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运动教训备忘录

至于8.24清场，学生确实只是被遣返回家乡，并不是因为佳士运动显示出巨大威力吓破了天朝统治阶级的胆（声援团文宣充斥着大量这类夸张的宣传），而是这些学生来自众多知名高校、一些高校的负责干部和众多学生家长都在8.24清场时来到了深圳坪山（比如据声援团成员、人大学生严梓豪后来公开发布的自白书，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都到了现场），深圳有关当局在实施清场时显然顾及了这些高校的面子，也有让学生家长、亲属及学生原籍地警察等人去“做”学生的“工作”、把声援团学生控制回原籍地的考虑。（据声援团成员、人大学生陈可欣后来写的自白书：「从8月24日下午，我的父母、我的舅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原籍市、县两级公安局的警察，甚至从大学、高中倒回到初中的三个班主任……都陆续来到了惠州，排着队配合警察与我“交流”。真是受宠若惊，折腾了40多个小时，最后陪我“回家”的，加上司机，一共21个人！更有甚者，我家乡的初高中同学好友均被打过招呼，不得借身份证给我使用。」）

由此可见，声援团学生在8.24清场中“只是”被遣返回老家也并非更轻松，所受到的控制和精神压迫也不小（熟悉天朝政治迫害的人知道：所有“犯过事”的人至今仍会受到密切监视、不定期“问候”、每逢所谓敏感时期必定深入“问候”）。而且8.24清场涉及不只是深圳，还有北京，除了40～50名人大北大南大等高校学生被遣返回原籍地老家，还有在北京的《红色参考》编辑尚恺、北科大毕业生杨少强、在深圳的声援团成员工人吴海宇、从南昌大学毕业后到广州艾帕克汽配厂“融工”并在佳士运动中负责联络被捕工友家属的胡平平共4人被刑拘，还有5名在声援团的核心骨干分子被监视居住——沈梦雨、顾佳悦、岳昕、郑永明、徐忠良。这一共9人在此后的运动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据说大多已经释放，被严厉警告封口，但具体情况不明）。

如果更公道地把7.20到9.24这两个月的打压情况都算在内，那么就是：除了40～50名人大北大南大等高校学生被遣返回原籍地老家，有3人被刑拘（尚恺、胡平平、杨少强），5人被逮捕（余俊聪、刘鹏华、李展、米久平、付常国），5人被监视居住（沈梦雨、顾佳悦、岳昕、郑永明、徐忠良），这总共13人都是社会运动骨干（当然还是要公道地补充说明，劳工NGO工作者付常国本来与佳士运动没什么实际关系，是被连累迫害的）；另外一共还有27名工人和学生处于戴罪在身的取保候审状态，这27人与其他40～50名被遣返的高校学生都处于被严密监视控制下，还有数量更多的相关联人员、网站被调查和被加强监视。

这样的损失还不大？付出这样惨重损失的运动，其活动分子为什么反倒还极力辩解说他们的策略是成功的、是成功“痛打了派出所”“动摇了派出所介入的决心”？——思考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即本文第19问）还更有实际意义。

<21>2018年7月到11月佳士运动一再出现“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情况，一度有声援者认为“现在并不是中央统一定性”，敌人只是跨省抓人的广东警方和大搞约谈、定性的北大党委，并认为“当局不敢定性”以及一再有人被抓后又放出都是声援团坚决斗争的成果；

再之后半年里，有声援者又认为强力部门一再放出即将审判的消息、结果却没有公审，也说明了声援团的斗争是有成效的。那么这些情况为何发生？是否真的能说明声援团的斗争迫使了当局“不敢”定性、“不敢”公审、抓了又放？

佳士运动的定性问题、公审问题、处理问题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首先是定性问题。当局在2018年7月到11月之间确实没有“统一定性”包括佳士工人抗争和各地高校学生声援在内的整个运动，而是依照已有镇压惯例，先是刑事拘留了最先抗争的二十多名工人（7月27日）随后又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了大多工人（2015年对女权人士和劳工NGO人士已有类似镇压手法），在第二轮镇压时也只是把大多数高校学生遣返回原籍地（8月24日）。2018年11月14日“电报”传出截图：当天北大党支部全体会议宣称：“一个存在不少于四年、有严密组织、纲领（核心纲领是均分所有财富）和加入条件以颠覆政权为目的的非法政党组织被一网打尽了，该组织深入渗透马会，尤其是马会高层”（有据可查）。

从全部流传出来的消息来看，除了北大党委，没有其他党政机构做出上述同类的判断。但我们所有人都难免存在一个盲点：统治集团完全可能按住不发那些如果发布出来会对维稳产生重要负面影响的消息。这在当代党国官僚统治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文革造反派运动里的一些显然极度危险的政治对抗活动，官方视之为“反革命”，除非公开“平反”过、从来不会公布，只有通过当事人几十年后发布的信息才得以公布（比如《左拾遗：红卫兵运动中一个被遗忘的人和事——予红与广东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 ；又如1989年朝鲜首都平壤出现过反体制的左翼政治组织，是后来逃亡者才公布出来的）。

然后是公审问题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即如果公开审判将对维稳造成重要负面影响，那么就不会公开审判，只有当事人坐牢出狱后或者由其接近者主动告知外媒才可能披露出来，这方面例子在当代左翼政治圈里就更多了。比如：2013年11月由薄熙来支持者、高校教师王铮发起的“中国至宪党”被取缔之后，王铮本人先是被秘密拘捕，后被秘密审判（来源）；更大的案件比如2009年10月在重庆被取缔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34名代表被捕（据该词条的维基百科），据“左派人士陈先生”向外媒告知，全部都是秘密审判，而且党首马厚芝在2019年10月刑满出狱时都被官方严密封锁消息（来源）；除了毛派，还有其他左翼政治组织，例如托派CWI（“工人国际委员会”）早在进入中国大陆最初几年（不晚于2007年）就被高层锁定并严密盘查，其参与者被秘密胁迫、威逼恐吓，官方至今从未说过如何定性、审判、处置，只有当事人自己抖露出来（来源）。

至于强力部门私下对相关人员发出的“即将审判”消息，未必就等于说“要公开审判”。秘密审判当然也是审判。

所以，对于官方认为极度危险的类似于涉及组党、政治结社的团体案例（无论团体规模大小），基本都不可能公开审判，也不会公布如何定性。所以，包括核心骨干分子的认罪视频都不会大范围公开，也就不难理解了。从一般意义来说，可以说官方“不敢公审”所有涉及组党的政治案例，因为官方担忧这些案例被公众知道后引发对现政权的惊讶和怀疑（从专制统治者角度看，不如让被统治者不知道任何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才更安全）。但是如果特别地要说是佳士运动的斗争卓有成效，才使得官方“不敢”公审，则完完全全是佳士运动支持者第N次打肿脸充胖子的自我意淫了。

至于如何处理，又是另一个问题。在当局处理佳士运动的过程中，很显然有大量参与者只是一时妥协——向当局承诺不再参与各种抗争活动，所以才得到了取保候审或者一时的释放，当他们得到自由、重新与队友联系上之后很多人又重返抗争，被抓后又再妥协，这样才形成了“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的情况。

而在最终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官方显然延续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传统：较为优待高校学生，也对妥协认罪者做了较宽大的处理（而由于大量没收手机和电脑，并且行踪受到比之前更多的监视，他们再想发声都难了），同时一些相关联的工人骨干、劳工工作者却遭到沉重打击、其中一些人至今没有释放，还有一些显然被牵连的劳工NGO维权人士也至今没有释放，他们可能已经或即将遭到秘密审判。

客观来说，佳士运动在前期（2018年7-11月）确实一度争取过一些舆论上的主动，但从最终实际处理的结局来看，佳士运动不仅最终失败而且完全处于被动中，完全没有“迫使当局不敢”如何如何，反而是当局处理起来游刃有余，——天朝最高领导人2019年五四青年节前夕甚至公开说了这样一番得意洋洋的话应当让佳士运动支持者和同情者倍感耻辱：「我们要悉心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青年要顺利成长成才，就像幼苗需要精心培育，该培土时就要培土，该浇水时就要浇水，该施肥时就要施肥，该打药时就要打药，该整枝时就要整枝。」

如果运动支持者不知耻辱，反而继续踩着运动失败后的废墟自吹自夸自我意淫，那就是耻辱中的耻辱，可悲至极。

<22>佳士运动“组建工会”失败，且未能反制官方后来成立的工会，这是否能证明一度与声援团合作的红中网对“工会路线”的批判？或者反而证明了CWI所指出的：改组工会已经走不通，中国工人应当争取“独立工会”？但与此同时，佳士主导者始终与“独立工会”划清界限。

作为工人发动斗争的方式，争取组建或改组工会的作用/目的/关键是什么？

红中网2019.1.1的文章称：据“最近以‘青年先锋’名义发表的一篇总结文章”，佳士运动积极分子“从一开始在主观上就幻想可以成立正规的、公开的、受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工会”，“进而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工会则靠左翼青年进厂和向工人积极分子灌输，发动工人斗争。（参见2019.1.1《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不过笔者查询到2019.1.1之前“青年先锋”只有一篇《佳士运动的争论与反思》发表于2018.11.16，这篇文章却并没有红中网所描述的那样看法，它只是说道：

「从运动的视角来看，即使有理念之争，左翼当前的运动议程应该是一致的，从总体上支持工人组建工会，……从经济形势发展、工人阶级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工人们提出超越经济诉求的制度性诉求——即组建工会——是必然的。……佳士事件中工人们更为强调的是反对“佳士十八禁”这种不合理的工厂制度……而要反对这种管理制度，相对长期有效的途径就是组建工会来表达诉求。……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争夺的一次体现，这种争夺可能难以一次决出胜负，但不论如何长期来看始终会分出强弱。强势一方的社会矛盾将有一部分被转移到弱势的国家，但其本国的经济斗争、组建工会的斗争也可以由此具有更大的空间——争取工会并不等同于改良主义，这反而有助于在危机时避免群众听信繁荣时有用的改良主义。至于竞争失败的国家，阶级矛盾将会被激化，政治性的工人斗争将更容易被动员起来，组建工会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最后，随着外围国家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被纳入雇佣劳动者之中，原本的廉价劳动力会逐渐提升其价格，原先因为劳动力需求不足而彼此激烈竞争的工人转而要求工会的可能性也会逐步提升。总而言之，像佳士工人这样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是各种可能趋势所组成的大势之所趋，即使不是在今年提出来，也是迟早、早晚要提出来的。……工人要组建工会，就要努力跨过——国家机器（包括上级工会）的妨碍——这道坎。……」

从以上摘录了的该文中几乎所有提及争取组建工会的部分，都没有看出“青年先锋”（即主导佳士运动的青年积极分子）幻想以为可以建立起正规、公开、受法律保护的工会，他们只是把“组建工会”作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运动策略，而这一点正如“青年先锋”所说是“左翼当前的运动议程应该是一致的”。

但更重要的事实是：佳士运动虽高举组建工会的旗子，运动的重心却早已不在争取更多工人组建工会的努力，而是实际上早在2018年7月底就开始转变成了一场大力动员学生和各界群众的声援运动（严格来说已经不是工运，而是从工运延伸出去的、只是声援对象涉及工运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因此有关工会策略的争论，对于佳士运动来说，实际意义很少，象征意义更多。

从实际意义来说，佳士运动是“在官方工会的框架下争取改组工会的努力”的一个失败案例，但这个案例却远不足以讨论“改组工会”的策略是否已经彻底行不通了，因为这个案例远没有充分实践“改组工会”——它只是在筹备阶段就被资政双方果断地打断了，因为它的群众基础不足，而积极分子的行为相对于群众又过于激亢、早早就被资方锁定进行打击报复（在2018年7月12日坪山区总工会否决佳士工人建工会后几天，刘鹏华、米久平等建会积极分子就被开除了，更早在5月11日余浚聪就被开除了），所以没能做真正意义上的“改组工会”实践。

显然，现在已经几年没有再出现过工人积极分子策动“改组工会”的努力了，这与官方工会的保守现状有关。（最近几年官方工会仍叫嚷着改革，但在实际工作中只是把自己变为一个权益咨询或宣传类的服务机构，只是做着改进网站和公众号之类工作，部分工会引导要维权的工人走仲裁程序，雇佣律师做法律援助，或招募一些更能安抚和忽悠工人的职业工作者等等。顺便说一句，即使官方工会的这些改革努力，也只是因为2015年7月最高领导人在“群团工作会议”上的严厉批评，让工会高官感受到想要不丢官就必须得做出某种改变，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难以导向有利于工人维权的实质改变。）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官方工会的保守现状将永远定型、永远不可能再有变化了。

在2016-2017年出现过两个少有的但值得注意的例子。一是2016年11月位于广州的日资企业索尼电子华南公司由于与收购它的中资企业深圳欧菲光进行谈判前后，没有与工人、也没有与工会沟通，该公司的工会委员会代表工人向资方提出了诉求，要求公布转让信息和让工人自由选择是否与新公司签订协议等，在资方没有回应工会的情况下，工人发动了大罢工，而后当地区一级官方工会介入协调，劳资双方坐下来谈判。（这件事至今仍在网上可以搜索到部分信息，例如腾讯网《广州工人为不让日本人卖工厂给中国人罢工闹事？！》）

二是从2016年11月到2017年2月的吉林长春一汽大众劳务派遣工的集体维权，一千多派遣工人的代表竟争取到了官方的全国总工会的支持，当然官方工会还是照例引导工人走向劳动仲裁，有中央级的全国总工会指示，吉林省工会、长春市工会、乃至省人社厅、省级劳动仲裁部门都不敢怠慢，专门为派遣工申请劳动仲裁开了协商会；而且相关派遣企业显然也受到了压力，给原先并没有加入工会的劳务派遣工发放了工会会员卡。虽然这些工会会员卡是做样子的、是在掩饰打压工人的行为、也因此被工人所怒斥，虽然那次劳动仲裁在资方及当地仲裁部门阳奉阴违的大力阻挠下没有成行（数百工人被阻止申请、工人欲起诉仲裁委也受阻），但这些事仍说明官方工会那时仍有介入协助工人集体维权、并吸纳工人加入工会的意愿和行动。（关于这个维权案有一个只截至2017年7月的资料集）

仅仅这两个例子当然远不能说明官方工会还能支持工人集体维权，但是至少说明了这一条路没有完全堵死，在今后适当情况下——例如再次出现大量工人的维权行动意愿和紧张的劳资矛盾、而且也是发生在外资企业、看样子是工人自发的行动，那么统治集团的官方工会仍有可能介入支持，同时把工人吸纳到工会名义下。

（这里提出了使得官方工会比较可能介入支持的三个因素，恰巧佳士运动全都例外：并没有大量工人有维权行动意愿、恰恰不是发生在外资企业而是发生在一个当地政商界引以为豪的所谓本土民族企业里、资方也早早发现认定是几个“同一时期入厂的、总是故意制造事端”的员工在“搞事情”。这更说明了佳士案例远不是一个适合讨论“改组工会”策略是否仍有可行性的案例。）

所以，“在官方工会框架下发起改组工会”今后仍然是有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在佳士运动之前已经越来越低，上述两个发生于2016-2017年的例子本身就是很少见的例子，佳士运动引起统治集团极大警惕后，统治集团无疑会更加谨慎对待今后工人改组工会的事件（如果还出现的话）。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因为目前形势下官方容许这种策略的可能性很低，就断言今后官方永远不允许这种策略——无论在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说不通。

所以，红色中国网反对争取工会（包括佳士工人在官方框架下争取组建工会）的斗争，是完全说不通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说不通，所以编造了对方“幻想”可以建立“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工会”、“进而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所有左翼都当然会反对的政治观点，然后对之批判，——红中网这样做显然不是在认真讨论问题，而是另有目的。其目的就是要让对佳士运动失望的青年们转而放弃对工人斗争的信念，转而去相信可以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红色根据地、为在遥遥无期的将来支持薄熙来或薄熙来式的中共上层毛派色彩人物东山再起（即他们2009年以来一直在毛派圈子里贩卖的机会主义的“三线战略”）做准备（关于这个策略的详情，参见很可能由张耀祖所写、张耀祖和李明骐共同享有的署名“程广胜”2009年4月3日所发的长文《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个目的对于现阶段的政治实践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劝说人们放弃斗争、不要再相信支持工人斗争能有什么出路差不多。可是，现在还能否进行工人斗争是一回事，是否相信支持工人斗争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另一回事。由于严峻的政治现实和自身限制，一些人暂时不能从事斗争活动了，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由于一次远不能说明问题的斗争失败就鼓吹放弃对工人斗争的政治信心那就是在宣扬投降路线了。2019.1.1红中网工作组对青年毛派的建议书就是在针对工人斗争宣扬投降路线，还不只是宣扬争取工会的投降路线，是整个的左翼支持工人日常反剥削斗争的努力他们都予以彻底否定了。

至于激进反对派组织CWI认为改组工会已经行不通，中国工人应当争取“独立工会”，这在至少最近六年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都是行不通的——关键在于斗争的大气候和实际力量对比，至少从2013年以来，这个国家的极权专制程度就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和目前保守秩序目前暂时看不到大规模动摇的迹象。如果CWI坚持一如既往地只从左翼的“政治正确”出发，那是无法讨论这个斗争实践策略问题的，因为现实条件不允许，如果非要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固执地只从“政治正确”出发，那么失败的可能很大，而且付出巨大代价却还不会有多少所得，包括甚至连同情群众都不会有多少，2018-2019佳士运动的惨烈教训就是明证。

毛派红中网和自诩托派的反对派组织CWI关于工会斗争策略的争论，看起来好像是很有现实斗争意义的高大上争论，其实各怀鬼胎：CWI只是想借题发挥兜售其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正确”，管它实际斗争有没有胜算反正拉一些激进青年入伙能拉一个是一个，红中网更是要趁机把佳士运动中失望不甘的左翼青年拉拢到他们的“三线战略”贼船上。工人斗争的成或败，佳士运动的具体策略探讨，都只是他们热衷的政治私货的注脚而已。

真正想要解决斗争策略问题的行动者需要这样提问：作为工人发动斗争的方式，所谓“改组工会”或“独立工会”这些策略的实质作用、目的、和关键究竟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一切斗争都需要为动员工人的组织、尤其首先是工人积极分子的组织寻找一种最合适的形式，无论是采取“改组工会”策略还是打出“独立工会”，这些策略说法都只是组织的形式、外衣、或者加强其“合法性”的方式方法而已，在提出这些名称、说法之前，行动者就得先实际发展出一个核心团队——或先期潜入工厂，或在工友中物色，至于这个团队叫什么名字那是后面进行公开斗争的环节时再打出的旗号。当然，这个实际核心团队可能在公开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充，但前提是得在目标群众中有足够的核心积极分子，而且不能像佳士运动那样采取远远超过身边群众的过于激烈的斗争方式——那只会大大加快资方警觉的上升、导致积极分子过早就全部被踢出局。

无论是“改组工会”还是“独立工会”，在发起工会时都有一个工会筹备小组的阶段，那就是核心积极分子公开努力的第一个好时机，但更关键的时机是需要等到出现一个厂内工友普遍关注且有意有所行动进行抵制的焦点问题（在佳士运动中，“十八禁”罚款问题是否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焦点？从事后的2018年4-7月佳士厂内斗争的情况来看还远未达到很多工人愿意为此做出反对行动的程度，当然需要积极分子在事前就有一个恰当的判断），然后在之后的每一步的维权活动和工会改选/选举活动里，都是实际的工人核心（借助工会筹备小组的形式）在一步步进行争取团结工友的努力，而不是单纯要依照法律去走那些工会程序，也不是单单只为一再表现激烈斗争的样子拿来宣传而已（反观佳士运动，一再反复表现激烈斗争的样子，甚至全部被解雇的工人积极分子排队冲进工厂里高呼胜利、摆拍视频、着重发上网宣传，那些积极分子却不知道这种表现更让一些普通工友群众质疑和排斥。均有据可查）。

所以，“是改组工会还是争取独立工会”只是一个策略问题，用更粗糙直白、但理不糙的话来说，这只是为实际工人核心包装怎样的说法、以便能更好地为运动赢得支持基础的问题。如果官方工会仍绝对垄断着工会名义和实际组织、社会上缺乏独立工会的群众支持，再加上官方工会也确实有积极改革或介入工人集体维权的意愿，那就搞“改组工会”；如果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官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独立工会”有了较大的群众呼声支持，那就搞“独立工会”。对于实际的行动者来说，这个策略问题是很重要（其实质是哪种包装更有利于争取团结群众），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包装了说法展开公开斗争之前，就要有扎根在目标群众中、并且得到群众拥护和有力维护的实际工人核心小组。如果实际核心都没扎根好、保护好，怎么包装也没用。

至于那些打着斗争工作策略讨论幌子长篇大论、夹杂着政治大词云山雾罩的辩论，对实际群众斗争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反而要警惕其中夹杂了什么有害的东西）。行动者切记：抓住实质，从实际条件考虑组织策略，关键在目标群众中发展核心力量、研究如何更好争取团结群众。这种策略问题没那么复杂。

<23>从2017年底的“八青事件”到2018-19年佳士运动，左翼积极分子在强力机关里的妥协、认罪一再得到理解和原谅（参见张耀祖2018.1.20文章《我们可以妥协，但我们绝不屈从！——声援广州八青年》，以及佳士工人声援团的众多文宣），甚至2019年初声援团贴出认罪视频文字版以后，声援团仍一概反驳。

问题：在强力机关面前的一切妥协认罪无论如何（比如出卖、导致其他人被捕或加重刑罚、劝说其他被捕者妥协）都是可以理解、原谅的吗？公开认罪的人出来后还能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吗？

在前面第13问关于“青鹰社主要负责人贺鹏超的全面招供之后大量活动骨干很快被捕、佳士运动迅速走向终结”的回答里，我们已经从基本立场角度批评过上述一味谅解妥协认罪的态度。显然，不是所有妥协认罪都可以理解、原谅，但究竟怎样的妥协认罪可以理解原谅，怎样的又不可以呢？这确实是一个应该结合时代社会特点、有一定灵活考虑空间的问题。首先，从社会公众角度来说，2013-2014年以来国家对异议分子的镇压采取了“上电视公开认罪”的处理方法，逐渐越来越遭到舆论的批评和不信任，反而越来越同情被迫在官方电视镜头前认罪的异议人士；而且在遭到专制当局的威逼胁迫、但在出来后又站出来抗争，这种情况也早已有之，而且通常都会得到公众的同情理解，所以，个人的妥协认罪在这个专制统治下应该可以理解、原谅。

不可原谅的事情在于，不仅自己认罪，还指认他人做了与自己同样的行为、招供出其他人，导致他们被捕或被加重处罚。在这样的事情中，指认和招供本身是一回事，被指认和被招供的其他人是否谅解这种行为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其他被指认和被招供的人中确实有人谅解了这种行为，就觉得指认和招供不是事、没有责任了。这样指认和招供他人的人，今后至少不应该再承担需要保密的责任。

更不可原谅的是，不仅认罪、出卖他人，还大力劝说其他被捕者一样妥协投降。这种人是彻底的叛徒，起到了比任何敌人都更厉害的从堡垒内部瓦解攻破的反动作用。这样的人不但永远不可再染指政治活动，一旦他露头（万一他将来又改头换面踊跃投机政治活动），还需要处处予以揭露、警告进步分子不要与之为伍。今后纪念佳士运动，不可遗忘贺鹏超之流这个导致运动完败的最大之一教训——要把贺鹏超之流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同样也要铭记那些极力为贺鹏超之流辩护的毛派候补政客，为了将来的历史不再盲目愚蠢地重蹈覆辙，这是极为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