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郑重推荐】一周前，香港的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新书《学部“文革”亲历记》。
该书作者孟祥才是山东人，1964年9月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成为中国最早从原著翻译《资本论》的著名史学大家候外庐先生的研究生。“文革”中，孟祥才是历史所造反派核心成员之一，后在清查“5.16”运动中受尽磨难。
1976年5月，孟祥才调离历史所，到山东大学工作，后为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亲历过，或关注“文革”历史的人，大都知道，当年的“学部”在文革初期曾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作者孟祥才所言：“由于学部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高档的研究基地，聚集了当时一大批文化知识精英，他们‘文革’中千人千面的精彩表演，活画出20世纪六、七十年中国大陆的‘儒林史’”。
孟祥才认为：“‘文革’是人性展示的大舞台，几乎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展示。所谓‘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庶或近之。”
作者在这本书中第一次公开了，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前夕，他与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任毛主席和江青秘书的戚本禹老人深谈之后的对话实录，详细记述了戚本禹这个因文革而坐牢18年的历史人物直到自己晚年仍对毛主席矢志不渝的追随，在本书出版之前从未对外披露。
我们今天将访谈全文首发于此，以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6周年。
今年（指2013年，编者注）12月26日，是毛泽东120岁诞辰纪念日。山东大学教授孟祥才在7月23日采访了与毛泽东有着极深情缘的戚本禹先生。双方进行了十分坦率的对话。
孟祥才（以下简称孟）：戚先生，您与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切的情缘，真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今年12月26日是他老人家的120岁诞辰纪念日，您肯定有许多想法，许多感慨，愿意谈谈吗？
戚本禹（以下简称戚）：我与毛主席的确有很深的情缘。我1950年4月从中央团校培训班结业，进入中央办公厅工作，开始做图书管理员，以后做科长、处长。1964年4月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代主任，一时看起来“风光无限”。18年后的1968年1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投入秦城监狱，度过了18年的刑期。毛主席曾经给我许多难以忘怀的教诲，也曾一句话将我送进监狱。真是成也毛主席，败也毛主席！两个18年啊！有人认为我应该加入激烈批判他的行列，一吐胸中之怨气，但我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太看重个人恩怨，而是比较看重从历史学家角度出发的理性思考。再说，毛主席尽管将我投入监狱，但没有将我交给群众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我。你想，如果当时将我交给我批判和反对过的群众组织，我还有活路吗？
孟：我很赞同您的态度。那么，您从总体上如何评价毛主席呢？
戚：现在，记述和评论毛主席的着作，在中国，在全世界，可称得上“积案盈箱”、“汗牛充栋”了！我只讲四点。第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功绩无一人能望其项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洗雪了百年耻辱，使中华民族重新挺直腰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和执着无一人能够比拟；第三，截至目前，他的政治、军事才干，理论素养、文化修养，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中可谓领袖群伦，无人堪比；第四，在探索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路径上，他的气魄、勇毅，真可谓古之所无，今之少有。如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作，除了毛主席，谁还敢干？这里，我想起梁启超的一首诗：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肯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与大同，更研真理熔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谁语。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梁启超“既开风气又为师”的气魄可谓大矣，但同毛主席的“粪土当年万户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以及“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气势、雄豪相比，不就高下立判了吗？
孟：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最为人们所诟病的问题，您是同文化大革命关系最密切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勃发，文革中落难。现在文革已经尘埃落定近半个世纪，社会上对文革的评论却依然是聚讼纷纭。您今天怎么评价文革呢？
戚：我认为文革是最能彰显毛主席冲天气魄和弥天大勇的事件。他最早发现执政党的各级领导走向腐败，即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最早提出解放后的中国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0年毅然发动文革，希望以此阻断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势头。他特别看重文革，认为是自己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但也知道此事“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所以直到临终前还要求邓小平领衔对文革作一个“三七开”，即基本肯定的总结。评价文革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说，文革至少使中国今日老百姓人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之风推迟10年蔓延！
孟：但是，文革是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彻底否定、被主流意识形态定为“浩劫”的呀？
戚：文革的确有不少负面的东西。因为它“史无前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最冒险、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不必讳言，由于种种原因，即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许多失误，开始轰轰烈烈的文革最终还是失败了。尽管如此，但我认为，还是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作为革命道路的探索，它有其成功的方面，如通过群众运动揭露执政党的阴暗面，发动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再如大字报，它是群众民主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相当成功和有效的形式，应该成为与腐败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些像现在的“互联网”吧？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很怕它。当然，文革更留下许多深刻的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重要的财富。今天，文革已经成为历史学家面对的学术问题，虽然大多数年轻人不知文革为何物，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将会持续下去，而且有一点我坚信不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革的评价会越来越公正客观，文革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怀念。
孟：文革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不可以说，文革是这个理论的一次并不成功的实践，您怎样评价这个理论？
戚：不管现在人们怎样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不仅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是最具创新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探索在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如何保持执政党的纯洁性，保持执政党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不偏离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轨道。这个理论似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党内出现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旦掌权，就会改变党的正确路线，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强行挟持党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主席对这批人的一个科学概括，非常精准。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这部分人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文化大革命，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将广大革命群众发动起来，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不断揭露党、政府和社会的阴暗面，不断清除腐败，使走资派无处藏身，使腐败在造成大的危害前即被揭露和整肃，极其有利于保持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因为腐败不断产生，就需要不断揭露和铲除，所以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第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严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用制度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劳动人民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真正使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五，不断改造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对行政体制、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改革和改造，使全民都能享受民主权利和文化教育、卫生医疗服务。等等。
这些理论显然是正确的，或基本是正确的。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是很容易回归资本主义道路的，“苏东巨变”就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例子。前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写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记述了前苏联这个革命成功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崩溃的悲剧历程，使我们看到走资派如何与国际敌对势力相勾结，将一个曾经强大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大国轻而易举地扭回了资本主义道路，很值得一读。昔日敢于同美国和整个西方叫板的苏联一朝瓦解，今日的俄罗斯在美国操纵的北约不断东扩威势的步步进逼下，一让再让，屈辱求和，看着就令人憋气。
顺便说一下。有人，就是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点有二：一是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意思是将所有他认为不符合自己标准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统统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他的全部思想，无论正确和错误的内容都应该包括在内，否则何来“完整”？何来“准确”？再说，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排除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还成其为毛泽东思想吗？二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创造，这更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全党全国人民创造的思想丰富极了，如果全党全国人民创造的思想都算毛泽东思想，那么，毛泽东思想还有边际吗？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个人创造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和个性特征。当然，毛泽东思想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这里面自然包括对广大群众创造的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和理论升华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得出来的，毛主席做出来了，这就打上他个人的印记和特点，也就只能是毛泽东的思想。所以其他任何人创造的思想都不能归于毛泽东思想之中。
孟：可是，文革的破坏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直到现在文革依然为许多人所诟病的原因吧？
戚：文革中的“破四旧”的确破坏了不少文物古迹，烧掉了一些珍贵的书籍、字画和文物古玩等，还错杀了一些地、富、反、坏、右等所谓敌对分子，实在令人痛心。但这些破坏一股脑儿算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头上却是不公平的。
事实是，文革中破坏最严重的1967年6、7、8三个月，正是“资反路线”最猖獗的三个月，北京最早的那批“红卫兵”，以“联动”、“西纠”为首，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杀向社会，在他们掌握重权的老子明里暗里支持下，打、砸、抢、抓、抄、烧、杀，无所不用其极，犯下一连串令人发指的罪行。但这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没有关系，而是在“资反路线”纵容下进行的。毛泽东所以给这次革命起名叫文化革命，就是指要用文化的方式、批判的方式、非暴力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虽然提出过“全面内战”的口号，但也是指用“文斗”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任何人都没有提倡“武斗”，江青是讲过“文攻武卫”的话，她要求造反派“文攻”，但当走资派，特别是军队以武力对付造反派时，才要求“武卫”。而打、砸、抢、抓、抄、杀的主力，恰恰是首都工作组（叶剑英实际负责）支持的以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联动”、“西纠”之类组织。组织斗争罗瑞卿的不是解放军吗？抓彭真的所谓红卫兵不是叶帅调动的特种兵吗？特别应该指出，“联动”、“西纠”之类组织的暴行，还是在毛主席8月回京后，经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下令制止的。有些地方，如杭州的红卫兵要砸灵隐寺，当地党政领导谁说也不听，不是陈伯达打电话制止的吗？就说你们历史所当年到造纸厂抢救善本书，不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做的吗？
可是，现在将文革中出现的一切破坏活动统统算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账上，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文革结束后，当年打、砸、抢、抓、抄、烧、杀的英雄们不仅没有人出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还原历史真相，反而以文革受害者的面貌出来控诉文革，这样的无耻行径不令人齿冷吗？再说对刘少奇、陶铸等人的批斗，硬说完全是由我策划的，还说搞了武斗，这都不符合事实。你想，我当时的身份地位，能自行决定批斗刘少奇、陶铸这样的大人物吗？我只能奉命行事。让他们的夫人陪斗，是陈伯达的指示，开会时，是我决定让陶铸夫人曾志坐着，因为我知道她与毛主席的关系不错。批斗会全程录影，绝对没有武斗，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不信你放录影看看？
孟：然而，文革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几亿中国人民生活在贫困中，这与毛主席的初衷不是相背离的吗？
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一个很有煽惑力的提法，实际上是言过其实的。你看文革中多次发布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工农业基本上不都是连年增产吗？当然，由于毛主席对文革的作用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复杂性，对于生产的关注度不够，导致生产力的进步迟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够理想，对外的开放度也很不够，文化教育科学领域批判过头等，这与毛主席理想的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一旦激发出来就会出现经济的飞跃发展显然是不相符的。这些缺点和失误，有的可以避免，有的难以避免，这在如此“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