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

　02

　　关于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我们知道，您对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深入的了解，您能谈谈苏联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吗？

　　●：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不能回避在西方和东方皆鲜为人知的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和后苏联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成就。

　　下面我谈谈在我看来对完成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研究成果。

　　一是已经提到的为辩证法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伊利延科夫学派”撰写了具有世界水平的专著，揭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内容与潜力。该方法揭示了从整体上反映发展中的社会制度关系的各个范畴的全部内涵。正是这样，才最终建立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范畴体系。也只有以这一方法论为基础才有可能创作出在内容上可与《资本论》相媲美的学术著作，刻画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矛盾复杂而完整的制度性特征。没有这种系统性的研究，左翼力量经济政策(包括国际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就只能是战略上未经验证的。

　　辩证法的矛盾理论研究同样重要，因为左翼的当代理论与实践中的形式——逻辑实证主义结构的淫威，会将他们引上盲视之路，或者往好里说，是色盲之路，他们看不到当代世界现实矛盾体系中色彩与色调的多样性。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扭曲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该研究指出，处于现象表面、事实与感受、统计与经验之中的当代世界，是其被曲解的虚假的一面，类似于“反转”的一面。普通人视野中看似正确的东西，实际上，究其深层内涵，可能竟是假象。例如，拜物拜金主义就创造了一幅扭曲了的世界图景。在这一世界中，生命的最高价值是金钱和名牌服饰。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者知道，这是扭曲世界、变形世界的事实，而进步的真正内涵恰恰在于证实真善美的理想，纠正“扭曲世界”，而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中所有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成千上万的普通战士都曾为此而战斗。

　　二是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人和个体的社会哲学与社会心理学理论领域奉献了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列昂季耶夫学派和维果茨基学派表明，人首先是主体以及社会活动的产物，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对抗性社会体制中，包括市场和资本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操控等在内的客观的社会异化力量的玩物。继马克思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同自己的外国同行的交流中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阶级结构那里，人的价值和动机各不相同，社会可以也应该创造条件，不仅是为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也要为了人在同他人的交往中自由和谐地发展。未来的目标是什么?不仅要提高消费水平，而且还要创造条件让劳动的快乐以及对内容丰富、创造性的、基于互助关系的劳动的需求逐渐成为现实;人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多，但这些时间不是用来购物和观看致人低能的表演和游戏，而是用于从事有益于人的身心进步的文化事业。

　　无论在今天保证每一个人都享有不失尊严的物质生活条件有多么重要，未来的理想都应该是能从战略上吸引人，并能引领人进入“自由王国”，而非止步于富裕的生活。这一理想可以也应该是非个体的理想，即是全体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理想。这也正是中国革命与俄罗斯革命、墨西哥革命和德国革命的英雄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是马克思本人毕生为之笔耕不缀的理想：“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

　　谈及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可以说，该学派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展。比如，在讲俄语的国家和地区联合了几百名专家学者，并在俄罗斯和世界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其主要成就如下。

　　第一，社会经济转型的辩证理论。其主要成就有：首先，它不仅揭示了进步，也揭示了逆行转型——反改革、反革命的规律，阐明了后者的原因与后果。比如，17世纪末到18世纪的意大利，从文艺复兴宣告的市场、民主和个性自由转向自然经济、绝对主义和等级制。在此基础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苏联产生并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苏联的本质、成就和矛盾，以及可以而且应当从“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的“教训”的理论模型。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的文本体系，构成了未来全面刻画晚期资本主义关系与矛盾体系特征的著作的导论。其次，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该学派的学者揭示了当代市场作为一种关系体系的本质。当代市场与其说是专横的私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毋宁说是操控消费者、更弱小的生产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企业网络之间的关系。此外，这个市场越来越像一个不是生产和销售有用的财富，而是生产和销售无用的符号、虚假商品的空间。

　　第二，21世纪的货币正在发生变化，正从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变成虚拟金融资本的产物，资本则因实体部门资本金融化过程的扩展而受制于自身。

　　第三，在当代条件下，资本不仅受制于自身并剥削产业雇佣工人，而且还建立了一个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框架下，(1)“核心”剥削“边缘”，攫取帝国主义的租金;(2)金融资本剥削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攫取内部租金;(3)全球资本剥削世界文化，攫取智力租金;(4)全球资本剥削人类的自然资源，攫取自然租金。

　　所有这一切让当代全球资本越来越具有寄生性，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同时正在为社会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创造前提。

　　以上所述，仅是对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小部分成果的简要概括。该学派活动的成果，与苏联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样，我们都会非常高兴地介绍给中国同志和世界社会科学界的同志。

　　03

　　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您能谈谈您怎么看待中国经验、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吗？

　　●：我看到，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领导人一如既往地提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任务，在中国大学里创建(或重建)马克思主义院系。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诞辰200周年之际，在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命运的时候，回避且不去分析中国经验，将犯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非汉学家，但常到访中国，与中国同行密切合作，对这一问题思考颇多，因此我想给中国同行重复几个观点。

　　首先，我想强调，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几十年时间实现了巨大的经济飞跃所取得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今天，世界各国具有各种不同理论观点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专家学者都在积极研究中国经验，俄罗斯亦高度关注中国经验。俄罗斯大多数认同社会主义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逐渐转型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私有制经济成分与公有制经济成分相结合的道路，比俄罗斯实施的对计划经济彻底破坏的方式(所谓的“改革”)，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事实证明了这一结论。

　　其次，中国同行看到了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现实矛盾，这很重要。首先是公平公正问题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同样重要的还有，要考虑到市场经济会导致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论证的拜物拜金主义等现象的产生。其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消费主义和时髦跟风盛行;另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追逐货币财富，不计代价地追求资本积累。

　　同一模式的两个方面：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任务背道而驰。因为，后者更崇尚构建互助关系，提高社会积极性和热情，强调社会和文化价值。消费主义以及市侩思想盛行，是造成苏联体制危机并瓦解的原因之一，希望这能引起中国同行的关注。

　　上面所述并不意味着，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进程中，就应该放弃利用资本主义商品关系，我也绝无此意。作为在建立新型社会关系过程中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它们仍被需要。何况，一方面，旧体制蕴含着新制度产生的要素;另一方面，新制度内部必然保留旧体制的某些元素。这是新社会制度诞生的总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经济转型的基本规律。

　　市场(用马克思主义用语表述是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不是提高生产率的中立的社会经济机制。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从中会衍生出社会不平等、私有制价值观、人与人的异化、拜物主义和消费主义以及忽视公众利益。我想强调的是：市场与资本就像一只老虎，如果人强大的话，它可能是一只驯服的老虎;但如果人软弱的话，这只老虎就会有让人致命的危险。如果社会主义方针处于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关系就会得到加强，而市场与资本就会在社会监督之下运作，只是不要忘记，它们有危险且就其本性而言，与“自由王国”的关系相对立。或许，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恰当的比喻：市场和资本类似于蛇毒。如果毒液剂量用得合适，并有知识渊博的专家进行监督(在市场情况下，则指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那么毒液就会有益，是治病的药物。但是，如果增加剂量，死亡就会来临;用得太少，病情就会加重。问题的根源就在这个辩证法中。

　　谈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我们希望，将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学能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国拥有做成此事的全部必要前提条件，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据我们所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思想文化发展趋势都在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确是研究和制定切实可行方案的强大方法论和理论工具。善于并创造性地，但同时还要恰当地利用这个工具，这非常重要。

　　一方面，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唯一的、硬性灌输的社会科学学说。它可以也应当在同其他社会思想流派的创造性竞争中得到发展。重要的是，不要让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绝开来。创建马克思主义院系的同时，加强在“普通”院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教学，让大学生们能够自由地比较马克思主义和属于社会思潮“主流”理论的西方经济社会理论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指出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在世界绝大多数大学和科研中心，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不只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而是仇视它的社会理论。因此，曾留学国外的中国学者极难抵制这种敌对的全球环境，有鉴于此，他们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武装。中国要支持外国科研中心和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学计划，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从整体上有助于社会进步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球发展，这正在变得极为重要。

　　同时，我也很想提醒中国同行：不要犯苏联党和国家所犯的错误。过去在我国，苏共领导层非常严格地用官僚手段组织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的创造性研究工作，绝不允许对党的领导人的讲话的正确性产生任何怀疑。这导致阿谀奉承的教条主义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无法警告苏联的共产党员和公民，执政党的在册权贵已经腐化堕落，而预警苏联有因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而解体风险的批评性言论和文章亦被禁止了。

　　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是一个更加消极的现象。这尤其使高年级中学生和大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产生了特别消极的影响：学生们开始逐渐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它的内容，而是因为教它的都是些呆板的教条主义者，他们脱离生活，不想诚实地、认真地分析现实矛盾，取而代之的是固守教条、复述党的文件中的套话并以此为根据编写教科书。所有这些导致苏联年轻人大多对马克思主义持消极态度，尤其是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情况更甚。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进行自由的科研与教学活动，以及他们能够同党的领导人进行公开与坦诚的对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成功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保障。

　　▲：最后，请谈谈您对未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合作寄予怎样的期望？

　　●：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中国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了“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俄罗斯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21世纪马克思”国际学术论坛，等等。从推动人类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视角看，这些活动都是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学者的对话，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帮助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制定切实可行的举措。

　　加强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未来的合作也同样重要。因此，我想建议所有举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的组织者，要特别注意提升软实力，提高运用网络的能力，以便协调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心与马克思主义网站的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方向和靠近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期刊的活动。尤其是以下几点。

　　(1)创建永久工作的信息网络(网站)，链接世界上主要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网站的所有活动和倡议信息。

　　(2)定期举办马克思主义期刊主编会议，以便更积极地促进定期出版的期刊之间的交流，协调主要出版物，构建统一辩论空间，积极引用对方文章，进而提高这些期刊在世界知识界的作用。

　　(3)确保召集主要大型国际活动的协调工作。主要有中国的各类马克思主义论坛、“历史唯物主义”的会议体系、左翼论坛(美国)、在莫斯科召开的各类年度马克思主义论坛等活动。

　　(4)利用中国作为强国的实力和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引入社会思潮的“主流”空间，包括举办大型国际经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论坛和会议，以及其他论坛和会议。要知道，今天，在这些论坛和会议上，占主导地位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

　　通过上述四种方式，可以极大地改变当前马克思主义学界各自为政的局面，提高统一行动的有效性。

　　作为访谈的总结，我想强调一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左翼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是制定理论上有据可依、思考缜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是各个社会组织，还是每一个人作出历史上有据可依而又面向未来的切实可行的、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决定的强有力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价值正在于此。

　　(译者：陈爱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