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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防化部队发展进程

2020-2-4 00:1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434| 评论: 0|原作者: 陈辉|来自: 察网

摘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诞生与世界防化兵的诞生有着共同的原因: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毒气在人类战争中的出现。然而,也有着不同的原因:日军对中国使用化学武器,促使我军防化兵诞生;美军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使用细菌武器,促使我军防化兵壮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诞生与世界防化兵的诞生有着共同的原因: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毒气在人类战争中的出现。然而,也有着不同的原因:日军对中国使用化学武器,促使我军防化兵诞生;美军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使用细菌武器,促使我军防化兵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战受害国。我军防化兵,向世界证明了维护人类和平的信心和实力,为化学武器最终走向坟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为作者陈辉向察网的投稿】

【编者按:预防、控制、消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化兵确实有其特殊作用,其特殊的洗消设备、气密设备、隔离设备等,在应对生化危机时,具有无法替代的专业对口性。本文系统介绍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发展历程,使读者了解防化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歼灭战中的特殊作用。】

防化兵——一支与“毒魔”打交道的部队,它的任务是对核、化学、生物武器及燃烧武器进行防护;实施核、化学观测,辐射、化学侦察,剂量检测,消毒、消除沾染;施放战场烟雾;喷火分队直接协同步兵战斗。

防化兵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正如当年的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为防化兵的题词所言:“在原子、化学战争条件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兵种,我军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满地完成作战任务”。

陈辉:降服新型肺炎防化兵作用知多少?——漫谈人民解放军防化部队发展历程

中国防化兵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促使我军防化兵诞生,美军使用细菌武器促使我军防化兵壮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诞生与世界防化兵的诞生有着共同的原因: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毒气在人类战争中的出现。然而,也有着不同的原因:日军对中国使用化学武器,促使我军防化兵诞生;美军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使用细菌武器,促使我军防化兵壮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1915年春天,世界第一支防化兵——德军“毒气施放团”诞生。4月22日,德军“毒气施放团”在伊普战斗中对英法联军施放了180吨氯气,造成英法联军15000人中毒,其中5000人死亡,2410人被俘。

伊普毒气战,使各国军队对毒气战和防化兵刮目相看,纷纷发展各自的防化兵。

英军在德军毒气袭击后,立即组建了第一化学兵旅,于当年9月在卢兹战斗中向德军实施毒气反击。

沙俄军队紧随英军也建立了14个化学兵连和1个喷火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军有6个化学兵营,法军有3个化学兵营,美军有1个化学兵旅,俄军有12个化学兵连。这些化学兵部队大都装备了施放毒气的吹放钢瓶和化学迫击炮。

第二次世界大战,化学武器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烟雾、喷火、纵火器材和细菌武器陆续划入毒气战行列,日军“731部队”将细菌武器投入侵略战场,特别是美军将原子弹投入日本,使核武器加入了战争。“二战”结束时,美军每个军都编有核生化旅,化学兵部队达8000多人。苏军化学兵达10万人,化学兵将军就达100多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的诞生还有一个与各国防化兵的不同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战受害国。

1938年夏,炽热的武汉城烟火弥漫,炮声隆隆。侵华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8月6日,丧心病狂的日军为了尽快占领武汉,日军陆军参谋总长给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下达了大陆指第225号关于“今后准许用红筒和红弹”的命令。此令一出,“毒魔”四起,仅8月21日一11月21日,日军进行化学攻击达375次以上,发射各种毒气弹(筒)48489发(个),造成了国民党军队成营、成连中毒死亡,导致阵地失守。最为惨忍的是,由于日军大量使用刺激剂、窒息剂、糜烂性毒剂,“星子华军竟全师中毒死亡”。得意洋洋的日军在报告中也掩饰不住战争疯子的狂欢,说:

【“这次使用中,百分之八十是成功的……收到了超过预期目的的效果,促进了作战过程。”】

接着,日军继续从国内增派化学部队到中国战场,把化学战推进到全面、经常地使用化学武器的阶段。

陈辉:降服新型肺炎防化兵作用知多少?——漫谈人民解放军防化部队发展历程

日军细菌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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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行毒气战的防毒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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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防毒面具

1940年夏,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日军为扼守据点,负隅顽抗,使用毒剂20余次,造成八路军中毒近万人,直接影响了战斗进程。

1942年,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用毒几十次,并制造了毒死村民800余人的“北瞳”惨案。

日军在八年侵华战争中,共使用化学攻击2000余次,遍及中国18个省,使中国伤亡8万多人。“二战”中,各军事大国加强了化学战的毒剂储备,英国500吨,美国1100吨,日本3610吨,德国12000吨,但只有日本在中国战场大规模频繁地使用了化学武器攻击,其它战场只发生了偶然使用或在集中营使用化学武器事件。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大的化学武器受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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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用中国儿童进行细菌武器人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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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

以化学武器害人的日寇咎由自取,最终尝到了美军核武器的苦果。

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又一次违反国际公约,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量使用了细菌武器。

为了有效地对付侵略者化学武器的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建立防化兵。

1932年12月1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特科队中编设化学排,其主要任务是施放烟雾,以迷惑敌人、掩护己方的战斗行动。1938年底,我军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成立了一个化学队,培训防毒干部。以后在延安也举办过防毒培训班。在解放战争后期,华东野战军在第7、9、13纵队组建过防化分队。我军组建大规模防化部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11月,中央军委军训部长萧克向中央提出了成立化学兵学校的建议,并建议野战军和兵团各编防化科,军编防化股,师、团、营设防化参谋。萧克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12月1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1951年入朝部队在师、团、营建立了防化分队,到1953年,全军已有100多个防化连,大军区相继成立了防化兵处,总参军训部设置了防化兵处。1955年4月,为了统一领导防化部队的训练和战备建设,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防化兵部;1956年1月1日,防化学部正式成立,张乃更为首任部长;1957年,防化学部开始履行兵种领率机关职能,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后来总参防化学兵部并入总参兵种部;如今的防化兵领导机构划归到陆军领导机关。

几十年过去了,目前,我军防化兵已发展到防化营、防化团的建制,防化装备全部国产化,基本实现现代化。防化兵成为我军在核、化条件下作战的战斗保障兵种,诸军兵种作战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解放一江山岛防化兵建立奇功,抗美援越、自卫还击战,防化兵屡建功勋

1955年1月18日,我军陆海空三军联合向盘踞在一江山岛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总攻,我军防化兵第一个喷火连在登岛战役中建立了奇功。

一江山岛是国民党重要守卫目标,有守军1100多人,岛上构成了以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工事为骨干的环行防御体系,蒋军利用地形精心设置了3道防御阵地和4层火力,并构筑了明暗堡154个。前沿多为永久性地堡,与堑壕、交通壕相连,非常隐蔽,不易发现和摧毁,而且地堡大都有方格铁丝伪装网,使步兵难以爆破和投弹。

针对一江山岛的敌情、复杂地形和坚固工事,为确保登陆成功,华东军区决定成立喷火连,这就是我军第一个喷火连。喷火连配备了67具喷火器,分别配属给登岛的各步兵连,并确立了“掩护——爆破——喷火——步兵趁火势冲入敌阵地”的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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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喷火兵

14点33分,登陆战开始。在海、空军和陆军炮兵的掩护下,步兵冲向敌人滩头阵地。某团1连在海门礁登陆时受到敌水线地堡火力阻拦,配属该连的喷火兵用火舌直喷敌地堡,为1连开辟了通路。

2连在黄岩礁登陆成功,但1排向敌前沿阵地攻击时,遇敌永久型火力点的封锁,伤亡较大。喷火班长成建军组织喷火组巧妙地接近敌碉堡,连续喷射,敌人两个碉堡立即被火海吞没,10多名敌人烧死,1排乘机占领阵地。

3连在山咀村遭敌暗堡火力阻拦,喷火兵严恩光冒着敌人弹雨冲了上去,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对敌暗堡猛烈喷火,敌暗堡顷刻之间在烈火中报销。3连乘胜追击。

6连在攻占南江160高地时,敌人的一个钢筋水泥工事和一个暗堡射出了十几条火舌,6连战士倒下一片,喷火兵周祖士、方根木急了眼,他俩一左一右向钢筋水泥工事冲去,两道火舌一下子就吞并了敌工事。他俩又奔向敌暗堡,突然一个冷弹击中周祖士,不幸牺牲。方根木杀红了眼,他利用敌人机枪换弹的片刻,端起喷火器冲向敌暗堡,一阵猛喷,3个满身是火的敌人从暗堡中跑了出来,他冲着这3个家伙又喷出了愤怒的火焰,3个敌人瞬间成了“烤鸭”。

19日凌晨,枪声平息下来,一江山岛战役我军全歼守敌1086人,其中敌战死519人,被俘567人。在整个登陆作战中,喷火连共烧毁敌地堡45个,占敌地堡的三分之一,洞穴16个,防空洞2个,其它目标2个,歼敌200余人。喷火连33人负伤,11人牺牲,48人荣立战功。战后,前线联合指挥部司令员张爱萍亲自看望了喷火连,夸奖说:“喷火连打得好!”

一江山岛战役后,我军防化兵还先后参加过援越抗美、边境自卫还击战,在这之前,参加过抗美援朝,除喷火分队外,侦测、洗消分队也参加了实战检验,有效地对付了美军的化学弹、毒剂弹和细菌弹,在战火中不断壮大。

我军防化兵在核试验中功高于众,被誉为“蘑菇云下的尖兵”

“10、9、8、7......3、2、1,起爆!”随着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军防化兵身着防化服,乘着装甲车向着蘑菇云的方向勇敢地冲击。这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情景。

冲向原子弹沾染区的防化部队是由我军某部防化1团1营为基础组建的混合防化营,下辖侦察连、固定洗消连、机动洗消连和营部的若干直属分队,共350余人。

蘑菇云在头顶飘着,原子辐射仍在施放着大量能量,原子弹爆炸后的情景逐一呈现在防化兵的眼前:电线杆东倒西歪,试验物在燃烧,物资被吹得四处乱飘,房屋的屋顶被掀掉,一些掩体和工事被震塌,试验汽车被冲击波吹翻,试验狗身上的毛被烧光,还摇着没毛的尾巴。防化侦察分队冒着辐射危险进入爆心2900米的区域展开侦察,逐步深入到距爆心950米,对20个点进行了测量、记录,并用无线电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了每个点的辐射级、时间、距爆心距离等数据。首批防化兵进入沾染区仅半个小时,就快速准确地完成了侦察任务。

防化兵还在前进,辐射还在施放,死神仍在逼近,但英勇的防化兵赴汤蹈火,勇往直前。在继续向原子弹爆炸中心前进,在距爆心600米时,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试验汽车被冲击波吹变了形,房屋变成了废墟,动物全部死亡;坦克被吹翻,履带朝天;火炮离开了炮位,炮管被震弯;100多米高的铁架全部熔化,在地上凝固成钢水。防化兵穿着防尘服和防尘靴在2尺厚的松土上艰难地行进,没有人退缩,他们分头测量地面辐射级,搞清了爆心附近辐射强度的秘密。

以张爱萍将军为首的指挥部焦急地盼望着防化兵的各种数据,因为原子弹是否爆炸成功,取决于防化兵提供的科学数据,仅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半小时,防化侦察分队就将核爆炸的科学数据报到指挥部,张爱萍称赞他们立了头功。

陈辉:降服新型肺炎防化兵作用知多少?——漫谈人民解放军防化部队发展历程

核试验区的防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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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核试验中心区的防化兵

按照周总理“一次试验,多方受益”的要求,防化兵在沾染区对我国自行研制的核辐射探测器、核爆炸观测器、洗消器材、防护器材等进行了全面检验,填补了我国多项科研空白,首批进入原子弹爆炸区的防化侦察分队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在我军防化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日本东京“沙林毒剂”事件震惊世界,但中国防化兵完全有能力对付“沙林毒剂”

随着警报的长鸣声,北京市某地铁站化学毒剂紧急救援演习拉开了序幕。原北京军区某防化团官兵乘坐洗消车、运输车、救护车,火速赶往现场。

1995年3月,日本东京地铁站发生的毒气事件,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中毒,引起世界震惊,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防范措施。为防患未然,原总参谋部给北京军区下达了这次演习任务。

演习以犯罪集团在地铁投放“沙林毒剂”为背景,防化兵的救援分为:抢救中毒人员,指导群众防护;组织化学监测,实施现场洗消;协助公安部门现场取证,控制毒源;组织侦察、化验、确定毒物种类和染毒范围等7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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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兵紧急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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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兵对毒剂沾染区进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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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兵对污染区进行洗消

首先进入沾染区的是防化侦察兵组成的先遣侦测队,他们身着防化服,携带含磷毒剂报警器和侦毒器,飞奔现场,迅速查明了毒气源,进行了化验取样。尔后,把毒源放入控制箱,进行转移,在现场做了标记。

防化兵化验组收到毒源样品后,立即在野战化验室进行了化验分析,果断科学地确定了毒品的种类和空气染毒的浓度。

随后,警戒队、防化洗消队、医疗救护队、宣传队分头展开工作。

警戒队在侦测队标定的染毒区边界设置了安全警戒线,协助公安人员负责毒区的警戒,防止群众的误入。

防化洗消车队飞驰而来,但遗憾的是无法开入地铁站。人们正在忧虑的时候,几名防化兵携带便携式洗消器和小型过滤吸收器,赶了过来。他们迅速对地铁站、列车室、实施洗消。对变电室、调度室、配电室等不能用消毒液洗消的房间,进行了内循环式过滤消毒。

医疗救护队迅速将中毒人员撤离毒区,在野战救护所用解磷针、阿托品、氯磷定等药物急救后,送后方医院继续治疗。

最后,79型淋浴车在制定地域对救援分队和救援器材进行了洗消。

演习成功表明,我军一个加强防化连利用我国研制生产的现有装备,对一个空气染毒的中、小型地铁车站实施化学救援,四至五个小时就能完成任务,救援手段和时效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多国造”的防化装备时代已经过去,中国防化装备实现了国产化

防化兵离不开防化装备。在建国的最初几年,我军一方面注意收集和修复美、日、蒋造的旧杂防毒器材并自制一部分简单器材,另一方面从苏联引进一些防化装备并加以仿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兵是一个战斗保障兵种,由防化、喷火、发烟等部(分)队组成。其装备主要包括观测、侦察、防护、洗消、喷火、发烟等6种基本类型,进行化学、核辐射侦察与放射性沾染观测;组织实施烟幕保障;用喷火器等燃烧武器协同步兵作战等。防化兵还要组织指导军队对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进行防护,并协助地方有关部门组织人民群众实施上述防护。

1959年,我军对苏式侦、防、消、发烟和喷火等20多个型号的防化装备陆续仿制成功,并形成一定生产能力。1958年至60年代中期,我军把技术研究与战术研究、制式装备研究与应用器材研究相结合,从而促进了国产第二代防化装备和应用技术的发展。如1965年设计定型的轻便防毒面具,取消了导气管,重量比当时美军装备的新型面具还轻。

20世纪60年代,我军还发展了防原子弹装备。1962年底,防化兵领受了首次核试验的辐射安全、防护保障以及有关的技术测试和地面、高空取样等任务。为此突击研制了专用仪器、器材、技术车辆共8类55套又34台件,性能良好。在多次核试验中,我防化兵凭借这些装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70年代,防化兵的装备迈上新台阶。如1971年定型的含磷毒剂报警器,采用了最新技术,重量只有1.2千克,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空白。70年代装备的新型辐射仪,兼有两种仪器的功能,也仅重1.2千克。1975年设计定型的核爆炸观测仪,可自动开机并测定当量和距离。

80年代,防化兵装备的研制与发展继续大步向前迈进,1985年实现了“六五”规划预定的发展目标:发展了核、化学侦察、化验装备;工事用毒剂报警器和检测器材填补了工程防化设施中的空白;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提高了可靠性,使误报率大大降低;采用电脑技术的便携式防化参谋作业工具,大大提高了核估算的速度与质量。总之,与1980年以前相比,我防化兵装备的主要品种有1/3全部更新了型号,其余2/3新老并存,新型号所占比重也有较大增长。

90年代以来,防化兵的装备和全军防化装备有较大发展。大型多功能的快速洗消装备,使防化兵的洗消保障能力成倍增加。军、兵种专用的防化装备得到全面发展,发烟器材、燃烧武器也有新发展,防化兵的专业保障能力,合成军的自侦、自防、自消能力,全军的整体防护能力,均达到了新水平。

目前,我军队化学毒剂伤害的防护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的舞台上,中国防化专家一举夺魁

2000年6月的一天,在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国际联试”考试结束评估会上,我军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的专家坐在首席,以考官的身份与国际禁化组织的官员一起,对美、德、法、俄等14个国家的16个实验室的考试成绩进行评估。这是中国专家首次担任国际禁化组织考官。

2001年4月,国际禁化组织指定我军防化研究院分析化学实验室作为本次“国际联试”的考官,负责出试题。过去类似这样的考试,都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验室出题。我军防化研究院经过认真准备,按时把考题及配制的土样、水样、灰尘样和空白样样品寄往了参加考试的各国实验室。参加考试的实验室和国际禁化组织官员认为这次出题的背景设想、方案拟定、样品配制、专题报告比以往更接近真实的核查,更具有新意。

陈辉:降服新型肺炎防化兵作用知多少?——漫谈人民解放军防化部队发展历程

外军防化兵

陈辉:降服新型肺炎防化兵作用知多少?——漫谈人民解放军防化部队发展历程

外军防化兵在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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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外军防化兵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我军防化兵,在维护和平的世界舞台上又展示了独具魅力的风采。

1990年7月,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通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邀请我参加第二次“国际间化学裁军核查对比实验”(简称“联试”)。这是为落实正在谈判等待各国签署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即“核查”的前期准备工作。

这是一场世界军事分析化学领域里的“奥林匹克”竞赛。测试的样品是与香烟头差不多大小的玻璃试管,里面有的是几滴水,有的是几粒活性碳,有的是一根棉签。样品内待测物质微乎其微,就好比在一游泳池水里放进了一勺糖,然后蘸出几滴让你查出它的成分。其难度可想而知。

国际传真迅速将报告送到了外交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领导的案头。

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眉头一喜。一年前,芬兰、法国、美国、西德、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挪威、瑞典、瑞士10国首次进行了“联试”。此次“联试”,又扩大邀请中、美、苏、捷和印度参加,这是个好势头啊!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而成效却微乎其微。

化学毒物用于战场,可以追溯到古代战争。随之而来的便是跨世纪的禁止化学毒质的谈判。

18世纪中叶,在格罗秀斯所著的《战争与和平》中,第一次有在战争中禁止使用毒质的记载,被公认为不允许争论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

1847年,由俄皇发起的,有15个国家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发表了关于《战争法规及习惯宣言》,明确提出:禁止使用毒质或含有毒质的兵器,为以后的海牙和平会议编纂理想的战争法规产生了特殊影响。

1899年7月29日,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宣言郑重向世人公布,“缔约国应约束自己,禁止使用以施放窒息性和中毒性气体为唯一目的的炮弹”。1907年,第二次海牙会议又明确规定,“尤其禁止:1、使用毒物或施毒武器;2、使用引起其它痛苦的武器,炮弹或物质。”

尽管禁止毒质和含毒质的“条约”、“法规”不断出现,但对“战争疯子”的约束是极其有限的。

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7年之后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卷入六大洲30多个国家,总动员兵力达7000多万人的战争,惨无人道地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了130多万人中毒伤亡,使“毒气恐怖”弥漫世界。

饱尝化学战灾害的人们,对禁止瓦斯兵器的强烈呼吁,成为推动禁毒国际法产生的巨大力量。国际联盟1920年至1924年间进行了大量活动,终于在1925年5月4日至6月17日成功地召开了日内瓦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世称《日内瓦公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是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唯一有效的国际公约。

中国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8月加入本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2年7月,周恩来外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

【“对于1929年8月7日以中国名义加入的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订立的《关于禁止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业经加以审查,认为该议定书是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巩固,并且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兹特决定:予以承认。”】

对日内瓦公约,世界已有102个国家签字加入。

1932年2月2日,世界第一次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一个可喜的收获,就是对禁止毒气战问题的认识有了进步,许多国家代表提出了各种超过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瓦斯兵器的提案。例如:化学战剂准备工作的禁止、化学制成品的监督、一般平民的保护及违法行为的制裁。但是,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尝试都未能成功。国际联盟代表大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常设机构虽然合法存在,国际上发生化学战事件,仍向这两个组织投诉,但仅仅是受害国抗议而已。日本曾是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但又是日本一脚踢翻了公约,对中国实行化学攻击。中日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国际联盟的愤怒斥责,丝毫没有挡住魔鬼的脚步。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了,取代了“国际联盟组织”。1948年,联合国安理会常规军备委员会起草了第一个决议,确认核、化、生武器为大规模杀伤武器,列入裁军范围。人们从中看到了希望,许多在战争中发生化学、生物战事件的国家,纷纷向联合国提出控诉。1951年5月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侵朝美军使用化学武器提出抗议。60年代初期,越南政府对美军在侵越战争中大量使用化学毒剂提出抗议,但由于当时的联合国为美国所操纵,美采取不承认政策,均未得到应有的制裁。

1971年1O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作为5个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更多发言权。当年12月,我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指责美国使用化学武器杀害越南人民。1972年4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试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之后,才有了每年春、秋在日内瓦各举行一次的化学裁军会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缓和,这两个拥有化学武器的大国,表示了禁止化学武器的新姿态。1990年6月1日,前美国总统布什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订了《美、苏化学武器协议》,宣布该协议生效时,双方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并销毁一定贮存量的化学武器。与此同时,国际化学裁军谈判制定出的方案,较之《日内瓦公约》也有新的发展。联合国化学裁军委员会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为了建立一套有关化学裁军核查的技术标准、方法;程序和相应的国际化学裁军核查实验室,组织了一些国家的实验室进行模拟核查实验,以求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探讨,能为各国普遍接受。

显然,中国参加化学裁军核查,不仅体现了我对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的一贯积极立场,也有利于尽快跟踪国际化学裁军的新发展,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贡献。此时此刻,刘华秋十分激动,他多么盼望中国的防化兵在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他多么想看到这样的局面: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遭受化学攻击的控诉者,也是一个禁止、抵御化学攻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强者。

外交部几乎在一天时间内完成了有关参加国际“联试”的全部协调工作,为我军防化兵走向世界创造了一切有利条件。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当时的总参谋长迟浩田,这位在朝鲜战场上曾经参加了防化战的老兵,态度十分明确:参加!为中国争口气,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很快,由解放军防化专家钟玉征、陆宝嘉、马远骏、边淑清、曹俊钟、陈志升等同志组成了专家组,代表中国参加第2轮国际核查“联试”,钟玉征任专家组组长。

中国首次出师国际核查“联试”,机遇与风险并存。

钟玉征很清楚,摆在专家组面前的不利条件有5个。一是对手强。参加这次“联试”的有美、苏、英、法、德等15国16个实验室。这些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有着世界著名的一流试验室,设备先进,技术力量强,而且多数参加过第一轮“联试”;二是时间紧,收到样品后,限期一个月报告分析结果,并在两周后必须提交详细实验报告,否则取消资格;三是难度大。没有样品分析的具体背景情况,只知道是核查一个化工厂;四是设备差,我们的实验设备多是70年代的产品,陈旧落后,很难达到技术要求;五是经验少,我们没有参加过这种多国实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样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正在中国专家组逐条分析困难,寻求对策时,从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传来消息,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分析技术和能力表示怀疑。

极大的挑战性,带来极大的刺激性。钟玉征激动地说:

【“我心里还不服气呢!有些西方人轻视中国人,就是小瞧我们惯了,这个习惯得让他们改一改。我们的仪器虽然不如外国的先进,但我相信,中国人的脑子并不笨,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专家组副组长陆宝嘉憋不住了,这位平时不爱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专家,一下子冒出一句话:“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为国争光就看我们的行动了!”

眼前的困难难道不能克服吗?能克服!钟玉征、陆宝嘉的话表达了所有人的决心和信心。

陈辉:降服新型肺炎防化兵作用知多少?——漫谈人民解放军防化部队发展历程

参加国际比赛的中国防化兵

陈辉:降服新型肺炎防化兵作用知多少?——漫谈人民解放军防化部队发展历程

在国际比赛中进行装备洗消的中国防化兵

1990年11月13日,测试组接到外交部通知:样品已由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委托信使带回。钟玉征估计样品包装可能比较大,她告诉有关同志,派一辆面包车去取。

谁知到了外交部,一看到样品,大家都楞住了,信使交给他们的是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两副扑克牌大小的金属盒,盒内装着29支比香烟稍大一点的玻璃管。其要求是:模拟核查一个“工厂”,是否“秘密生产过化学毒剂”,必须在接到核查样品一月内报告测试结果,逾期取消参试资格。

一支支玻璃管子犹如一个个“魔瓶”,有的装一支棉签,有的装几滴液体。样品量极少,里面即使染毒,也极其微量,需用几十亿分之一克的计量来测试,其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的专家们镇定自若,开始实施一个反守为攻的大胆计划:在打开“魔瓶”之前,尽可能获得更多样品的信息。

助理研究员曹俊仲要求:“水样品不开封,放到核磁仪上进行测试,可知是否含有磷化合物。”助理工程师林汉杰请战:“我可以不开管进行分析。”......

深夜12点,曹俊仲报告:水样中含有机磷化合物。林汉杰报告:在29支管中发现6种化合物。

可是,开启“魔瓶”后很长时间,除查出一些一般性有机磷化物以外,还没有发现被核查的“工厂”有“异常”现象。这时,专家们把眼光集中在一支水样品的玻璃管上。只有o.8毫升的水样品中漂着一滴比小米粒还小的油珠。钟玉征认为,这个难度最大的样品最有可能获得直接信息。她决定:“就在这小油珠上打开突破口,将水和油中待测的物质一点不漏地‘取’出来。”

怎样捕捉小油珠?组长钟玉征拟定了分离提取步骤,教授李正新、讲师周黎明、实验师刘景全采取“空气”捕捉的方法,在放大镜下密切协同,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把这个小油珠吸了出来。查出这个样品中含有毒剂降解产物,由此打开了整个分析检测工作的局面。

接着,各专业组又认真研究情况,克服重重困难,于12月3日夜里发现神经性毒剂“辛基沙林”的降解产物,这正是试验要求查出的关键物质。根据这个信息,大家一鼓作气,连续作战,终于查出了29个样品中的全部化学物质。最后,专家组全体同志对所有鉴定出的样品物质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把所有图谱和数据都重新进行核对研究,直到确有十分把握后,才提出确定性意见。

12月14日是联合国规定的交卷期限。这天凌晨3点,实验室里仍然灯火通明。专家们对所有测试的数据、图诺作完最后一次审核。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决定对其中一个数据再作一次“旁证”。

正在人们为是否叫尹兆杰来操机而犹豫时,他来了。这位27岁的助理实验师,参加测试的第6天,终于做出了最后一个数据,专家们才向赫尔辛基发了电传。

测试报告发出之前,陆宝嘉思付再三,建议精益求精,再附上一张图。这图,标明了此次“联试”具体模拟的是一家DDV(敌敌畏)工厂,29支管子里的样品分别来自原料罐、产品罐、废水、废气。当晚8时,钟玉征领导的6号实验室代表中国,用电传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技术秘书处报告了实验结果。

14天以后,12月28日,中国防化专家们收到了配样国于10月30日向各参试国实验室发出的一份背景材料,也附有一张图,图上也标明模拟核查的是一家处理DDV原料的农药厂,29支管子的样品分别采自哪里,与中国专家上报的图表完全一样。

第2轮“联试”要查找的这种神经性毒剂,只有荷兰、瑞士、中国3个国家找出来了。可为什么人家找到的是毒剂本身,而我们找的只是毒剂的降解产物?中国的专家们虽然对自己为什么获得这样的实验结果已经有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在日内瓦举行的专家会议上,钟玉征仍然以一个科学家的诚实态度,博采众长。

外国专家对照测试记录,发现中国收到样品晚了13天,收到背景材料晚了58天。这一对照引起全场再次轰动;中国是在全然不知具体背景的不利条件下,却取得检出率最高纪录。

中国防化专家以他们的坦诚,赢得了各国专家的尊重。

在此后参加的历届“国际联试”中,我军防化专家再接再厉,又取得了十次名列前茅的成绩,为我国我军赢得了荣誉,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我军防化兵,向世界证明了维护人类和平的信心和实力,为化学武器最终走向坟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完)

【陈辉,新华社原北京军区支社社长,高级记者,大校军衔,获新华社“十佳记者”荣誉。撰写出版了《世界王牌败兵录》《沙场淘金百战归》(上下册)《军旗下的铁甲雄师》、《军旅岁月拾零》(一至五集)等9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新闻作品2000余篇。新闻和文学作品先后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一等奖、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赛一等奖、伊拉克战争报道奖、国家抗震救灾报道奖等50余个奖项,新闻作品收入国家语文课文。先后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4次,获国防服役金质奖章;简历被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和《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作品被收入《中华文库收藏作品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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