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作为非洲思想界的CODESRIA 因为杭州聚会的缘分，亚际书院的同仁2015年6月初受善沐.莫犹教授邀请前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参加了CODESRIA三年一次的大会。此行可以说是对非洲批判性知识殿堂的进香吧。初次来到非洲，难免兴奋、紧张。四百多人的大会从6月8日起连开五天，早上九点到傍晚六七点，与会者认真严肃，相互论辩。不同世代、族群、国籍、性别、立场之间的交锋张力十足，尽管“学术语言”复杂多样(从头到尾必须挂着耳机听英语、法语之间的同步翻译)，讨论却能保持基本的互信与尊重。这样的批判性知识社群的文化该是过去四十年逐渐形成的。我们访问了长期参与其中的核心组织者，也访谈了年轻世代的新进成员，发现CODESRIA具有很强的辐射力，在不同层次广泛地影响了知识的生产。 CODESRIA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思想社群，不仅持续存在、蜕变、传承，更难能可贵的是，它通过长期积累，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非洲现代知识传统的一支主干。 会议当中，“中国在非洲”是一直出现的问题，也是CODESRIA成员长期关心的问题。他们看到的问题比非洲外部的所谓观察家复杂很多，正正负负，还在变动当中，不可妄下结论。在非洲知识团体的语境中，中国在非洲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一同前往的来自东京的池上善彦也得一起面对。然而我们在现场也清楚地感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知识界与非洲思想界之间没有互动，更没有理解，在彼此陌生的状况下，根本不可能共同思考这些棘手的问题，更别说在论述上共同介入政经过程。另外，欧洲观察家聚焦中国在非洲，指责中国为殖民主义，但是我们要问：第一，抛开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惨无人道的戮杀历史不予清算，中国与亚洲诸国何时对非洲进行过同等的残暴宰制?第二，中国在非洲的争议在于将大量劳动力从大陆直接带到非洲工作，在工程建设完成后就离开，相比欧洲白人的大量移住民(settler)进入非洲大陆，以特权造成种族矛盾，又是在什么立场上可将中国称为殖民主义?第三，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长期在非洲投资，更别说最为大宗的投资来自于欧美，为何突出中国，进行无谓的攻击?第四，亚洲与第三世界资本近年进入非洲，提供给当地“讨价还价”的空间，对欧美资本造成竞争性的冲击——如果你欧美不能开出更好条件，我们就跟中国/第三世界合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欧美观察家难道不是在替自身所属的“民族资本”进行辩护吗?关键在于，欧洲、非洲、亚洲/中国的学者要有充分的发言权，必须对非洲各地进行落地的研究调查，对非洲工人、政府、资本进行访查，才可能厘清真相。 总之，开始建立非洲思想界与亚洲之间的连带，特别是与中国思想界的互动，是没有把握而又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亚际书院规划展开“亚洲在非洲，非洲在亚洲”行动方案。为了更有效、更广泛地让亚非两地的人们贴近真实，亚际书院将跨越传统学院的调查研究，请长期一起工作的韩国女性主义导演、学者金素荣掌舵，于2016年8月带着摄像机一起进入非洲，从亚的斯亚贝巴经过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到达南非角城。金素荣曾于2015年展出得奖纪录片《城市漂浮录》(Drifting City)，连结了非洲人在香港、广州与南韩安山地区的生活状况。作为采拍的基础，之后或许会增加深度新闻采访报道的团队，让亚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民众有深入认识“非洲在亚洲，亚洲在非洲”的机会。 七、武藤一羊的东京讲座：从万隆到德班 2015年7月底来到东京，配合着亚际书院年度讲座(板垣雄三教授主讲)与青年学者论坛的契机，东京办公室的同仁邀请到亚洲思想界、运动圈的前辈武藤一羊，针对万隆六十年主讲他个人50年代至今所参与的人民运动。 武藤的演讲拉开了一个历史的轴线，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到2012年德班的反种族歧视会议。原来我一直认为坚持“人民运动”是像武藤这样的运动者一贯的理论与实践的立场，特别是在日本近代史的语境中运动圈对于战前、战后国家的不信任，是形成这一基本信念的天然土壤。但是我从他的演讲中认识到，他那一代人到了50年代深为万隆会议所触动，对于这些有巨大民众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站在一起挑战殖民主义的左翼反帝运动，有很深的期待。然而，万隆会议所带来的诸多效应中，资本主义阵营的反扑导致了整体世界的变化。1965年至1966年印度尼西亚的清共大屠杀是逆转的关键，从此东南亚区域右转，是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失去支干、逐步弱化的转折点。同时，参与万隆会议的原先左倾的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独裁者，有的因不愿放弃权力而长期执政，使许多运动分子彻底失望(何以发生这样的现象还有待商榷)，从此转向人民运动，武藤所代表的立场或许是这样才确立的。所以说，今天人民运动形成的基调，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简单理论立场的推演。我这一代人当初会接受“人民民主”的民众运动路线，其实已经有了历史的前身，只是知识短浅，没有跟过去接上线吧。 武藤先生提出的过去五十年的变动，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人民运动的基本条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他在亚洲各地推展活动时，能否入境是不可测的，到了论坛的现场，也普遍受到官方情治系统的监控，会议随时可能中止，运动分子遭到逮捕是经常发生的事。90年代以降，整体而言亚洲地区对运动高度压制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虽然越界的“政治活动”依然有其敏感度，但人民运动的空间大了很多。然而，相对于国家机器之间的结盟所形成的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或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机制、民众运动的区域性连结依然相当薄弱，就算相对有连结上的积累，也没有强到可以脱离与国家、资本、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与上层精英)的协商关系而实现相对自主。例如，日本民间小团体的长期积累、韩国的民众运动与市民组织的相对庞大，乃至于下面将看到的印度尼西亚崛起中的人民运动，都还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要如何在民族国家管制下创造越界结盟的新条件，依然是很大的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在战后国家民族主义从50年代起逐步吞噬民众反殖民民族主义力量时，以武藤一羊为代表领导的“跨界民主”人民运动承接了万隆国际主义精神。在亚洲/第三世界的批判圈中备受尊重的武藤一羊先生从70年代起就开始游走于亚洲各地，开展连结的工作，在日本内部参与组建了不同的民间机构与团体，如AMPO杂志、亚太数据中心、自由学校，至今还活跃于共同创办的民众规划研究群，出版刊物与专书介入社会。80年代末期他发起民众对21世纪的规划的大规模连结，提出“跨界参与式民主”的方向，核心思想在于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直接互动。武藤先生的工作横跨思想、社运与教育，纵跨五六十年，是东亚战后民间越界连带的开创性人物。未来以他为线索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是重要的工作，亚际书院核心成员、东京《现代思想》前总编辑池上善彦所参与的工作团队，正在认真落实整理工作。 八、万隆、牙律的人民运动 1998年启动的亚际文化研究双年会(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Biennial Conference)，至今已经是第九届了。这个团体组织相对松散，轮流在各地开会，大致都为支持当地朋友们正在建立起来的机构或学程(program)。负责筹办的单位有很大的自主空间，以在地的“文化”形式来组织会议。将近二十年下来，这个团体或多或少有了些积累，人脉关系不断扩展，而且有批老朋友会按时来聚会，所以不论到哪儿，总是有些回家的感觉。8月初我们到了印度尼西亚泗水的爱尔榔嘎大学也不列外，地方是陌生的，人情却是熟悉的。随着年岁的增长，不知不觉中会议也会出现些场次是以纪念的形式讨论刚刚过去的友人。包括2014年离开人世的Stuart Hall与澳洲女性主义人类学家金尼•马丁(Jeannie Martin)，是很多圈内朋友的旧识，几场论坛是围绕他们二位的人格、风格与著作来讨论的。来到了印度尼西亚，重提“万隆/六十年”也顺理成章。亚际文化研究的圈子，特别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年轻朋友，不太可能轻易忘掉第三世界的连带。圆桌论坛招来四面八方很多关切万隆议题的与会者，特别是青年学子。或轻或重，议题的火苗得继续烧。 结束了泗水的行程，我们一行十人在印度尼西亚朋友的安排下，来到了万隆地区。除了参观亚非博物馆外，还有缘走访了牙律地区的农村，看到农民联盟(SPP)的占领运动，并有机会与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联盟(简称“印民联”)交流。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走访的农民运动已经展开了二十多年，成果丰硕，却没有受到国际农运的瞩目。二十多年来，农盟通过在村子里建立民办中小学校的方式，与民众紧密结合，组织工作自然而然在生活中扎根。农村里的工作留住了劳动力，村民富了，精神生活恢复了，素朴的人际关系重新活络起来，农盟组织也逐步壮大了，并开始规划小区的医院。 参访过程中也浮现出好些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农地占领运动。我个人对于土地问题没有研究，过去看到的是农地大量流失的现象，现在全球性资本以各种形式对土地进行掠夺，在非洲大陆表现为跨国资本对土地的争夺(scramble);不论是因为政治、经济的结构调整性因素还是由于国家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作用，“都市化”或是农村城镇化成为主导型的思想、规划与实践。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反抗的力量在第三世界各地大规模涌现，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土地占领运动或许可以在同一个脉络下来理解。然而，我们参访的牙律地区农村的动向似乎扭转了既有的印象，为我们提供了另类思考的可能性：农运不仅有效地与资本及国家对抗，更在农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院、宗教机构等层次运作，同时建立起相互呼应的辅助系统(工会组织、农民学校、合作社、产销机制、研发出版，乃至进入政党、议会等)，改变了农民的生计，农村也富庶起来，创造了农民留在农村生活与工作的条件。像这样能够在几乎所有相关的场域中建立阵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运动的危机在于土地长期使用的稳定性，一旦运动能量减弱，国家与资本的力量很可能借机反扑，吞噬已经取得的成果。因此关键在于当特定时空中国家的(阶级或是其他社会)属性有利于运动时，强劲的运动能否把握契机，将成果转化为建制化的设置，透过国家来正当化、合法化农民为求生存而有效使用(公有或是尚未使用的)土地的权利。无论如何，农民联盟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能够创造客观条件，农民、农村、农业是有前景的，都市化、工业化不是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地区，更要有前瞻性的思考。 然而条件的创造不是凭空的，必须在既有社会生活的土壤中操作。这次参访让我们看到伊斯兰教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这股宗教力量不能过度上纲作为解释的架构，但是也绝对不可轻视。村民的作息为每日的宗教仪式与连带的生活细节所结构，运动组织必须在这个结构中操作，并与之协调。如何更为积极地辨识伊斯兰教在社会机体中的动能，如何取得宗教机构的认可与支持，是成功的关键。 接下来的参访中，我们发现农民联盟的运动是更大范围人民运动的一个环节，并强烈地感受到印度尼西亚整体的人民运动正在起来。印民联包括工、农、女性、原住民、渔民、环境等运动，组织已经从90年代末期开始走在一起，至今成员估计达到七八十万人。当然，我们看到的是结果，需要深究的是它能够聚合在一起的动力与轨迹。只有把握了结盟形成的历史纵深，才能展望它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估计佐科维新政权的上台会为运动的扩大发展提供滋养的土壤，但是过去亚洲地区政权更替的经验也难免让人担心：新政府是否会开始大量吸纳运动能量，造成日后运动的崩解，而印民联又将如何回应?在政治关系上，它如何思考与其他政党的关系?它有可能在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中创造出新的政治形式吗?印民联的国际观与世界观是什么?万隆的第三世界精神对运动组织还具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吗?印民联的核心成员与领导人都是中生代，四十出头，草根基层干部也大都二十岁上下，更别说农民学校里的孩子们，后继有人，他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我们这些外来者能够与农盟、印民联之间很快产生共振，主要是带着自身过去在各地活动的轨迹吧。大家没有公开谈，但是相信都立刻闻出印民联浓浓的左翼底色。1965年清共大屠杀后，左翼从此成为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政治禁忌，至今组织共产党还是违宪的。过去五十年间，印民联成员的前辈们如果还活着，就得长期沉潜，最多只能在文化岗位上传承火种。我们碰到的中生代大概是在半地下的状态中匍匐前进。印民联能够在90年代末期冒出水面，应该得益于七八十年代的积累，同时也或多或少承继了1965年以前解放人类的想象。把问题颠倒过来问：1965年印共的力量庞大，是中共以外最强劲的左翼政党，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屠杀，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乃至亚洲区域会是什么样的格局?武藤一羊先生2015年8月在东京讨论万隆会议时指出，1965年是重要的分水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1965年的屠杀事件制约了印度尼西亚及整体区域政治(乃至全球大局)的走向，在这个意义上，1965年没有过去，要了解世界现在的长相就没法不去了解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人民运动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同时发人深省。同样的扫红运动在亚洲各地展开，包括南韩、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相较之下，印度尼西亚左翼的清除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这难道可以解释它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的复苏吗?还是年轻一代早已丢掉左翼的包袱，在骨子里承继过去却又能开放地面对现实?而相较于其他地方，台湾地区左翼的力量是最为薄弱的，这又该如何解释?无论如何，这些地区没有被打开的左翼历史禁忌，看似孤立却是相互关联的，都脱离不了全球与区域冷战的构造。一旦跨越民族国家的框架，人民运动要越界连结，就必须重新开启那段被封存起来的共通历史，如此也才能充分解释走到今天的关键转折点。特别是从印度尼西亚内部的历史轨迹来看，1955年万隆会议与1965年大屠杀具有内在的联系。六十年后重返万隆，必须清理、面对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可分割性，重新定位它们在区域史、世界史上的意义。 万隆留下的资产或是所谓的万隆精神，既不是也不应该是由左翼思想所垄断的，1955年万隆标示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是以反殖民、反帝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精神。当时各地形成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色彩，两者之间不相矛盾，在两者摆荡的张力中存在着更为宽广的第三世界前/殖民地之间团结的想象，也才跨越了左右的区隔。但是六十年后的今天，民族主义萎缩到民族国家的内部，国际主义团结连带的成分退位，而各自以自身的利益对世界发言。今天重访万隆，我们必须纳入参照的是非洲至今依然深入人心的泛非民族主义(Pan-African nationalism)。它的民族主义所指的不是非洲个别被殖民者切割出来的民族国家，而是深刻认识到民族国家是殖民者的发明，民族国家的各自独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非洲能够团结起来。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没有泛非洲主义为前提是不成立的，所以提出以非洲作为整体、独立自主的要求。可见泛非主义不是简单的区域主义，而同时是国际主义。如果民族主义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它还在人民运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那么要如何重新打开民族主义既有的国际主义面向，重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Third World nationalism)，重提以亚非拉连带为想象的“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乃至于重新点燃当时存在其中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Third World socialism)精神，是万隆六十年对我们的召唤。藉此跨过以民族国家为本的民族主义，才可能摆脱困境，走出宽广的道路。 对亚际书院的同仁而言，不仅要在“亚洲”的延长线上持续建立第三世界的视角，乃至于知识体系之间的参照，更要以CODESRIA、CLACSO、ACSS为学习的榜样，建立起亚洲次区域之间、跨越民族国家的知识视野，才可能透过逐渐形成的平台机制与知识连带网络，克服各种“内部”情绪制约，相互打开内部被遮蔽或是无法讨论的问题，创造出更具开放性、解释力、解放性的知识。 九、台北的天空 活在台湾有着一种难以说清楚的无奈感，因为历史的交错，她跟第三世界意识失之交臂，1949年以后被绑入美国主导资本主义阵营的一方，与中国大陆陷入“汉贼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中，只要有中共/大陆在场就不会有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55年的万隆会议不只有美国的从中破坏，还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透过第三世界的支持重返世界舞台的一大步。面对如此重要的亚非前殖民地共同搭起的连带网络，台湾不仅丧失了参与其中的契机，更从此丢掉了第三世界的自我定位，就像冷战对峙中割掉了左眼那样，至今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前殖民地的连带与认同，少了这层视野，也就自自然然地形成依附强权的世界观。虽然70年中期起，零星的努力不断出现，但是四十年来台北批判圈从来没有正视、认真看待这个缺席对思想界造成的盲点。台北的天空如此亲美、亲日与反中，正是具体的表现。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透过台北论坛来灌溉土壤，让年轻一代有机会通过理解历史的万隆，或许在未来能够慢慢长出第三世界的眼睛。因此，这场论坛在规划上与前面所有的活动不同，讲者的主要构成是工作小组的年轻成员。尼拉•屋塔米(Nila Ayu Utami)将重点放在1955年万隆会议出现的动力与轨迹上，以印度尼西亚自身的历史处境为起点。由郭佳接棒拉开战后的国际环境，指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内外所带来的有形无形的效应。我们请来了80年代中期进入《人间杂志》，后来长期推动民众剧场的钟乔，追溯台湾战后曾经出现的第三世界思想资源，透过他亲身参与具体的人事与当下重新接线。参与农运的小组成员陈莹恩报告了这次参访牙律地区对印民联的认识。我个人对这次系列活动中的学习与体会做了回顾。论坛的第二天下午由音乐人王明辉引领大家进入泰国70年代以后的政治运动所孕育出来的极具影响力的民众音乐。至于这样的论坛在台湾是否能延续、打开第三世界的视野，是艰难的挑战，我们只能是怀着撒种子的心情努力，承续着陈映真先生开启的第三世界道路继续前进。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沟口雄三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启发。 十、冲绳基地斗争的日常生活化 2005年11月来到那霸，跟过去一样，冲绳再度处于“紧急常态”。安倍政权不顾当地民众的反对，坚持开挖新基地，于是运动进入抗争动员状态，作为新基地建设预定地的边野古再次风声鹤唳。13日晚间，在西町水屋与运动组织者冈本由希子重逢，我没法抗拒地问她：这次外部力量庞大，美日联手在东亚区域内搞霸权，如果这次抗争输了会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她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输赢问题，斗争早已日常生活化，无论如何都还是得继续战斗!这就是冲绳的实况，也是不计成败的冲绳精神吧。 这次冲绳论坛展开的方式，是以美术实践为媒介，正逢冲绳美术馆暨博物馆展出冲绳战后美术史。亚际书院那霸办公室的负责人若林千代藉此机会邀来了东亚各地对美术有研究的朋友，针对几位艺术家的作品展开讨论与比较，如台湾地区的吴耀忠、冲绳的平良孝七、中国大陆的农民年画与共产党革命时期的摄影队，在对照中拼贴出各地思想背景上不同的风貌，也开启了未来以美术为界面的区域性比较计划。 在最后一场有关万隆的圆桌论坛中，值得一提的是老友白元淡从历史的爬梳中提出了“属于亚洲的亚洲”与“属于亚洲的第三世界”，在思想层次上重新挖掘早期国家领导人(尼赫鲁、苏加诺、毛泽东等)之间的连带、民众运动的联合，乃至于区域内资本运动在当下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音乐世界联动。只有把不同切面与碎片重新联系起来，万隆的现实意义才会浮现出来。 行走至此，最为强烈的感受是，万隆会议在当时造成了至今无法捕捉的影响，它的感染力散布在许多角落那一代有心人身上，以不同的形式转化成大大小小的动力。随着那一代人的陨落，万隆效应似乎慢慢散去，但又如幽灵一般时不时以不同的面貌浮现。奇怪的是，它不构成一种乡愁，却又是一种依托，以永远没法到达、没法完成又没法抛开的进行式牵引着那些曾经被它感染的人们。至少对知识人而言，它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知识计划与思想方案，因为通往世界史的具有解释力的知识路径还没有出现。在此与这条道路上相知相惜的朋友们共勉。 十一、纪念先行者莫犹教授 在2015年的游走行动中，我们结交了几个新朋友，准备在未来一起工作，推动不同的计划，其中包括津巴布韦的莫犹与乌干达的曼达尼教授。他俩是亲密的战友，也是CODESRIA前后任的主席。 2015年11月22日很意外地收到曼达尼发来的简短邮件，告知莫犹当天在印度德里不幸因车祸离世。 查看通联纪录，最后一次跟莫犹通信，是向他和曼达尼咨询亚际书院如何打开亚非之间思想界互动的管道。在很短的时间内莫犹就回了信，举出了一系列可以做的事，比如深化他正在做的事，如暑期班与研究生的互换项目，同时也表示可以把跟他有关的几本书翻译成中文，等等。曼达尼也回信说翻译该是双向的工作，也许我们该小范围地把一些人聚在一起，而他主持的马克雷雷(Markerere)社会研究所愿意提供场所。 莫犹突然走了，正准备推进的一些计划没有了他的支持，我们也实在没有把握能落实多少他的想法。世间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少了一个有动力的人，该做的事就会停摆，但我们还是得尝试着在哀悼之余，把该做的事情做起来。 亚际书院的朋友们都是在2015年4月的杭州会议上与他相识的。一旦相遇，大家就很投缘，变成了老朋友，很快建立起互信关系，成为一起工作的好同志。他热情，开朗，真诚，现场反应能力特强，温文儒雅，绝不气势凌人，再加上他热爱啤酒与香烟，在会场内外很快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友情。他很可能到世界各地参加学术活动，都跟这次到杭州一样，带着轻便的行李，飞机一旦落地，顾不上调整时差，就立刻投入工作。其实这次他受邀来杭州论坛时间很急迫。他百忙之中拔刀相助，代表CODESRIA出席，在会议中担当主讲与评论的角色，留下了他最后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思考，展现出大学者的气度与风范。通过会内聚餐、会后在西湖茶园与象山一带的参访，我们更近一步感受到他渊博的知识、对于民众生活的好奇心以及幽默感。 离开杭州返回津巴布韦前，他主动邀请我们亚际书院的成员参加CODESRIA2015年6月初召开的三年一度的大会(前面提到的)。一个半月后，池上善彦与我来到了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这次的重逢位子互换，莫犹是主人，在非洲欢迎我们两个初次来访的亚洲人。大会开始前的6月7日傍晚，在他的旅馆房间里，我们做了一个深度的访谈。他极具反思性地分析了CODESRIA的形成，也慷慨地为我们引介组织中的重要成员，让我们有机会在接下来的会议期间做更多深入的访谈。在持续五天从早到晚、强度极大的会议中，我们亲身感知了CODESRIA——“非洲思想界”的巨大成就。过去四十多年间，作为跨国的民间学术思想团体，CODESIRA坚持泛非主义，逐步建立起非洲的现代知识传统，不仅能够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与障碍，对非洲各地尖锐与棘手的问题进行分析，更能与全球知识社群进行对话。 莫犹教授留下来的友谊，对我们这些活在亚洲却有幸与他成为工作伙伴的同仁而言，是一生都会珍惜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他所留下来的遗产——跨越第三世界三大洲的团队工作方式——他所代表的思想特征与知识路线，正是我们要接棒坚持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持续推进尚未完成的亚、非、拉连结的思想计划，相信他会面露笑容，与我们同在。 为了弘扬莫犹的遗志，亚际书院初步提出的整合方案是“一个接地气的世界思想运动”，将邀请曼达尼担任亚际书院2016年年度讲座，于2016年12月走访北京、杭州、上海，邀请印度籍女性大导演米菈•内尔(Mira Nair)在北京首映新片，同时陆续在上述各地举办回顾展、人文座谈，与思想界、文化界交流(届时将邀请戴锦华主持规划，邀约金素荣、侯孝贤、贾樟柯、黄志翔、李四端、王伟忠、刘大鸿、方方、王安忆等对谈)，并推动在未来成立下列机构。一是 2016年底设立亚非拉研究院;二是规划设立异次元世界中心(Another World Center);三是联合各界建立批判性文创实验(工)场;四是设置“驳议圆桌”(Agon Roundtable)，邀请上面提及的重要思想者，就世界各地社会、政治、文化、经济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建立具有民间公信力的纠错机制。 我们的信念是：中国/亚洲崛起的意涵不在主导世界，而是搭建第三世界的平台，在互动、学习中提出世界未来的走向。我们的目的是：改造知识构造与气氛，走向更解放、更平等的世界。我们的思想路线是：以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思想路线、路径的提出，取代已经走不下去的欧美中心主义。 “超英赶美”的时代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精神层面早已悄然离去。试问美国有几条高铁?挂零。近乎荒诞的希拉里与川普的竞选难道不正宣示着以政党政治为内核的民主体制与精神文明的危机吗?知识上科学的世界观在面临崩解，以演绎法为依归的西医体系并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归纳法思维方式下形成的中医体系强调风土人情、历史变动，暗示的难道不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依然长存吗?被视作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并没有因为我们这些“现代进步”的外来霸权有所退缩，如南地所言，第三世界遍布各地的庙宇意味着我们在为地球的未来提供多元的选择，正视农民生活世界及其世界观——人不过是万事万物中的一份子，其中神明所庇荫的芸芸众生才是民众主要的户籍制。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能继续耽溺于与殖民知识的共谋，肤浅地眺望身边的世界，而是要由衷地发愿自我改造，放弃启蒙带领落后民众的无知想法，回到民众生活中重新学习，以此开启瓦解自我殖民的思想运动。 提出“瓦解殖民地球：一个接地气的世界思想运动”(Decolonizing the Earth)的愿景，在于重回万隆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这跟中国大陆重新打开视域想象世界的“一带一路”的全球性大计划，也有着某种共振。我们有时会半开玩笑说，过去近三十年的工作不过是承继万隆精神的“一带一路”民间版。 过去我们曾经在“西天中土”的实践中提出，当中国与印度站在一起的时候，世界会改变。超英赶美的时代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不复返了，我们要将眼光从对手放回到彼此关心的朋友们身上。除去印度之外，“一带一路”如果不只是过剩资本、劳动力的输出，而是真正与第三世界大大小小的伙伴携手前行，充分协商，取得共识，当那天来临时，不仅是中国/亚洲兴起的贡献，也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改变。 一年中积累的行走笔记，在此献给莫犹教授，愿他在未来鞭策我们前进的路上安息。 道路是崎岖的，未来是光明的，我们要坚守信念，步步为营，承继前辈开启的道路…… 陈光兴：亚际书院、新竹交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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