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18年10月26日首发于察网】
本文主体部分完成于2013年1月，基本能够揭露美国生物武器和基因武器的来龙去脉，揭示美国如何让《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成了残废无效公约的，从而可明显地看出美国的确在研发基因武器、准备基因战争。在美国特朗普极右翼准法西斯主义政权全面反共反华的今天，不仅仅是贸易战，金融战、粮食战乃至基因战，都很可能是其选项。
1、从查韦斯中招谈起——基因武器的斩首行动
毛泽东生前，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将美国搞得焦头烂额，美国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差一点崩溃，在70年代，美国学术界流行的是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观点。毛泽东去世后，美国的战略家们考虑的一大问题就是，如果世界上再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怎么办？
假如说在1976年之前，美国对毛泽东式的强大对手毫无办法，只好乖乖地求和的话，在基因武器日益发达的今天，美国完全可以在不知不觉中终结其生命。
2012年11月美国《大西洋月刊》披露，近年来，随着DNA基因组设计技术的突飞猛进，美国很容易制造出能把为某国首脑特别打造的DNA病毒，这是最新型的杀人于无形的恐怖武器。
相关专家设想了以下使用DNA病毒进行的“斩首”行动：
【某年12月，一名大学教授在家里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他网购的药丸，这种治头疼的药丸他常吃。吞下一粒药丸后，教授感到不适，出现轻微发烧、打喷嚏等症状。这些都是典型的染上流感的症状，所以这名教授并不在意，他继续去校园授课。他并不知道，他之前收到的药丸，已经被美国特工加入了特别调制的DNA病毒。来到校园后，这名教授体内所携带的几十亿个病毒，会随着他打喷嚏传染给其他人，最终校园里大批员工和师生都得了“流感”，不过在流感多发的12月，没人对此怀疑。
美国特工的最终目标终于出现：某国总统来到这所大学演讲，他手下的特工对校园进行了严密检查。演讲顺利结束，可不久后，这名总统就感觉头疼，随后记忆力逐渐减退，最终一命呜呼。原来，美国特工所使用的病毒，是根据这名总统的DNA特别制作的：其他人染上这种病毒，只会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不会死亡，而一旦总统本人染上这种病毒，他体内的细胞就好比是触发致命病毒的“机关”，病毒会“认出”总统的细胞，发生突变，从而大量破坏总统的脑神经系统，最终令其死亡。事后法医在进行尸检时，也很难查出总统死亡的真正原因，会以为他可能死于“遗传疾病”。】
《大西洋月刊》表示，以上就是DNA基因病毒的强大和特殊之处：可以只让目标一个人死，其他感染者却安然无恙，因为这种病毒的致命成分只能由目标本人的细胞触发。使用DNA病毒进行暗杀，隐秘性极高，成本低，达到的效果却不亚于特种暗杀小组或无人机突袭。但使用DNA病毒进行斩首有一个前提--特工或特种兵必须事先获取暗杀目标的活体细胞，获悉其DNA信息，从而让科学家根据相应信息，制造专为目标设计的DNA病毒。
2011年8月28日，身患癌症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发表了如下讲话：两年多来数位拉美总统先后患上癌症，可能是因为美国掌握了一种传播癌症的技术。查韦斯发表讲话前一天，阿根廷确认总统克里斯蒂娜患上癌症，成为继巴拉圭总统卢戈、查韦斯、巴西现总统罗塞夫、巴西前总统卢拉之后的第五人，查韦斯称“这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用概率法则解释不通”，尤其是患病的都是不顺从美国的左翼领导人。查韦斯还告诫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厄瓜多尔总统科亚“一定小心”。
查韦斯称，邻国领导人纷纷被确诊癌症，事情似乎不可思议，他说多年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提醒他小心美国：
【“菲德尔常对我说，"查韦斯，要当心。这些人研制出了技术。你又粗心大意。当心自己的饮食……用一个小针头给你注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
由于美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在殚精竭虑地策划谋杀卡斯特罗，因此老卡对自己的饮食和DNA信息保护的十分严格。而粗心大意的拉美左翼新兴领袖查韦斯的DNA信息，恐怕早就被美国窃取了。按照美国专家所设计的用DNA病毒进行的“斩首”行动，查韦斯很容易中招。
生物战争的恐怖时代已经来临。中国人民要当心了。中国的领导人和那些反美的关键人物，更要当心了。由于美国强大的种族主义传统，基因武器掌握在这个国家手中，是整个世界的灾难。
2、美国的种族主义优生学计划——种族主义势力的第一波大规模试验
从历史上看，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最早发展出完整的种族主义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科学表现形式——优生学。如果不是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高峰的到来，20世纪将必定成为英美盎格鲁·萨克逊人对其他种族，尤其是黑种人和黄种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世纪。是共产主义苏联及中国的先后崛起，打乱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这一世纪性计划。
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进程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利用，他们创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优等、弱者劣等、优胜劣汰成为大英帝国及后来的美利坚帝国对外扩张的核心信念。达尔文本人是否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点尚未有定论，但其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9世纪末所开创的“优生学”曾在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其核心理念是认为人的智力、才能、道德、气质都是靠先天遗传而来，因此优秀种族永远优秀，劣等种族永远劣等，优秀种族担负人类进化使命。主导英美国家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最先将这种观念发扬光大并落实到现实政策中，而那些后起国家和民族也纷纷借助这种理念来与盎格鲁·萨克逊人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
20世纪20至30年代，优生学风靡欧美，许多遗传学家和政治人物都信奉“优生学”。欧美的上流社会，尤其是那些世袭的垄断财团们认为，血缘和遗传、人种和民族是经济、社会或文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公开地说：
【“我们不应该让那些劣等血统在这个世界上存留。文明社会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确保优等血统人口不断增加，劣等血统人口不断减少……我非常希望能禁止劣等血统人中的生育……禁止低能人留下后代。”】
在几乎整个二三十年代，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与意大利及德国的纳粹党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世代统治英国、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垄断财团和希特勒一样，都是典型的种族主义者。美国于19世纪末建立的冷泉港实验室是后来分子生物学、优生学的大本营，也是今日基因科学的发源地。其早期创始人兼主任是美国遗传学家达文波特，此人与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卡内基财团等各大财团都保持着密切关系。
达文波特深地受优生学、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便是保护美国纯正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种族纯洁，使其不受来自于黑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的遗传污染。在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鼎力支持下，达文波特的密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祖师）等人于1922年便组织了美国优生学会并任主席，将弗朗西斯·高尔顿所开创的种族主义优生学发扬光大。作为后来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对手，欧文·费雪是今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今天许多标准的新古典理论，在起源、风格精神和本质方面都是费雪式的，他的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是许多现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欧文·费雪同时又是美国种族主义优生学的鼓吹者者。很显然的是，美国垄断财团在全世界鼓动一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世界经济，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完成其种族主义的使命。
达文波特另一个德国密友欧根·菲舍尔是德国最优秀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人类遗传学家，他是德国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所长。菲舍尔等人创作的专业性手册《人类遗传学和种族卫生学》在二十年代的德国非常流行，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暴动并因此被捕入狱，希特勒在坐牢期间曾十分认真地研读这本手册，并从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后，口述完成了《我的奋斗》，发展出了十分典型的种族主义思想。菲舍尔的著作可以说是希特勒的科学圣经，而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正是由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冷泉港实验室的优生学项目所奠定的。纳粹政权刚刚建立，菲舍尔就积极为第三帝国服务，菲舍尔为希特勒的帝国内务部起草了一份专门报告，其要点是未来种族政策措施的效率取决于它们是否建立在科学（那些由菲舍尔们掌握的）之上。
到1935年，菲舍尔及其研究所已经开始正式为纳粹政权服务，其服务内容有：(1)为政府建立种族鉴定机构，战争爆发后为军队进行种族鉴定；(2)为未来的专业医务人员和党卫队军官讲授“种族和遗传治疗”；(3)加入纳粹的遗传健康委员会。菲舍尔及其人类遗传学与优生学研究所对纳粹第三帝国最大的贡献，就是用他们的“科学之剑”为纳粹的外交政策服务，给整个纳粹种族计划披上合法性和科学性的外衣。欧根·菲舍尔的接班人奥特马•冯•弗许尔男爵让自己的助手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去当医生，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德国纳粹党卫队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帝国“医师”，人称“死亡天使”的约瑟夫·门格勒。此人执掌集中营生杀大权，他尽可能“消灭”不能劳动的人，并用活人进行“改良人种”试验、病毒和细菌实验，先后有约四十万人惨死在他手下。
美国著名学者恩道尔指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纳粹德国优生学研究的最大出资人。希特勒上台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毫不掩饰地公开资助纳粹医生的研究，直到1939年迫于政治压力才停止了资助。纳粹“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就曾参与了这项计划，可以说希特勒的优生学实际上是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在“美国制造”的。正是由于约瑟夫·门格勒与美国权贵家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密切关系，或者说由于他掌握洛克菲勒等美国财团资助纳粹的直接证据，使得这位“纳粹死亡天使”在二战后能够摆脱惩罚。
二战后，约瑟夫·门格勒成为全球重点通缉的纳粹战犯，但是他却顺利逃离德国，用假的身份在阿根廷定居了下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高官华费尔·埃坦曾指出，他和其他摩萨德特工于1960年便知道了约瑟夫·门格勒及其妻子在阿根廷的确切住址，摩萨德至少有两次机会将其杀死，但是摩萨德没有下手。其实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报告，约瑟夫·门格勒一直在美国“特殊调查办公室”(OSI)的监控之中，他一直在南美洲如阿根廷、巴拉圭、巴西等国家间移动。美国和以色列之所以放过这位“死亡天使”，显然是不希望相关内幕的曝光。
当今日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大肆宣扬希特勒种族灭绝计划的邪恶时，很少人直到，希特勒是英美统治阶级一手制造出来的，在20世纪20、30年代，英美垄断财团的种族主义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是从英美垄断财团那里学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后，英美垄断财团一时间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将其消灭，最后选择了扶持纳粹主义来冲击共产主义。假如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后，按照英美的旨意，将苏联当做最大敌人，希特勒能屈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领导，那么希特勒将会在历史上是正面形象，其罪恶将被掩盖，其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将被颂扬，而“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将和“肯尼迪遇刺案”一样被遮蔽在黑暗之中。当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遭受挫折，以色列国将不会出现，替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为英美帝国重要打手的，将是希特勒的纳粹党。然而，希特勒被自己膨胀的力量冲昏了头脑，最终彻底失败，纳粹主义也首先烟消云散，而“优生学”也一度因为纳粹的恶名而变得声名狼藉。而洛克菲勒财团所资助和掌控的那些生物科学家们，不得不改头换面地提出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名号以继续完成其种族使命。
3、希特勒仅仅是英美的小学生
假如不是因为希特勒和英美之间的内斗，与希特勒种族灭绝计划类似的方案，早已在美国大规模实施。早在1907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就通过了美国第一部绝育法，规定政府有权对州专家委员会鉴定的劣质人口实施强制性绝育手术，到20世纪20年代，这项计划风靡全美，美国已有24个州制定了绝育法。1933年，希特勒刚一上台，便立即效法美国，制定了《遗传病子孙防止法》，对所谓劣质人口采取绝育断种措施。美国政府推行的绝育运动从1907年开始，一直到1963年因广受谴责才彻底结束，有33个州立法推行优生运动，有6.5万美国人被强制绝育，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二三十年代被绝育，如果不是希特勒的战败使优生学和绝育法声名狼藉，这个数字将更大。在6万多被美国政府强制绝育的人中，绝大部分是底层极端贫困人口和黑人等有色人种。美国当时的道格拉斯大法官曾这样指责美国绝育法的不公平性：
【“一个三次偷鸡的窃贼要被绝育，一个三次侵占公款的人却不会。说这两种罪犯的犯罪特性遗传在法律上存在整齐的界限，但我们丝毫看不出这种推论有任何依据。”】
在二战前后，在“优生学”、“生物学”、“生物国防”的幌子下，英国、德国、美国乃至日本都投入巨资进行第一代“生物武器”—人工培养的病毒和细菌武器的研发，而苏联也不甘落后。第一代生物武器被假设在战争爆发时使用，以造成传统武器所不能达到的大规模杀伤力。在第一代生物武器中，采用的细菌类战剂主要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等，病毒类战剂主要有天花病毒、黄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森林脑炎病毒、裂谷热病毒、登革病毒、拉沙病毒等。德国在一战中便曾使用化学武器，二战爆发前，德国已经研制出成熟的化学武器，然而英国同样具有化学战的能力，这使纳粹一直没有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在二战进行中，英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都研制出了第一代生物武器，同核武器一样，所有拥有生化武器的国家都没有遭受到敌人的生化武器攻击。由于中国没有生化武器，中国军民先是在抗日战争中遭受日本，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又遭受美国生化武器的攻击。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定向性较差，既可以对敌方也可以对己方造成大规模危害，因此二战前后，第一代生物武器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
应该指出，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是人类历史上首先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的种族。正是借助天花病毒——这一原始的生物武器的帮助，英美系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才成功地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
1763 年，英国驻北美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下命令设法把天花病毒引入那些印第安部落中去，
【“尝试一切办法根除这个该死的种族”。】
正在同英军作战的两位印第安部落首领突然收到了英军表示“和解”、“友好”的“礼物”——毯子和手帕，善良的印第安人将礼物欣然收下，断然没想到这里面沾满了导致其种族灭绝的天花病毒。其实，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不过是在执行伟大的英国国王陛下的命令而已。美国著名学者房龙在《美国史事》中指出，英国国王曾传旨给阿姆赫斯特：
【“给那帮印第安人送去一些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让他们传染上瘟疫。你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去根除那个令人讨厌的人种。如果你那个用猎犬追杀他们的方法能够奏效的话，我会备感欣慰。”】
事实上，在二战前，大英帝国是最早研制生物武器的国家，而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在资助相关科学家进行相关研究，二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正式和英国合作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发，至1942年，双方研制出了几万枚炭疽杆菌武器，是仅次于原子弹的最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原子弹一样，生物武器战争一旦大规模爆发，不仅上亿人口将遭受灭绝，生物武器的毒性至少可绵延上百年。
4、美国是德国纳粹和日本“731部队”的集大成者
纳粹德国生物武器的头号专家是埃里希·特劳布，他是纳粹细菌战实验室的主管，二战初期他是德国的陆军上尉，直接为希特勒的副手、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进行活体细菌培育工作，同时他也是他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输团的成员，这是一个直接由希特勒建立的非常有势力的军事组织，仅次于纳粹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然而，这位纳粹头号生物战专家，却和“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有近乎完全相似的背景。
二战之前，作为德裔美国人，埃里希·特劳布一直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埃里希·特劳布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病毒和细菌的研究。当时，英美和希特勒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英美垄断资本一手将希特勒扶植了起来。在美国本土，在美国垄断资本的资助下，纳粹的活动也十分猖獗。20世纪30年代特劳布加入了一个名为“西格弗里德”的德籍美国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美国纳粹运动的指挥部，在纽约地区，大约有4000多人来这里参加纳粹活动。二战爆发之前，埃里希·特劳布回到了德国。
二战结束后，因为担心苏联对纳粹的清洗，埃里希·特劳布拒绝为苏联合作，他在1949年逃离至西柏林，他向美国人表示，他原意到美国从事科学工作，成为美国公民并受到保护，从而避开前苏联的报复。而美国人也正在大力招募纳粹科学家为其服务，埃里希·特劳布又顺利变成了美国人，为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军方细菌战实验室服务，并成为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的奠基人。特劳布还在农业部马里兰州贝兹维尔实验室中工作过，他在那里分离出一种能够感染人的神经和脑组织生化武器病毒。总之，埃里希·特劳布的加盟，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生物武器的研发进程。
1953年，西德也认识到了建立自己的细菌战实验室的重要性，他们在蒂宾根市建立了高度机密的病毒实验机构，并请特劳布博士回来担任主管。特劳布获得了美国的许可，附加的条件是，特劳布继续接受有关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控和领导。当时的西德政府对美国有很强的依附性，特劳布在西德的生物战实验室成为洛克菲勒家族及中情局生物武器项目的重要据点。美国的生物战项目，就是由特劳布这样受中情局领导，即非完全的美国人也非完全的德国人的“世界公民”们一步步推向前进的。
二战后，苏联和美国都在拼命发展自己的生物武器。纳粹的生物战专家在战后一部分为苏联服务，但更多像埃里希·特劳布那样成为美国军队的雇员。
二战期间，将生物武器研究推向顶峰的是日本，罪恶昭彰的日本“731部队”在中国利用平民做活体实验，日本天皇本身是生物学家，对日本生物战计划一直十分支持。日本细菌部队规模庞大，除了满洲731部队外，还有满洲第101部队，南京1644部队和广州8604部队等。1947年初，美国陆军情报处邀请马里兰州美国生物战实验室的师长诺尔伯特·费尔到东京，其目的是全面评估日本的生物战武器计划对美国的价值。1947年5、6月间，菲尔与“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进行了谈话，并得出结论，日本的资料和成果对美国意义很大，费尔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有的生物战成果高于日本，但是日本有非常宝贵的活体实验资料，“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石井四郎配合美国，将其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大量人活体实验观察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及后方实施生物战的经验，总结成四篇文章：一、由19人编写，长达60页的“用或人细菌武器的试验报告等书”；二、长达20页的“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 ”；三、由10人编写的“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四、石井本人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还附有8000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灯片。
为得到日本残杀大量中国人所得来的生物战资料和成果，美国竭力庇护“731部队”成员并掩盖其罪行。从麦克阿瑟到杜鲁门都曾亲自过问此事并作出指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最后，在美国的庇护下，“731部队”绝大部分人未受到任何惩罚，“731部队”的真相和材料也完全被美国秘密控制起来，很多关键人物被美国高薪聘用为美军培养生物战人才。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1959年在东京死于喉癌。“731部队”能逃脱最后的审判和惩罚，正是因为他们残忍的在大量中国平民身上进行的“活体实验”，这是日本和美国合伙给中国施加的无以名状的耻辱。
虽然苏联人也很看重国家利益，但是与美国相比，他们倒是更加重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原则。在“731部队”中，有十几名科学家被苏联捕获，并遭受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这些人供述的确对中国人进行了活体实验，被告人随后被监禁多年，然而英美政府则声称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内容不实，是苏联的歪曲宣传。
5、美国早就在中国国土上展开过生物战
正如原子弹刚刚实验成功，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将其用在战场上一样，生物武器也一直被美国使用，不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1951年10月，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一败涂地，所谓的联合国军有六万人被消灭，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将军面授了一份机密命令(JCS#1837/29) ，命令要求在朝鲜战争中开展有限生物战。1952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联合国军指挥官开展更大规模的生物战。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至少有36 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美军上校及高级军官助手在朝鲜、中国供认，他们曾经投掷过细菌武器，当然他们回国后，迫于美国军事法庭的压力又都反悔了。
美军当时已经在中国境内展开了生物战。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赶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为了掩盖真相，美国可谓不择手段。
1953 年，在德特里克营美军生物战基地服役10年的细菌战专家富兰克·奥森突然惨死在纽约一家小旅馆中，官方宣布他是自杀，他儿子事后却说，父亲只是准备向公众透露朝鲜细菌战的真相才遭到暗杀。直至1993年在公众的要求下美国政府重新检验了奥森冰冻的尸体，结果不出人们所料，奥森确实死于非命，但凶手为谁，FBI当然不会去认真调查。
1952年，《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发表了其编辑约翰·鲍维尔写的一篇揭露细菌战的文章，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审问，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对他的关押竟长达6年之久。最后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他们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起码证明，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洗白自己。
虽然美国一直否认自己在朝鲜战争中和中国东北使用了生物武器，美国空军也将敏感文件销毁，但是由于情报部门为了分析情报，秘密保留了部分文件，这使几十年后重新发掘真相有了可能。1998年11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迪芬·恩迪克特和爱德华·哈格曼花费了20 年的时间，钻研了中国、朝鲜和美国三国的秘密档案，采访了许多细菌战的直接参与者，完成了《美国与生物战：冷战早期与朝鲜战争的秘密》一书，此书运用确凿的证据和材料所进行的严密的分析和推论，彻底揭穿了美国的谎言，其中披露的各种档案，和当年美军俘虏的供认，完全一致。此书还指出，在朝鲜战争中对中国和朝鲜实际使用的生物武器，有很大一批是利用日本“731部队”人体试验结果而研制的“成果”。
6、美国第一代生物战作战战略
由洛克菲勒研究中心几十年的科研积累做基础，再加上纳粹尤其是日本“731部队”的成果，美国成为二战后当之无愧的生物武器大国。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顶端。战争马上胜利的前景，不仅没有使美国停止，反而加快了这些灭绝性武器的研发进度。美国核武器的研发及应用曾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讨论，而在民众中间发展起强大的反核武器力量，其中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与核武器不同，除了短暂的时间外，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禁止媒体和公众讨论。早在1947，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下令禁止对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披露，1949年，美国国防部长弗雷斯塔尔曾声称美国只研究防御性的生物武器，但是这个声明被世人认为是欲盖弥彰，因为此时美国仍然没有加入《日内瓦议定书》。
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战略。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因此可再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Report by the 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Statements of Policy and Directives on Biological Warfare,JCS 1837/34,11 June 1952,289）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苏联的危险为幌子，美国一直大力推进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生物战是有限范围内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其生物武器的实战检验。结果证明，生物武器的杀伤力虽然潜力巨大，但仍待进一步成熟。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给在战争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开了绿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同年的陆军守则中删除了“只做报复之用”的字眼，并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者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
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推动了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和英国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生物战实地实验。在那个时代，生物武器单年的科研经费就动辄几亿美元，整个计划投入资金数额之大无法估计。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急于开发新的武器来维持其世界霸权。当时的美国，已将生物武器当做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战略武器进行开发。
比如，六十年代初，美军展开了名为“生化战影响试验”的机密项目，又名“112项目”，这仅是美军生物武器计划项目中的一个，但其下竟有数千个试验各种毒药、麻醉药和细菌的分项目，可见美军整个生物武器计划规模有多么庞大。美国陆海空三军都介入参与，国外则有英国和加拿大进行配合。通过美军生物战实验可以看到，中国、苏联、越南是当时美国生物战假想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小规模地使用了橙剂等生化武器。除了在模拟越南环境的森林里进行了数百次实验外，“112项目”的另一重点是在海上，至少有13艘军舰和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进行了参与，夏威夷及其以西的海岛、日本的冲绳都是重要的试验场，美军在西太平洋生物战实验的情况一直处于绝密状态。为了模拟苏联的环境，阿拉斯加也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实验。数万名分布在世界各地、不知情的美军士兵操作生化武器，美国国防部借此观察其生化武器对自然环境及人的影响，而美军士兵也变相成了实验对象。在冲绳，美军进行了一系列生物武器试验，其目的如毁灭敌人的食物如大米等。1961年，美军在冲绳进行了稻瘟病试验，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真菌能毁掉一整片稻田。
值得指出的是，肯尼迪上台后，曾对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进行限制和压制。1963年10月，美国军备控制盒裁军机构主任威廉·福斯特向肯尼迪建议进行一次彻底的跨机构的生物武器政策审查，这一提议得到了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同意，威廉·福斯特随后于11月12日提出成立一个跨机构的生化武器控制和裁军小组。仅仅10天后，正当一个对美国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控制和削减的最高组织呼之欲出时，肯尼迪遇刺身亡，两个小时后，约翰逊成为总统。此后威廉·福斯特的计划被全面压制，在约翰逊总统任内，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得以强化和扩大，其进攻性更强。
在此期间，美国生物武器计划不断扩展了传统生物武器使用病毒和细菌的范围。美国纽约WBA1电台节目制作人拉尔夫曾舍恩曼指出，长久以来，美国的军方实验室一直以来都在利用禽流感、亚洲流感和其他免疫系统不能识别的病毒来完善其生物武器。在军方实验室，毒性最强的病毒被改造，使人体对这些病毒没有防卫能力，并在世界一些地区试用，由美国军方进行监控，从家畜到人都是攻击目标。美国曾经在1971年利用古巴流亡者将非洲猪流感病毒带进古巴，疫情蔓延迫使古巴政府杀死了50万头猪。
至六十年代后期，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已经日益成熟，美国陆军表示，它已经具备用生物武器进行大规模攻击的能力，相关障碍（如产生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已经被克服，而在政策上也没有任何束缚。但是，美国总统从未正式下达大规模使用生物武器的命令。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苏联也拥有强大的生物武器力量。因此美军第一代生物武器的使用，必然是在秘密战争情况下进行。
实际上，美国第一代生物武器的研发项目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就连规模巨大的“112项目”，五角大楼数十年来一直否认其存在。由于众多证据的曝光，尤其是受害军人的不断维权和揭露，美国再也压不住了，不得不进行舆论引导工作。2000年，美国国防部终于承认让自己的军人接受了生化武器试验，并声称设计这个项目是为了让美国制定更好的计划以应对美军可能遭到的进攻。当然，这是赤裸裸的谎言，美国的“112项目”显然是典型的以进攻为主要目的的生物武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