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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非洲的社会和阶级

2019-12-20 00:1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168| 评论: 0|原作者: 蒋晖|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如果将非洲的社会主义时期和全球化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会发现非洲独立后发生的最根本变化就是形成了自己社会的阶级结构,因此,压迫模式已由外部转向内部。



如果将非洲的社会主义时期和全球化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会发现非洲独立后发生的最根本变化就是形成了自己社会的阶级结构,因此,压迫模式已由外部转向内部。

  “读书杂志”编者按

  蒋晖曾长年旅居南非,一直致力于对非洲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这篇文章即尝试对非洲社会与阶级进行分析,正是体现了这一宏阔的视野。虽然“阶级分析”听起来有些遥远,但其实深入了解非洲的历史与现状,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的研究方式,以及对革命本身的探讨,都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在他看来,非洲在20世纪革命背景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阶级结构,以及从外部转向内部的新的压迫模式。

  当代非洲的社会与阶级

  文 | 蒋晖

  (《读书》2019年12期新刊)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非洲反殖独立运动,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相同的性质,但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为思考非洲种种现实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1959年毛泽东和亚非拉各国青年朋友在一起(来源:sina.com.cn)

  如果将中国的反帝和非洲的反殖斗争进行比较,在政治层面上我们会发现如下显著差异:非洲反殖独立运动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以阶级动员和武装革命为斗争方式,以无产阶级政党为先锋队从而最后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非洲的反殖斗争的胜利固然离不开冷战格局中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撑,在意识形态上深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但同样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在的分化,特别是将过去非洲对欧洲的臣服关系调整为依附关系,从而导致非洲的独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完成。但如此一来,非洲革命党也失去了深入发动群众的机会,从而缺乏独立后管理国家所需要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1957年加纳庆祝独立的邮票(来源:wikipedia.org)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独立后的非洲大多实行了名义上或准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主要体现在整个非洲一党体制的确立和计划经济。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走通,除了少数国家在七十年代中叶由于原油的国际价格走高而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外,非洲整体的情况则是经济不振、贫富分化、政治独裁和部落冲突加剧。为这个时期把脉叩诊,西方诊断出的病因是两点:政治的非民主和经济的非市场化,这便开启了八十年代末非洲政局剧变的先声。然而,从中国发展的经验看,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非洲的一党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为九十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转型打下必要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利用这个机遇初步建成较为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到了全球化自由贸易时期,就更不容易完成。所以直到今天,非洲经济运行模式依然是出口能源和进口商品。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的士兵,摄于1975年(来源:theguardian.com)

  非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要从社会主义时期非洲的执政党的能力入手。非洲的社会主义体系和中国的最大不同之处是:除了七十年代之后少许国家采取了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大多数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都是大众党,而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就是说,领导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并不代表工农的基本利益。这当然是由非洲独特的政治、文化历史条件造成的。首先在反殖斗争中,革命党的首要任务是在各个不同族群和部落之间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便形成了“大众党”的基本体制;其次,遭受西方数百年的奴役使得非洲社会内部阶级分化不显,因此革命的性质主要为反对种族压迫而不是阶级压迫,是黑人对白人的反抗,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目标不是均贫富,而恰恰是从零起点积累个人和国家的财富;第三,革命领导者几乎都是受到西方教会教育的精英,他们在国家独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谈判者,是非洲国家民族利益和西方政治集团利益达成妥协的调停人,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他们最大的优点是熟悉西方而非领导国家。于是,非洲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下述诸种“乱象”和矛盾便不难理解:

  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隔离厕所,有“欧洲”和“非欧洲”男人单独入口(来源:douban.com)

  第一,这群政治精英迅速利用手里的国家权力为个人积累大量财富,非洲的根本矛盾由种族压迫转变为阶级压迫。第二,为了积累个人财富,同时也为了寻求发展资金,利用国外资本是最便利之道,因此,虽然普遍实行了支柱型产业的国有化政策,但不可能彻底驱除国外资本。相反,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沿用殖民时期留下的西方经济体系,这样便不能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这也证明西方的依附统治政策在非洲是十分奏效的。第三,由于不是通过革命建国,非洲统治党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党的基层组织力量尤其薄弱,党对国家的管控水平低下,这从非洲工会相对于政府具有极大的独立性上便可看出。在加纳等国家,尽管政治强人如恩库鲁玛取缔了工会的独立性,但最终他的下台反而说明工会作为反对力量的强大。第四,非洲一党制之所以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取决于其政权有多么稳固,而取决于领导者和西方的关系的好坏。凡是在位长的独裁者大多有国外势力为其背书,而西方在很长时间是认同非洲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非洲社会主义种种矛盾应归结于其民主政治逻辑的混乱:非洲社会主义反对西式议会民主却无能力实行社会主义大民主;其党是大众党格局却要实现先锋党的目标,这种悖论在坦桑尼亚尼雷尔时期的社会主义农村改造政策中体现最为明显。

  加纳第一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曾留学美国林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来源:wikipedia.org)

  九十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大陆,几乎一夜之间非洲发生了由一党向多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由西方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这些国际机构通过贷款来缓解非洲国家的财政赤字危机。但同时它们提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要求,这个要求包括非洲国家放弃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的国家福利政策,以保证获得国际贷款的公司获取最大的盈利。可以想见,在这种政策下,非洲底层民众的生存条件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这是非洲九十年代的普遍状况。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非洲出现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但这种高速发展依然依靠的是能源出口,而不是自主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近期非洲经济又开始低迷,这部分是由中国发展放缓和国际石油价格的降低所导致的。总之,在全球化时代,非洲的国际位置完全是由其潜在的“消费市场”和“能源基地”两个功能所决定的。

  2005年非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非洲经济报告中“2002年至2004年非洲次区域一级国内总产值的实际增长率”(来源:un.org)

  如果将非洲的社会主义时期和全球化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我们会发现非洲独立后发生的最根本变化就是形成了自己社会的阶级结构,因此,压迫模式已由外部转向内部。在二十世纪,非洲新生成的精英包括三类:在殖民时代接受西方教育的文化精英,他们没有经济权力;社会主义时代的国家管理者,其中一部分实际转化为买办资本家;全球化时代的中产阶级。现在非洲所标榜的消费能力不是指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而是指这个新生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

  非洲发展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以收入和消费作为维度,正在步入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及上层阶级在非洲的总人口占比约为40%(来源:useit.com.cn)

  既然阶级分化是非洲当代历史最重要的现象,理解非洲的现实就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但是缺乏阶级意识的自觉是现代非洲各个时期社会精英共同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非洲一些富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还是从六十年代发展出一套阶级分析的理论。其中奠基人是法侬,他在《大地的受难者》一书中提出警告,要防止独立后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堕落。他的预言不幸言中,七十年代,这些大肆掠夺国家财富的“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于是,新一代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借用中国革命提出的“买办资本家”的概念,给这个阶层冠以新名。非洲阶级分析的另一个传统则由坦桑尼亚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伊萨·席福基开创,在《坦桑尼亚的阶级斗争》(一九七六)一书中认真研究了尼雷尔执政时期出现的“官僚资本家”的现象,这是非洲学者第一次借助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来分析“管理者”的阶级问题。沿着他开辟的道路,欧文·马科维茨的《非洲的权力与阶级》(一九七七),理查德·斯科拉《一个非洲国家的公司权力》(一九七五)分别提出“组织资产阶级”和“管理资产阶级”的概念。乔万尼·阿里吉则指出非洲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技术工人形成了所谓的“劳工贵族”。

  弗朗茲‧法农的《大地上的受苦者》(杨碧川译,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来源:psygarden.com.tw)

  可以说,在对非洲阶级和社会的各种分析里面存在一种“掐头去尾”现象,即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上层精英。这个传统从法侬开始,是他准确预言了独立后非洲新的统治阶级的出现。相比较他对精英的警惕和批判,法侬对“大地的受难者”的阶级分析就明显简约,实际上,除了“民族资产阶级”,非洲其他社会阶层都被笼统地归于“大地的受难者”这个与其说是概念不如说是形象。一九六六年皮特·劳埃德出版《热带非洲的新生权贵》使得精英/大众的二分法的社会分析模式得以强化。此书体现的是西方冷战时代对非洲的战略意图,即西方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培养非洲精英上面,在这个时期,西方缺乏对非洲普通大众阶级属性的研究和分析。

  皮特·劳埃德的《热带非洲的新生权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来源:amazon.com)

  什么是非洲工人阶级的状况?什么是非洲农民阶级的状况?农民和工人这两个阶级是如何互相转化的,工人的农民化和农民的工人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意味着什么?这种问题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九六三年汤普逊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战后知识界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概念,阶级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历史现象。在这部书的影响下,一些研究非洲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开始出现。但总的来说,研究非洲工人阶级的主要动力在于如何对这个阶级进行管控,而非理解这个阶级的特殊的历史使命。所以研究逐渐向“工业关系”方向转移,这样,工会和工运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研究重点。对非洲农民的研究成果要比对工人的研究成果丰富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从殖民非洲向当代非洲过渡的过程中,非洲的核心问题几乎都和农民相关:土地问题、农民革命问题、移民工问题、农村改造和城市化。这些问题都因为实际需要而变成各种社会学专题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采取的整体思路是,非洲农民的复杂性使得其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分析,也就是说,农民问题是许多社会问题的交叉点,而自身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

  现代非洲农民(来源:un.org)

  真正开始摆脱精英/大众二元对立的阶级分析话语的是新近出现的非洲中产阶级研究。中产阶级的诞生是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发生在非洲社会里头等重要的事件,可以说世界对非洲经济增长抱有的乐观态度都因此阶级的出现和迅猛壮大。而之所以中产阶级的出现被赋予如此高的意义感,是由于“中产阶级”理论在政治思想史和经济领域里所承载的深刻含义。

  在政治思想领域,正是中产阶级理论的发展质疑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正当性。它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像马克思所预想的导致两个根本对立阶级的出现,相反,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会出现一个缓冲地带,这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劳动分工的产物,是管理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庞大的官僚体系内在的要求,是分配部门高度发达而产生大量非生产部门的工作的产物。这个新兴的阶级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就已初露端倪,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成为确定无疑的事实,这是因为战争强化了国家机器,并使得战争状态的生产主要由国家组织,于是原有的官僚体制开始变得更为庞大,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工作的员工急剧增加,也就是说,具有固定收入的白领而非领取计件工资的蓝领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于是,马克斯·韦伯对官僚体制的研究便成为中产阶级理论核心方法论。他提出的“生活机会”(教育机会、升迁机会、就业机会等)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稳定的指标,一个社会如果能提供良好的“生活机会”便可发展出维持社会稳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由于韦伯,“阶级”这个概念不再必然是和“财产”及“是否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而可以从职业、收入、社会荣誉和地位等角度衡量。

  中产阶级理论最早出现在三十年代的德国,不幸的是,当时的研究者(埃米尔·莱德勒、雅各布·马尔沙克、汉斯·施佩尔、希伯尔曼等人)已经观察到纳粹和中产阶级的关系,于是最早的对德国中产阶级的系统研究反而变成了对中产阶级文化保守和经济反动性的批判。这种忧虑影响了随后的美国学者。美国学者莱特·米尔斯和随后的丹尼尔·贝尔通过他们对美国白领的研究指出,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便是美国的发展模式,也就是美国梦的实质。随后,在解除了对马克思革命理论主张的焦虑后,西方学者对中产阶级政治功能的探讨便集中于中产阶级和社会民主的关系。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巴西可书籍1976年版,来源:amazon.com)

  在经济领域,中产阶级之所以重要在于他们是商业社会的最主要的消费者,因此研究中产阶级就是对商机的研究。

  理解非洲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对其的研究必须放在这两个大背景下进行。非洲中产阶级是否是非洲的救世主?非洲的中产阶级是否是世界商人的福音?如何通过确定中产阶级的消费欲望和需求来调节生产?非洲国家的不同政党如何利用中产阶级来赢得政治家需要的选票?这些实际的政治和商业需求正在促进非洲中产阶级研究的繁荣。

  然而,在已有的各种各样研究中,南非著名白人学者罗杰 ·索撒尔 (Roger Southall)《南非新黑人中产阶级》(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 in South Africa)一书特别值得一提。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批判的著作,同时在许多黑人中产阶级那里又是一部非常不合时宜的著作。他的核心观点是,南非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属性尚不清晰,因为这个阶级的崛起完全不是本阶级努力的成果,它不说明南非庞大的黑人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已经找到了通往中产阶级之路,也不说明南非政府在种族隔离后制定了具有生产性的和可复制的中产阶级化的道路。恰恰相反,现有的黑人中产阶级的形成只是对白人资产的掠夺,是国大党在夺取政权后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将白人资产合法化地划分给国大党的政治精英们,其手段主要有两个:第一,通过控制国有企业,将这些国有企业高管位置分配给自己人;第二,通过施行“黑人经济振兴法案”,迫使白人掌控的私有企业拿出部分高管位置给黑人,同时,为黑人精英运行私有企业提供种种便利。因此,索撒尔成为少有的在非洲大陆齐声欢呼中产阶级的崛起时,泼了一瓢冷水的学者。他的见解是,现在的黑人中产阶级是靠掠夺而出现的寄生阶级,上对国家,不能担负经济生产和管理的重任,下对民众,则不担负任何道义责任,因此,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在非洲现有的历史情景尚不足以代表一股历史进步的力量。

  罗杰 ·索撒尔的《南非新黑人中产阶级》(James Currey2016年版,来源:amazon.com)

  索撒尔的著作帮助我们对非洲现代史获得三点更深刻的认识:第一,它清楚地表明,非洲大多数国家没有培养出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早期的党国体制滋生了买办阶层,在全球化时代,以南非为代表的党国体制则以牺牲底层为代价培养了寄生性的中产阶级;第二,索撒尔的著作可以看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批判中产阶级学说的遥远的回声,这个学说在被美国所鼓吹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压制下几乎被人们忘却;第三,它将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非洲由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典型社会结构内部的种种张力。

  2019年南非桑顿居民示威游行,抗议水电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短缺及住房和交通困难(来源:sznews.com)

  二○一六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南非金山大学社会和经济研究所参加索撒尔的新书研讨会。一位仪容华贵的黑人女学者应邀来点评他的著作。一眼看去,这位女学者即属于索撒尔批评的南非中产阶级。在她避实就虚的点评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特别深刻,反映了黑人中产阶级的不满。她说:这部研究黑人中产阶级的书读起来令人沮丧,真希望什么人以后能就这个题材写一本令人读来愉快的书。这位女教授的话再次让我意识到,在非洲,所有的阶级问题都必然和更复杂的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

  (Roger Southall,The New Black Middle Class in South Africa ,Jacana Media Ltd,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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