在麥丹事變中扮演了十分顯眼的角色,在其後被國際特赦組織指控犯下了酷刑和其它罪行。阿菲內耶夫斯基鄙夷地說:「你知道麼?右派地帶當時其實在同其他所有人一起,爭取他們都想要的東西。他們是這些群眾的一部分。」就像自由歐洲電台引述阿菲內耶夫斯基回應關於他的作品過度簡化敘事的批評時說:「我就是個拍電影的,從來都不是新聞記者」一樣,他的這個答案是語焉不詳的。

阿菲內耶夫斯基在接受Mashable網站訪問時,被問及他為何無視極右派團伙在2014年春殘酷鎮壓烏克蘭東部俄語地區的反對麥丹運動的抗議時,也是作了同樣的回應。Mashable的這篇文章指出:《凜冬烈火》「沒有處理這場革命的很多複雜的問題」,兼「有意識地作出了排除不同觀點的決定。」

阿菲內耶夫斯基排除的「不同觀點」,當然就是指挺麥丹的《基輔郵報》(Kyiv Post)在2013年12月也有報導的,那大約2200萬反對麥丹起義的烏克蘭人的意見。 為了讓美國讀者了解導演這種做法的意義,我們不妨想像,某外國製片人拍攝了一部叫《美國自由之戰》的紀錄片歌頌全國步槍協會,在其中徹底無視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強烈反對全國步槍協會的不同意見。

觀點與宣傳的對立

關於紀錄片該如何準確反映複雜題材的爭議是屢見不鮮的。(最近關於Netflix的另一部原創作品 《謀殺犯的形成》(Making a Murderer)的討論就是一例。)儘管明確的倫理指導方針是不存在的,問題的核心在於製片人可以有多強調某種觀點,而不超越排除某些事實的程度已使其作品淪為宣傳的底線。

排除了關鍵事實的《凛冬烈火》,只能向對於烏克蘭的歷史、政治、地域差異、社會構成和各種語言等問題的了解都極之有限(甚至沒有)的觀眾,提供其看待烏克蘭事態發展的片面之詞。阿菲內耶夫斯基——通過這部因Netflix而被大範圍發行、受奧斯卡提名吹捧的、被宣傳為老幼咸宜的電影——將導致了仍然進行中的內戰和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美俄對立的麥丹事變,用極度歪曲事實的手法、向不了解情況的人們表述為「烏克蘭自由之戰」。在這裏,導演無所顧忌地抹殺了強烈反對麥丹事變的半個烏克蘭——整整2200萬人!同時抹去了參加決戰的並不是熱愛自由的人們,而是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其他新納粹分子的事實。

或許,目睹警察鎮壓基輔示威者後決定排除不同觀點的阿菲內耶夫斯基,也有去烏克蘭東部看看的話,《凛冬烈火》的內容可能會變得不一樣。如果,他在2014年末有到被各種重武器轟成廢墟的頓巴斯(Donbass)逛逛、同被極右派部隊施行酷刑的倖存者會面、和親人被交戰各方的無差別炮擊屠殺的寡婦們談話、還有凝視那200多萬流離失所的東烏克蘭人片刻的話,他或許不會刪除了這些人的存在。可惜的是,當事情發展到那個地步的時候,阿菲內耶夫斯基似乎早就決定了那些人會成為他的故事中的英雄。

《凛冬烈火》之後

在一部紀錄片中要免除極端民族主義武裝、美國政客和2200萬烏克蘭人的聲音等麻煩,需要一絲不苟的、或許是奧斯卡水準的剪接技術;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要消去這些因素,就真的是困難重重了。事實上,在麥丹陣營奪取了基輔的兩年以來,極右派和美國政府對烏克蘭社會的影響力都更加深化了。

各種白人至上主義組織通過與防暴警察打鬥,把握了在麥丹起義中奪取核心地位的機遇;隨即爆發的針對烏克蘭東部的叛軍的戰爭,則讓極右派從各種大小團伙擴張、組織成多個正規營,在新納綷「狼之鈎」(Wolfsangel)的符號和班傑拉的紅黑旗幟下行進。

在長達近一年的時間之中,像《凜冬烈火》一樣差不多完全迴避了麥丹事變的陰暗面的西方媒體,幾乎沒有報導納粹成軍的這種令人憂慮的發展。關於新納粹分子建立了正規軍的各種報導之最終傳進西方,部分歸功於調查記者羅伯特·帕里(Robert Parry)的執著的新聞工作,還有美國國會眾議員約翰·科尼爾斯(John Conyers)和泰德·約霍(Ted Yoho)的關注,他們在國會提出了一項修正案,禁止美國政府資助臭名昭著的亞速(Azov)營。 這支部隊由比列茨基領導的其中一個組織所建立,被《紐約時報》稱為「公開的新納粹分子」《今日美國》對此亦有報導

極右派這些擁有官方或半官方身分的武裝,除了在烏克蘭東南部殘暴鎮壓持不同意見的群眾之外,還積累了駭人聽聞的侵犯人權紀錄。極右派的幾支部隊,被國際特赦組織指控犯下了酷刑、綁架、謀殺和其他戰爭罪行。在若干事件中,極右派武裝對政府發難,同警察和民族衛隊官兵衝突、造成人命傷亡。正如部分評論員指出,基輔對這些極端民族主義武裝的控制,在最好的情況下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政治層面上,紐蘭和皮雅特的謀略成功地讓美國對烏克蘭施加重大的影響。《彭博》專欄作家列昂尼德·別爾什德斯基(Leonid Bershidsky)引用備受認可的烏克蘭調查記者謝爾蓋·列申科(Sergei Leschenko)的報道稱:「皮雅特和美國政府對烏克蘭的影響,達到了該國獨立以來的最高點。」去年8月,在皮雅特和紐蘭的看管之下,烏克蘭國會勉強地通過了一條不得人心的憲法修正案,整個立法過程都在美國的高壓下進行。美國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曾表示,他同烏克蘭總統彼得羅·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談話的次數,比和自己的太太更多——這在笨拙地嘗試開玩笑之餘,也承認了華盛頓對基輔的介入。

《凛冬烈火》接近尾聲的時候,一名年輕的活動家這樣說:「在23年期間,我們只有紙面上的獨立,但現在⋯⋯獨立終於成為現實了。」在2015年末,隨著民眾對於麥丹政府日益幻滅的各種徵兆浮現、極右派發動政變的危險上升,美國支持的基輔政府比前總統亞努科維奇被推翻時的民意支持率還低。看來,像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一樣,美國民主的種子在基輔並沒有找到肥沃的土壤。

以上就是《凛冬烈火》對事實的無情嘲諷。像西方大多數對烏克蘭的報道一樣,這部紀錄片故意向西方展現了神話般的、粉飾了的麥丹「革命」:一場完全由熱愛自由民主的人們所組成的運動。而今,這部神話所無視的那些因素,正在威脅烏克蘭實現自由民主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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