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屈炳祥向察网的投稿】
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与探索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方面，因而他所留下的一系列思想成果也是极为丰富的，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他为我们今天的改革与发展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久珍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经济学的角度作个考察，不妥之处，敬请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一、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问题的思想前提与现实基础
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提出，绝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或主观臆造，而是有着极深厚的思想渊源与现实基础的。其思想渊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指出：
【“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笔者注）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1]891-892】
这说明，同一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在社会层面可以甚至必然会有着极不相同的表现形式与个性特征。具体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马克思（包括恩格斯）都曾认为，社会主义既可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也可以在比较落后的、乃至半文明的国家实现。如果社会主义在前一类国家实现，就必然是一种全社会统一的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社会。社会主义如果在后一类国家取得胜利，它将不得不保留较多的旧社会痕迹，采取商品经济模式。[i]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两种模式的基本构想，还只是一种抽象，或者说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如果一旦变为现实，它必然会呈现出更多的具体形式和丰富的民族特色。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运用这一政权进行社会变革时提出了10条具体措施，在此还特别强调：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2]490】
另外，在1850年1月，马克思曾为《新莱茵报》撰写过一篇国际时评，在那里谈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其中特别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对社会主义在不同地域与民族所具有的某些形式差别作了一个总的概括。并指出：这种差别犹如“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的差别一样。[3]265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深深地烙在了毛泽东的脑海里。他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突出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他指出：
【“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模式——笔者语）。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4]143】
从此，一个“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念，就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悄悄地萌发了。
上述可见，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其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正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唯一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原理。
另外，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问题的提出，还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这就是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与接踵而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境地。这样，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很快就被提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这对毛泽东和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不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这一情况，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预料到了，并提前向全党打了招呼。他在纪念党的28周年生日的著名文章，即《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5]1480-1481】
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崭新事业，没有办法，只好一切都向当时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学习。经过几年的实践，在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尤其是苏联方面暴露出来的诸如中央集中过多、统得太死，地方和企业缺乏积极性；农轻重关系处理不当，生活资料供应普遍不足，人民生活改善缓慢；市场紧张，物价不稳，等等。这些更使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32】
他还指出：这里，“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总之，就是要“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更加努力地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7]10
可见，正是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事实，才引起了毛泽东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才有了后来的实践与探索，才有了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主张与实施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