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欠防备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三、生物欠防备状态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危害

中国对生物威胁的重视程度不够，所造成的生物欠防备状态对国家安全的诸多方面构成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下面列举其主要表现方面。

（一）转基因食品对中国人健康安全的威胁

转基因食品作为全球范围近 30 年来新出现的事物，前述三类风险均现实而严重地存在着。对认识风险，世界范围的激烈争论已经证明了问题的复杂性 ；对事故风险，现实存在，转基因育种过程中所使用的负压舱一旦出现故障，基因污染将必然发生。至于恶意使用的风险，欧美科学界的常识是，转基因物种既可以作为生产生物武器的生物反应器，更可以直接作为生物战剂， 但相关的热衷于转基因商业化的学者和官员对此都讳莫如深。

转基因食品具有空前的人口覆盖性。一旦转基因主粮发生问题，无人能够幸免。而这种问题的发现、分析、定位、追踪都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转基因农业     技术商业化以来，种子市场的垄断态势急剧发展，1979 年之前，全球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控制世界种子市场的 1%，而 1996 年全球最大 10 家种子公司控制了世界商业种子市场 40% 的份额， 2009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73%，其中前三家公司即控制了 53%。转基因食品空前的人口覆盖性和制种公司空前的市场垄断性，能够使某种风险（既可能是事故，也可能是蓄意，也可能是国家战争行为）最大范围地传播，这是任何传统食品都不具备的特点。

（二）中国大量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带来的战略风险

2010 年以来，中国进口大豆即超过每年 5 000 万吨，2012 年已接近 6 000 万吨，其中绝大多数是转基因品种。转基因大豆的 95% 是抗农达品种，这意味着其种植过程中配套施用农达除草剂。种植抗农达转基因大豆的阿根廷等国科学家已经发现并报道了草甘膦对人体健康存在巨大危害。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国家标准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对大豆的草甘膦允许残留量未作限制（2012 年修订版依然如此），其直接后果是，全世界草甘膦残留量最高的转基因大豆均流向中国。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既不知道这些大豆的草甘膦含量，更不知道其对人体健康造成恶劣的影响。

2012 年 8 月，法国科学家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水中仅含有 50μg/kg（即50ppm）微量草甘膦，即对受试老鼠的健康构成明显损害。而抗农达大豆中的草甘膦含量接近 20mg/kg，高出 400 倍。

严峻的事实是，中国人正在用自己的健康，为进口抗农达转基因大豆中所含有的草甘膦进行大规模人体毒理、病理试验。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在国际学术界已经详尽讨论了草甘膦能够诱发糖尿病、不孕不育症、癌症、胚胎发育异常、抑郁症、自闭症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仍然看不到停止这种试验的迹象。

（三）转基因种子对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

听任转基因物种泛滥将赋予控制转基因技术的外国政府和公司剥夺中国粮食主权的机会。2008 年南非种植的三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发生过一次“绝收” 之灾，三个省共 8.2 万公顷长势很好的玉米从外表看不出任何病害迹象，里面却连一个籽粒也不结，出问题的面积比例达到 28%。孟山都公司赔偿了损失，承认是发生了一个技术错误。 问题的要害是，孟山都公司的育种过程是脱离中国政府监管的。当发生类似南非玉米绝收的情况时，如何区分对方是蓄意还是事故，将演变为国际政治焦点和难点问题。在司法管辖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如何杜绝外国育种公司由于蓄意或事故而导致中国蒙受重大损失，如何排除外国公司把蓄意的生物战争行为谎称为技术失误的可能性，都是严肃的重大战略问题，而目前尚未看到有深度的研究和讨论。

（四）警惕“基因利用限制”技术

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开发和掌握了“基因利用限制”技术，能够用技术手  段人为地控制农民的收获，甚至能够让种子绝收。他们从未告诉农民，转基因种子将剥夺数千年来农民天然拥有的留种权，而必须每一季都花钱重新购买转基因种子公司的产品，否则将颗粒无收。这些技术的可怕之处在于，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通过粮食绝收来惩罚“侵犯”种子公司知识产权的农户。可以设想，如果中  国粮食种子的相当比例被转基因化，基因利用限制技术以及所谓知识产权，将给中国戴上沉重的经济枷锁。而上述基因利用限制技术，亦可用于二元生物武器。

（五）警惕转基因物种成为新的入侵物种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仅因烟粉虱、紫茎泽兰、松材线虫等 11 种外来危险性主要农林病虫草害就造成 574 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 美国等国已经发现转基因作物基因漂移导致了“超级杂草”的出现，如果转基因杂草等也加入到外  来入侵物种的清单，中国将蒙受更加巨大的经济损失。

（六）警惕作为药品的转基因物种用中国人口进行药物试验

转基因食品具有明确的药物属性和不明确的长期效应。2001 年美国 Epicyte 公司宣布创造了能够通过阻滞人类精子达到避孕效果的转基因玉米 ；  2002 年，美国 ProdiGene 公司通过改变玉米基因的方式，使其含有了 HIV 病毒的基因片段。这两个案例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转基因物种在性质上是药物，而不是一般食品。     正因为如此，美国曾发生过转基因玉米混入食用大豆而导致大豆被隔离的案例，也发生过转基因玉米混入食品市场而导致 300 多种食品被收回的案例。至于转基因植物疫苗，更是早已公开的事实。

中国的转基因推广者们并不讨论转基因作物的药物属性，导致全社会对此并不知情。既然转基因物种具有药物属性，那么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就不能仅仅由农业部门来管理，而必须至少由卫生部门参与监管。转基因物种应该按照药物审批程序进行管理，否则无法保证种植者和食用者的健康安全。这种监管，是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必要的社会成本，如果不愿意承受这种监管成本而贸然推广具有药物属性的转基因物种，实质上是拿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去赌博。

（七）警惕转基因植物中发现疑似未明新型病原体

2011 年 1 月，美国科学家胡伯博士（Dr. Don Huber）写信给美国农业部长， 提出在孟山都公司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玉米中发现一种普遍大量聚集的不知名的病原体生物具有造成农业动物不育与自然流产的潜在可能，为此对人类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如果这一点被证实，则很可能是以转基因物种为载体的一种新的未知的病原体。

检测病原体，需要严格的实验室条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建立 BSL-4 生物安全实验室（对艾滋病毒的研究只需要 BSL-3 级实验室）。从而，中国不完全具备检测转基因物种可能携带的新型病原体的技术条件，因此无法排除新型病原体随转基因产品入侵的风险。

（八）警惕转基因种子推广造成传统农业物种灭绝

转基因种子推广的后果，将使传统的天然农业种子趋于灭绝。这一方面是因为与抗农达转基因作物配套使用的农达除草剂将杀死除了转基因品种以外的传统作物，另一方面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基因污染。转基因种子将使得传统种子灭绝绝非危言耸听，转基因巨头们已经在挪威建造了一所世界末日种子库，即斯瓦尔巴德种子库（投资方就包括孟山都公司等），其目的之一就是在传统种子灭绝后由转基因公司垄断全球种子资源。

（九）听任外国势力插手中国疫苗制备的战略危险

中国本已建立有效的计划免疫体系，疫苗完全做到了技术自主。但在 2009 年， 中国引进美国 NYMCX-179A 甲流毒株 ，用不可思议的 87 天匆忙推出“盼尔来福”甲流疫苗， 注射了 8 961 万人。在 2010 年，中国又用经过外国处理的毒株生产麻疹疫苗，不合常理、违背医学常识地突击给超过 1 亿人注射，仅仅这两次疫苗注射即覆盖了中国超过 1.9 亿人口。这两次大规模注射，其必要性广受争议。如果这些疫苗在境外环节被污染（事故或恶意），后果不堪设想。迄今，有关部门从未说明他们是如何确保由外国输入或者经过外国处理的毒株及其培养基不含有中国尚未认识的致病病毒或其他有害生化物质或基因片段的。

（十）转基因物种对中国动物养殖业和人体健康的危害

2010 年 9 月，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刊登新闻《老鼠不见了——山西、吉林动物异常现象调查》。该报道披露，山西晋中和吉林榆树等地，种植了疑似转基因的先玉 335 玉米的地方，大老鼠基本绝迹，用先玉 335 喂养的猪也出现异常。在世界多个国家的转基因动物实验中，都发现了与晋中和榆树地区类似的动物异常现象。其中，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卫生部等部门发表的文献说明了世界各地由于使用转基因饲料出现异常的案例，包括内脏发生异常的老鼠，假孕或不育的猪和非正常死亡的母牛。如果转基因作物能够破坏哺乳动物的生殖能力，那么需要一代、两代乃至多代样本才能显现，猪和老鼠的繁殖周期很短，后果很快能够观察到，而人类繁衍一代需要 20 年到 30 年，转基因食品对人的影响后果在短期内是无法观察到的。因此，在不经过小范围、长时间、多代志愿者人体试验的情况下，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带来的长期风险是不可知、不可控的。

（十一）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被利用成为西方生物技术研究风险的试验场

生物技术的某些研究具有严重危险，为规避监管和降低成本，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漏洞，将危险研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 2005 年印度放宽药物试验限制后，印度成为多家欧美药厂的“人体小白鼠”基地，累计 57 万的印度人参与临床药物试验，7 年来已造成 2 644 人死亡。2007 年8 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披露，中国临床药品试验超过印度，已悄然成为全球制药行业的头号“实验室”。中国患者参加外国公司新药试验造成死亡、残疾而难以得到赔偿的案例时有发生， 2011 年曝光的美国机构非法利用我国湖南农村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事件， 美方责任人至今未受到任何追究。外国机构插手中国疫苗研制流程以及外国转基因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客观上让外国机构获得了免费用中国人口开展大样本药物人体试验的途径。而这种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最终仍转化为中国的经济负担。

四、结论

生物技术涉及中国粮食安全、农业安全、人口安全、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军事安全以及政治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利益，理当予以足够重视。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中国对此有所疏失，因此处于生物欠防备状态，并对国家安全带来了危害。

建议国家高度重视，从战略高度关注并研究生物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部署专业力量对中国面临生物威胁的现状进行调查，摸清家底，客观评价威胁的广度和深度。在这一工作中，应注意避免利益集团尤其是外国利益代理人的干扰。建议以军事战略部门和军事医学部门牵头，组成跨军民、跨部门、跨学科的调研队伍，独立地、系统地、历史地开展调查研究，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得出真实可信的结论，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在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组建跨军民、跨部门的专门机构予以落实，该机构应独立于各利益相关方，客观地综合考虑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层面的问题，直接对最高政治权威和最高权力机关负责。

【 柴卫东，工学博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