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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粮食产量和列宁的民族政策 —— 评普京对苏联的两个批评 ...

2020-1-2 12:07|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26955| 评论: 0|原作者: 鹿野

摘要: 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把食品价格压得比较低,导致食品消费水平较高,并不是这些国家的粮食产量低。苏联的人均粮食产量从沙俄时代高峰期的五百多公斤上升至七百多公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甚至达到一吨左右,这都是居世界前列的。

一、普京近日的两个批评

2019年12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国际贸易中心召开2019年度记者会。会上有记者称,有声音批评“俄罗斯一直依赖苏联遗产过活”,对此询问普京看法。普京强调,苏联当年要进口粮食,现在俄罗斯向全球市场出口小麦,出口量甚至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我想提醒大家,俄罗斯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可参见《被指靠苏联遗产过活,普京回应》https://new.qq.com/omn/20191219/20191219A0QVD800.html)

同时,普京还猛烈批判了列宁的民族政策:

【《生意人报》记者科列斯尼科夫请普京解释下他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表的观点。那次会议上,普京对列宁进行批评,指责他瓦解了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国家(沙皇俄国)。
普京表示,在他看来,列宁可能不是政治家,更像是个革命者。他认为列宁最大的失误,是把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统一国家,改造为国家联盟。而这一国家联盟的加盟者,被赋予了脱离联盟的权利。
普京回忆说,当初斯大林是反对这样一种国家设置的,但他最终无奈接受了列宁的决定。而这种设置的一大坏处,便是国家联盟内不合理的土地转移以及领土划割。这就造成了在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里,许多族裔的居住地未能与他们所身属的加盟共和国相匹配。
普京谈列宁:最大失误,是把一个统一国家改造为国家联盟_腾讯新闻
https://new.qq.com/omn/20191220/20191220A05RMV00.html】

应该说,这两个问题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认识,也是现在某些学者与媒体论证“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苏联不如沙俄和今天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的所谓铁证。但事实上,相关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靠谱的,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说明一下。

二、苏联进口粮食的问题

苏联的农业问题一直遭到不少人的猛烈批判,认为苏联把农业搞糟了。如果要是单纯从粮食的进出口来看,似乎的确如此:沙俄一直是出口粮食大国,但是苏联时代却逐渐变成了粮食进口国,到苏联解体前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头号粮食进口国。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很快又成为了粮食出口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这一切都是事实,普京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没有撒谎。

但是,以粮食进出口来判断农业行不行的标准,其实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连中国的一半儿都不到,但是却一直是一个粮食出口大国。而中国则在70年代末开始进口粮食,而且进口的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年进口量已经达到1.3亿吨,相当于苏联进口高峰时期的三倍以上。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农业比印度落后,只不过证明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要比印度高得更多而已。而印度之所以源源不断的出口粮食,也并不是因为当地人具有勒紧裤腰带支援全世界的高尚精神,只不过是由于当地贫富差距太大,大多数人买不起粮食,只能够半饥半饱甚至饿着肚子。相反,中国现在虽然也存在贫富差距问题,但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还要比印度高很多,所以自然就不够吃,要进口了。

沙皇俄国与苏联的情况也类似与印度和中国。在沙俄统治之下,虽然源源不断的出口粮食,但是很大程度上是靠压缩消费水平实现的。当时不要说普通的农民,甚至在贵族地主家庭当中,饥饿也是普遍的现象。例如,大多数贵族学校的学生也吃不上饭:

【1865一1872年,B C克里文科在士官武备学校度过了7年时间。据他回忆:“我们吃得很糟糕。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12.5戈比,我们没被饿死真该令人感到惊讶……”贵族女子学校的女孩子处境也差不多,包括俄国最有特权的斯莫尔尼女子学校。E.H.沃多沃佐娃描述了1855-1861年那里的伙食状况:“除了早起和寒冷外,持续的饥饿使学生们疲惫不堪。……学生们饿得要命,每天哭着躺下睡觉,在被子里饿得直哼哼,饥寒交迫,难以入睡。一次,大斋时的饥饿导致半数以上的学生被送进医院。最后,我们的医生表示,已经没有床位接收病人。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营养缺乏造成的。”
(俄)米罗诺夫著;张广翔,许金秋,钟建平译,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 下册,商务印书馆,2013.04,第435页】

到了苏联时期,不仅是苏联一国,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都出现了严重的粮食问题。但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把食品价格压得比较低,导致食品消费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饲料粮消费惊人,而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粮食产量低。当时,苏联的人均粮食产量从沙俄时代高峰期的五百多公斤上升至七百多公斤,其他东欧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一般都达800公斤左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甚至达到一吨左右,这都是居世界前列的。但是这些国家仍然粮食紧张。唯一一个粮食够吃的国家是匈牙利,可这个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了近一吨半:





转引自:刘大昌  刘小龙,当代各国农业,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06月第1版,第313页

而到了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基本上又恢复了沙俄时代食品消费水平低导致粮食过剩的情况。其在90年代人均消费的肉类下降了接近一半,禽蛋和牛奶的消费也大幅度减少:



转引自:朱建亮主编,南国学术研究(201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06,第51页

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出口粮食的同时粮食产量是下降的。虽然普京上台后有所恢复,但是过去的十年里平均年粮食产量仍然不足1亿吨(俄罗斯农业部长公布的数字为9900万吨,见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809191026393082/),人均粮食产量不足700公斤,这两个数字都是要低于苏联时期的。只有2017年一年粮食产量达到1.3亿吨,超过了苏联时的水平,当时俄罗斯上下为此欢欣鼓舞。(参见《普京:去年俄罗斯粮食产量超1.3亿吨 超过苏联水平》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6OCX)这些恐怕比粮食是进口还是出口更能说明问题。

三、列宁民族政策的问题

关于苏联的民族问题,因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受到的批评就更多了。应该说,苏联的民族政策的确不能说是尽善尽美的,但是今天普京乃至一些中国学者所说的,“列宁把统一的沙皇俄国改造为联邦制的苏联,导致苏联解体”则是与事实南辕北辙。

实际上,沙皇俄国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国家观念,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管理,而实行的是一种中世纪的“部落领地拼盘”模式。比如说车臣,沙皇当局就长期实行所谓“车人制车”的政策,车臣当地的首领只效忠于沙皇个人,并不效忠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可参见邓天齐《试评新世纪的俄罗斯车臣治理》,外交学院2014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其他民族地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则一直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不仅要反对美国式的联邦制模式,也要反对沙俄式的部落领地模式,只有中央集权的大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像1913年《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当中就明确指出: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始终坚持建立更大的国家。它将始终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始终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列宁既然不赞成联邦制,为何苏联后来还实行了联邦制?其实答案也非常简单。正是因为沙皇俄国实行的是中世纪的“部落领地拼盘”模式,俄国长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观念,完全建立在王室的权威之上。所以沙皇统治一垮台,各民族地区便纷纷独立建国,再建立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因此,列宁实际上是把联邦制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当中的过渡形式,并非认为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把一些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占据多数的土地划给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恰恰是为了防止国家分裂,最终建立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并实现民族的融合。我想朋友们不难理解,如果乌克兰全都是乌克兰人,那么分裂的危险相当高,民族融合更几乎不可能发生,要是也有一部分俄罗斯人,那么巩固统一的力量便增强了,民族融合也变得可能了。像上文所提及过的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便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多元论”,高度评价了俄乌混居带来的“同化”的进步性: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受资产阶级民族观点的限制。在南部即乌克兰,已有好几十年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较快的经济发展过程,乌克兰把数以几万、几十万计的大俄罗斯农民和工人吸引到资本主义农场、矿山和城市中去了。在这些地方,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乌克兰的无产阶级“同化”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而这一事实肯定是进步的。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愚蠢、保守、死守在穷乡僻壤的不开化的庄稼汉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打破了大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狭隘性,也打破了乌克兰特有的民族狭隘性。】

事实上,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苏联虽然实行联邦制,但是并不强调民族身份的差异性,相反一直注重打破民族界限,推进干部自由调动。比如说,赫鲁晓夫在民族成分上属于俄罗斯人,但是他曾长期担任乌克兰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民族成分属于乌克兰人,但他则先后担任过摩尔多瓦和哈萨克的第一书记。甚至到赫鲁晓夫初期还撤销了卡尔累阿——芬兰加盟共和国,继续由联邦制向单一制过渡。但是后来随着历史虚无主义越来越泛滥,资产阶级的“文化多元论”再度沉渣泛起,苏联中央的权威不断下降,民族地区也越来越成为独立王国而不接受干部的跨区域调动了。这虽然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但是显然不能归咎于列宁。

相反,今天俄罗斯比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央权威更弱,甚至又重新拾回了沙皇那一套。以车臣为例,再度搞所谓“车人治车”,当地事务几乎完全归小卡德罗夫一人说了算。这种状况正如一些人所担心的,就算小卡德罗夫对于普京个人的忠诚是100%真实的,但是普京之后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可参见李娅婷《拉姆赞·卡德罗夫治下的车臣问题探究》,山东大学2019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要学习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经验,逐步废除“车人治车”,推进干部自由调动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然,在明确相关批评不靠谱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普京的做法:毕竟他是在苏联剧变与解体之后上台的,如果实事求是地承认今天的俄罗斯仍然不如苏联,那他执政就没有什么合法性了。在不危害自身合法性的前提下,普京还是对西方和国内公知对苏联的种种污蔑做了一些回击的。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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