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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澍基的“反资反殖论”及“过渡时期论”看香港的困局与出路 ...

2019-11-30 01:0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063| 评论: 0|原作者: 梁韦诺|来自: 察网

摘要: 曾澍基大力批判港英殖民时代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指出当时的政治制度异常落后,只代表英国及本地少数资本家的利益,与普罗大众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时的经济制度,曾澍基则批评是“高度垄断的”,“其垄断程度在西方也是少见”。

四.“过渡病症”:反资反殖任务的缺失

然而,历史发展并非尽如人意。

政治方面,虽然“回归”后的政制民主化程度比殖民时代的政制高,例如港督是委任的,而行政长官是由选举产生,但总体上香港仍然是半民主政体,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到目前为止仍未能以普选产生。

更甚的是,根据刘兆佳教授的分析,现时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提名及投票产生,其中商界与专业精英占相当份额,而立法会的功能组别议席及分组点票机制,亦导致政府加更依赖资产阶级,后者获得更强大的政治权力。因此,刘兆佳认为,港府的施政路向比殖民时代更多的向资产阶级倾斜。

民间一直推动政改,希望达致“双普选”,而中央亦相当有诚意落实。然而,民间对政改的叫价越来越高,只追求“最优”方案,提出的“真普选”甚至有意与中央争夺管治权,结果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被否决。这正正是由于大众考虑政改方案时缺乏“一国”意识,只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忽略中国的整体利益,将香港视为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实体,导致政制改革变成零和博弈,双方毫无妥协余地。政改停滞不前,导致香港政府的认受性持续低落,中央亦成为港人眼中的“民主的敌人”。在亲帝势力以“民主/独裁”的煽动宣传之下,进一步加剧港人对中国的敌意。

经济方面,为了更快地追逐更多利润,在香港拥有实质决策影响力的大资本家纷纷将资金大量投放在非生产性投资之上,进行炒卖投机的短期行为。香港政府为求稳定,陷入“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现状主义”,奉最低度主义为管治哲学,没有担当扶助工业及财富分配的角色,导致“维持现状”变成“自由放任”极端资本主义的延续。

结果,香港的产业升级停滞不前,产业结构向金融和地产业严重倾斜,陷入“曼哈顿化”,竞争力持续流失,而高租金及高房价又反过来强化“曼哈顿化”的趋势。因此,曾澍基认为,香港将会出现“二元经济”,经济的“曼哈顿化”与“第三世界化”同时存在,经济结构亦出现贫富悬殊!一个二元对立的社会亦随之而出现。

此外,“一国两制”使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无法完全跨境自由流动。即使中央竭力加强中港两地的生产要素流动,但由于香港自身的竞争力不断流失,无法发展高增值产业与内地城市竞争,导致无法吸引高质量的生产要素流入香港。即使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亦只会出现净流出,使香港经济不断陷入萎缩,陷入“困笼经济”。

然而,香港与中国的融合过程并不会因香港的自困而停顿。在内地经济高速发展与香港相对衰落的此消彼长情况之下,两地出现“非对称融合”,香港面对着边缘化的危机,而“中国因素”被亲帝势力渲染成洪水猛兽,视之为导致香港经济衰落的黑手。

因此,曾澍基认为“香港面对的明显的是历史的困局:根源是过渡病症”,“经济的巨变与经济政策的不变,可能会在九七之后带来严重的后遗症”。

九七年“回归”至今,这二十二年以来,“过渡病症”一直困扰着香港。产业结构空洞化,严重偏向金融及地产业,垄断资本控制着整个香港经济。虽然董建华主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及“八万五建屋计划”,可惜生不逢时,在金融风暴及SARS冲击之下夭折。错过了改革的黄金机会后,纵使曾荫权提出“六大优势产业”、梁振英提出“适度有为”,以及林郑月娥提出“理财新哲学”,但“过渡病症”这个顽疾并非短期的小修小补就可治愈,需要不怕艰辛、有决心与各种癌细胞斗争、长期下重药才可根治。结果,极端资本主义“现状”在各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和口号之下得以维持,并加剧各种极为严重的深层次问题,包括贫富悬殊不断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就业及向上流动的机会不断减少,使香港市民尤其青年失去信心及希望,社会充满不稳。

五.反殖的缺失导致矛盾转化

更严重的是,深层次问题导致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不断拉远。

不要忘记,除了反资,反殖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目标。本来按照曾澍基的设想,反殖的目标是“与中国复合”。换言之,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反殖的任务理应完成。

然而,九七年回归以来,香港一直缺乏“去殖民化”。由于“一国两制”的妥协性,上层建筑的殖民性仍然被保存下来,部份更被亲帝势力占主导地位。

镇压性国家机器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基本法》廿三条。香港政府一直无法完成《基本法》廿三条立法工作,导致港府无法利用法律维护国家安全,导致香港成为亲帝势力的“颠覆基地”。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方面,港府一直无法推行国民教育,但学校仍然采用殖民时代“去中国化”作为内容的教材,加上反共传媒大肆渲染,使香港人民缺乏国族认同,并非常抗拒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自认“香港人”而否认“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趋势持续上升。他们并不视殖民历史为耻辱,反而向往殖民时代,视香港回归中国为“沦陷”。在反修例风波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示威者高举英国旗及港英旗,高呼“光复香港”。有组织更主张,根据三条不平等条约,英国绝对有权收回香港。正正是“去殖民化”的缺失,这种可耻的亲殖意识形态才能够不断影响着香港人民。

无疑,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民怨,但吊诡的是,民怨针对的对象并非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或资产阶级。

亲帝势力透过教育及媒体等领域,向民众散播“反中”意识形态,将深层次问题的主要成因歪曲成“中国因素”,以吸纳巨大的政治能量。例如,公共房屋、医院床位及大学学位供应不足,被媒体歪曲成内地来港新移民及内地学生抢夺资源而造成。

结果,民众形成强烈的恐中拒中思想,导致香港与内地融合的过程中,任何欲拉近香港与中国距离的措施及政策,皆引起市民歇斯底理地反对,稍有不慎便会爆发重大的政治危机。

六.香港往何处去?

这次政治风波已经向我们发出警告:仍处于过渡时期的香港,正在不断远离过渡时期原定的目标,香港与中国的距离越走越远,两地复合的过程变得更加崎岖、更加疏远。这反映出“现状”已经不可能勉强维持下去,必须作出改变。

为防止将来出现更为严重的政治危机,避免出现逼于无奈的急促式“回归”,中央与港人都要把握这个“契机”,改变“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心”的困局,重新推动反资反殖任务,如曾澍基所言,这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反资”方面,现阶段政府理应压抑金融地产垄断资本,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加强财富再分配,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以平衡产业结构及缓和社会矛盾。同时,香港必须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资源流动,突破“一国两制”所造成的困笼经济。需要注意,“反资”并不代表要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代表要将生产资料公有化,这种“左”的错误思想与改革开放战略相违背,将会严重损害香港本身以至整个中国的利益。

“反殖”方面,必须加强爱国势力的“阵地意识”,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爱国势力要积极主动与亲帝势力争夺上层建筑的不同领域,掌握舆论阵地及意识形态领导权,政府亦要积极推动国民教育,加强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重建港人的国族认同,消灭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待意识形态成熟后,逐步推动政制改革,改变现时向资产阶级倾斜的“半民主制度”,建立中央与港人有互信、有共识的民主政制。

只有重新推动反殖反资任务,才能重拾过渡时期的初心,拉近香港与中国的距离,使香港顺利融合到社会主义主体。

现时,中央已经高度关注香港的深层次问题。7月29日,港澳办就香港局势举行首次记者会,会上发言人就提到“香港当前确实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动等”。在9月3日的记者会上,港澳办发言人更明确指出修例风波“折射出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随即提出将会邀请专家、学者等人就深层次问题“做独立研究及检讨”。

《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以及中央政法委公众号《长安剑》亦先后发文,指出香港的高房价、贫富差距大、青年难以向上流动等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胡锡进指出香港的民生问题是“过于极端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中央政法委更直言,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更加紧迫,这关系着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关系着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关系着香港的未来”。

由此可见,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已经得到港府至中央层面的重视,但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自己的决心,因为只有香港市民愿意与中央同心协力,将矛头指向垄断资本及极端资本主义制度,香港才能走出困局。正如曾澍基所言:

【“无论如何,谁也不会天真到认为一个理想的过渡体制会自然降临,它只可能是我们争取的结果。”——《民族主义、回归与改革》】

【梁韦诺,香港中文大学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社会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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